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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杨曾文
在中国佛教中，禅宗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宗派之一。记述慧能（638－713）的生平事迹和语录的《六祖坛经》，是中国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奉为″经″的文献，是禅宗所依据的重要经典，主张人人生来具有与佛一样的本性，只要能够自我体认自性就能达到解脱，所谓″识心见性，自成佛道″。
《坛经》在流传过程中曾多次被修改补充，形成各种不尽相同的本子，有的早已佚失，有的还保存下来。下面按时间顺序略作介绍：
一、《坛经》祖本，或可称之为法海原本，由法海集记而成。成书时间当在慧能去世的唐先天二年（713）至神会在滑台与北宗僧人辩论禅门宗旨的开元二十年（732）左右。
它的内容当以慧能在大梵寺授无相戒和说摩诃般若蜜法的部分占据最大篇幅，後面附属缘记部分较少。後来的敦煌本、敦煌新本（敦博本）的主体部分与它差不多，缘记部分至少没有慧能死後二十年的预言，有关《坛经》传宗的描述至多只有强调《坛经》重要性的话语，其中也没有禅宗祖统世系及传衣付法颂的内容。
二、敦煌原本。当成书於开元二十一年（733）至贞元十七年（801）智炬（或作慧炬）编撰《宝林传》之前。
从现在发现五种敦煌本《坛经》的写本或残片：敦煌本、敦煌新本、北京本、旅顺博物馆本二枚照片、国家图书馆藏″有″字七十九号残片，此外还有西夏文本，从格式和内容字句来看，它们源自於同一种《坛经》。我们不妨称这一《坛经》为敦煌原本，即诸本敦煌《坛经》所据以抄写的本子。
敦煌原本是最接近《坛经》祖本的。可以认为，《五经》的主体部分未变，附属部分有所增加，大概主要是：
第一，″吾灭後二十馀年，邪法缭乱……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
慧能死後二十馀年（唐开元二十年左右），神会在滑台与北宗僧人崇远辩论。增加的这段，意为神会直承慧能之後，传南宗″正法″。此当由神会的弟子，或敬仰神会的南宗僧人所加。以上承神会自许的宗密（780－841）在《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说慧能死前授密语於神会，嘱咐″二十年外，当弘此法″，也可证明这点。
第二，关於《坛经》的传宗部分。韦处厚《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全唐文》卷七一五）批评神会的後继弟子迷失真义，″竟成《檀经》传宗″，即只是重视以传授《坛经》作为付法的外在形式。据此，这部分当是由神会的门下所加。
第三，五祖传衣付法颂。
第四，从″初传受七佛，释迦牟尼佛第七……菩提达摩第三十五……慧能自身当今受法第四十……″
据北宗史书《楞伽师资记》，五祖弘忍说有十位弟子在十方传法；又说：″後传吾道，只可十耳。″把慧能列为十大弟子之一。此书成于开元初年（约713－716），仍作这种记载，说明当时南北二宗虽有对立，但不严重。北宗史书，包括此後写成的《传法宝纪》皆无祖师传衣及付法颂一类的说法。从现在资料来看，直到慧能去世之前，对北宗态度是相当缓和的。慧能死後，弟子分散各地，势力发展迅速，南北二宗矛盾日渐激化。神会首先发难，为南宗争正统，慧能和神会的弟子群起而响应。大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才将用来证明慧能是正统的祖统说和传衣付法颂之类加入《坛经》之中。
敦煌《坛经》原本的传承世系是法海－－道际－－悟真。悟真生活的时间当是西元 8 世纪中期至末期，或许经他弟子之手又将《坛经》修补，成此敦煌原本。
三、惠昕本，是北宋乾德五年（967）惠昕的改编本。
据惠昕的序，他嫌″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後厌″，以便於世人阅读，於是将此《坛经》分为两卷十一门。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晁迥生前看过十六次，其七世孙晁子健在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依据此本於蕲州刻印，後流传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京都兴圣寺发现，世称兴圣寺本。
惠昕本的传承世系是：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圆会。与敦煌原本传承世系相比，增加了二人：彼岸、圆会；法海的同学道际改为志道。志道是《坛经》所载慧能的十大弟子之一。可见，悟真曾两次接受《坛经》，一次是从法海的同学道际得；一次是从法海的另一同学志道得，最後他又传给圆会。这是《坛经》的两个传承世系：第一，法海－－道际－－悟真所传是敦煌原本系统；第二，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圆会所传是惠昕本系统。从时间上看，後者形成应晚於前者，大约在 9 世纪前中期。从内容上讲，在传承的每一个环节，即从志道到圆会，都有补充的可能。惠昕本主体部分的结构与敦煌本基本相同，内容有增加，语句有相当部分被修改了，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十一章。
