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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办经济，无论是国家（皇家）企业还是国家（皇家）特许垄断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经济中与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权利的市场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务的财政承担者，而就是“公权私用”的聚敛机器。无怪乎不仅今天自由经济学的鼻祖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等古典学派对此反感，社会主义的祖宗马克思也认为这样的“国家干预”与“国有经济”比自由放任更反动！
但是如今的全球化中的确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似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竞争不过“19世纪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又竞争不过“17世纪的资本主义”。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未必可持续，但是它应当引起关注。那种以“地方政府竞争”来解释“中国奇迹”的说法倒是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好多地方不择手段地竞相“招商引资”，其提供的条件的确具有任何民主国家（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偏重自由竞争的国家）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条件当然包括低工资低福利，但也同样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迁带来的用地便利、野蛮城管驱逐穷人创造的“高贵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谓“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无论“新自由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能够把这些谓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20世纪、19世纪与17世纪资本主义”的竞争？
但就是这些条件促进了“中国奇迹”。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至于血汗工厂比福利国家有“优势”，就更不用说了。不要说国际竞争，国内竞争就明摆着：美国的汽车业，工会强大、福利最好的底特律三大“社会主义汽车厂”现在都陷入谷底，而美国南方那些工会弱、福利少的日韩资“资本主义汽车厂”日子都还可以，要是他们再像我们那样用“农民工”搞“原始积累时代的汽车厂”呢？那还不兴旺死了，能有我们中国汽车业的戏？最近沃尔沃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高福利国家瑞典的沃尔沃几年前就不行了，卖给了低福利国家美国的公司，现在美国又不行了，再卖给负福利国家中国的公司，整一个故事刚好坐实了张五常的那句话：天下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过去他们为什么行？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人比我们的卖命，而是因为今天好汽车所仰赖的一切，从原理、技术、材料到款式都是他们的发明创造（这就是他们“模式”的优势）！我们如果不加入全球化，工人再卖命也只能造些没人要买的“老牛车”。但是现在全球化使我们能够把他们创新的那一切都学得来，而我们能使工人如此卖命，他们却学不来。于是我们就显得比他们行了。道理不就那么简单吗？
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靠这种“优势”真能把他们竞争垮了（前提当然是我们自己要继续为这“优势”付代价，而且由此积累的矛盾不会爆发），全球汽车业就靠我们这种“卖命模式”一家独大，那今后谁来创新呢？全球汽车业的未来在哪里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厂，没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购买力，我们的产量再大又让谁来买？我们“模式”最大的问题即产能过剩的问题到那时不会蔓延到全世界吗？
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我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而相反的趋势，即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权”地区对“低人权”地区状况改变的作用。我曾引证当年欧美在南非的企业实行“苏利文原则”（外资企业不搞种族隔离，并引进西方式工会等）促进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与黑人权利的进步来说明。我把这两者分别称为“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但哪一种影响最终胜出，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谁“学”谁？
事实上无论政治关系如何，只要经济上加入了全球化，上面两种影响就少不了。尤其像我前边讲的：今天西方那种“左起来国家要为百姓多掏钱，右起来国家要向百姓少收钱”的体制形成民众高消费高透支（欧洲表现为高福利高赤字）的激励，而中国那种“左起来国家就向百姓多收钱，右起来国家就少为百姓掏钱”的体制造成民众低消费高生产、正“需要”有人来透支他们。于是“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就形成了所谓Chimerica（中美互补，其实也可以看成中西互补）现象，而且还似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互相依赖”。西方通过透支维持高消费并缓解其债务困境，中国通过“被透支”获得高增长并克服其过剩危机。但是这次危机使这样的全球化互动方式显出其不可持续性，于是在两边都出现了变革的要求。
由于目前阶段的危机在西方更为突出，而且西方言论自由，社会情绪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们首先表现得乱了分寸。美国要加强监管，欧洲要降低福利，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日子难以为继，而民众也深感烦躁。于是有人说，美国也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了。
但说实话，美国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与其说是济贫不如说首先是“救富”，这连福利国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谈“社会主义”？至于奥巴马医改倒确实有福利国家的趋向，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但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会主义”，说是学欧洲还庶几近似。说是学“负福利”的中国，岂不南辕北辙？
我曾指出宪政民主、尤其是普选民主天然有公共福利倾向。反对民主的李嘉诚先生说“民主将导致福利社会”（大陆也有因厌恶福利而反对民主的类似言论），就事实而言不能说他错。当然民主未必一定导致瑞典式的高福利，但民主制下不论高低，肯定会导致正福利，像我下面还要讲到的“负福利”，在民主国家肯定是没有的。社会保障在西方也几乎与市场机制一样历史悠久，绝不是有了苏联式国家才开始的。所谓罗斯福“学苏联”、奥巴马是“毛巴马”之类说法与1930年代有人说罗斯福学希特勒一样，都是反对福利国家的右派人士攻击之词，福利国家的拥护者从来竭力否认。这只能说是极权国家的“国家管制恶例”给反福利人士提供了借口，使人们对民主国家的干预也心生疑虑，因而阻碍了福利国家建设。怎能反过来以这些“泼脏水”之词来证明社会保障就是学的极权国家？
恰恰相反，倒是今天中国正在出现的低保、全民医保和廉租房这类并非按特权身份分配、而就是面向贫弱者的福利制度，以及与过去的强制收容相反的、被描述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济制度，才是我们改革前从未有过、如今向西方学来的东西。
但是，这当然不是说西方就不可能“学中国”。相反，自由与福利尽管都很重要，但目前这场与西方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相关的危机的确使人眼热中国：那里的马儿可以不跑，而民众还必须供之以山珍海味，就像方绍伟先生最近概括的：“好政府日子难过”，“坏政府日子好过”，不学中国这日子好像没法过？
当然，这决不是向中国学“社会主义”。但“世界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老实说，张五常这话不是一点谱都没有。上海的李巨廉教授最近戏言：1949年“社会主义救中国”；1978年“资本主义救中国”，1989年“中国救社会主义”，2008年“中国救资本主义”。这最后一句其实就是：中国的“专政”可以免除“民主给资本主义带来的麻烦”。如果美国真的学中国，废弃民主，铁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看你还敢消费？左手取消自由：看你还能消费？如此，美国人的“消费狂”症将立马消失。而美国的汽车企业不是因为“他们工人有力量”而陷入困境吗？跟咱学！取消了工会自治和罢工权利，工人只会自杀但绝不会闹事：谁闹事谁就是“破坏招商引资”，“专政”侍候！这一下，企业还不立刻就恢复了血汗工厂的“竞争力”！
但是美国人能愿意吗？！就算他们愿意，美国恢复血汗工厂来与我们竞争，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们会因美国如此向我们学习而感到很“光荣”吗？（之三待续）
假如西方“学习中国”：关于“昂纳克寓言”
说实话，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众倒确实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动机，因为我们的血汗工厂就是在别人学不来的条件下有了竞争力的。别人不学我们，我们尽管吃苦还能赚个“竞争力”和高增长，别人要学了我们，我们连这也赚不到，这苦可真是白吃了！
我们并不愿意别人也这么干。但问题是全球化竞争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压力客观存在。民主国家民众并不是当代才想“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的冤大头可供他们透支后他们才被惯成了这样。“福利国家病”并非今天才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国家发挥“低人权优势”后，娇生惯养的福利国家才真正遇到了过不去的坎。近来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危机压力下出台减福利、限移民的改革引起政治动荡的现象，是否可以看到某种“中国化”的端倪呢？
去年我曾跟德国朋友讲了个“昂纳克寓言”：东德前统治者假如没有遇到民主化，而是因羡慕“红磨坊”而放弃了乌托邦，在政治上保持柏林墙的情况下开放经济，用“专政”手段“招商引资”，把全东德变成个大号血汗工厂，那边的资本全给吸引过来，这边的廉价商品再覆盖过去。那时就不是东德的失业问题，而是西德的失业危机了！如果危机大爆发出了乱子，甚至东德统一了西德都不是绝无可能！即便不至如此，西德为了与东德竞争也必须学习“低人权”，实际上也就是被东德所“演变”。当然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17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0世纪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专政资本主义”打败了“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你们东德人愿意看到这样的“胜利”吗？
显然，尽管民主统一后东德由于变成了和西德大体一样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人权国家，西部资本宁可不远万里投奔中国，也不愿去东德“剥削”那里的民众，致使如今一些东德人因制造业不振失业率高而颇有怨言但是，我描述的那种“胜利”他们更不愿看到。尤其是如今怨言更多的东德左派，就更不能接受血汗工厂的“胜利”。而西德人不能接受就更不用说。所以那种“胜利”其实是双输之局既是东西双输，也是左右（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双输。
这与当年福格尔论证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有点类似：按他的逻辑，如果南方真独立了（也就是没有了与北方的经济一体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南北方经济一体化之下，北方却未必能靠“经济效率优势”改造南方（这是他真正的创见和引起争议之处）。甚至按他的“反事实推论”继续延伸的话，我们说北方反而会被南方所改造也说不定如果北方资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隶受束缚，是无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价商品涌入北方，从而在北方引起大失业与混乱，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学习“低人权”，否则没法赢得这种条件下的“竞争”）。当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优势，没了创新也就没了经济进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进北方技术创新导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这样的“竞争”可能是双输之局。显然，福格尔认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为改造南方的动力。他实际上是以此证明南北战争的必要：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