惠昕本有不同的刊本，有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的周希古刊本（日本真福寺本），有政和六年（1116）的存中再刊本（日本大乘寺本、金山天宁寺本），有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的晁子健刊本（日本兴圣寺本）。这些刊本的内容虽基本相同，然而也有不同之处。前两种刊本慧能常自称″某甲″，无大庾岭示惠明″本来面目″及风幡之议，也无谈及刘禹锡碑之事，而後一种已无″某甲″称呼，其他内容则有。另外，真福寺本、金山天宁寺本、兴圣寺本的祖统世系全同敦煌本，而大乘寺本的祖统世系已被按《宝林传》改过。
四、契嵩本，成书於北宋至和三年（105）。
据北宋工部侍郎郎简《六祖法宝记敍》，郎简认为当时流通的《坛经》″为时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看到契嵩撰写《坛经赞》，便希望他将《坛经》加以订正，愿意出资刊印。二年後契嵩得到″曹溪古本″用以校勘，编为三卷，此即所谓的契嵩本。郎简批评的《坛经》当为惠昕原本，而契嵩得到的用以校勘的″曹溪古本″，大概是《曹溪大师传》，契嵩据此在《坛经》中补入慧能在韶州遇到刘志略，从其姑听读《大涅盘经》，慧能死後″七十年″的预言及与印宗论佛性等情节。契嵩本被元代的德异本、宗宝本《坛经》所继承。
五、德异本。德异本刊印於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
明以後的《坛经》多印有德异之序，认为当时流行的《坛经》″为後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他所说的《坛经》或为敦煌本，或为宋以後十分流行的惠昕本。德异说自己幼年曾见过一种″古本″，後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於在一位″通上人″处找到此古本″全文″，於是在吴中的″休休庵″将此本照原样加以重刊。此即所谓德异本。
那麽，德异幼时看到和他据以刊印的古本《坛经》是什麽呢？此当即契嵩本《坛经》。高丽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所刊《坛经》是元代大德四年（1300）的翻印本，前面有僧万恒写的序，说″中吴休休蒙山异老（按，即德异）……寻得大全之古本″，刊印之後，於大德二年（1298）托商人送到高丽，嘱咐刊印流通，万恒便重刻使之流传於世。可见，高丽大德四年的刊本及明嘉靖三十七年的刊本皆属德异本。此外，元代延佑三年（1316）、清光绪九年（1883）的刊本也是德异本，朝鲜古代流通的《坛经》几乎全是德异本。德异本与元代宗宝本相比，在正文方面差别很少，但章节和排列次序有明显区别，前面原载的《略序》被宗宝改为《六祖大师缘起外纪》附在书後，二者所附文字也有不同。
六、宗宝本。成书於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
此是明以後最通行的《坛经》。明永乐《南藏》（密）、《北藏》（扶）、《嘉兴藏》（扶）、房山石经（万历四十八年刻石）等都收有此本，至於单刻本也多属此本。宗宝的跋文说，他因有感於契嵩的《坛经赞》，开始留心《坛经》，出家後″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雔，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
看来宗宝看过契嵩的《坛经赞》，并且也有契嵩校编的《坛经》，在此《坛经》前面刊有《坛经赞》。他所说的三本，也许是惠昕本、契嵩本、德异再刊本。他说的″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不好理解，因为迄今没有发现元代以前缺此部分的《坛经》本子。
与德异本相比，宗宝本没有重大变动，主要改变为：将品目由四字改为二字，如将″教授坐禅″改为″坐禅″等等；割裂和合并品文，如将″悟法传衣″分为″行由″和″般若″二品，把″法门对示″、″付嘱流通″二品并为″付嘱″一品；在段落的承接之处有增删字句，也有改变前後次序，把正文改为小注等情形。
如果德异本即是契嵩本的再刊本，那麽，宗宝本所用的底本是契嵩本，而德异本是他的重要参校本。这样，对於宗宝本内容与德异本基本相同，前有契嵩的序及《坛经赞》的事实就可以得到解释和理解。
七、曹溪原本。此当即契嵩本的再刊本。
据元代德异本《坛经》之序，德异是照所得到的″古本″的原样刻印的，没有作任何改动。这一″古本″当即契嵩本《坛经》。
现存明代成化七年（1471）刊印的《坛经》的编排、内容与朝鲜流行的德异本《坛经》完全相同，正文没有德异的序，後面所附″师入塔後……″的小字记事中也没有一般德异本刊载宋太祖、仁宗、神宗等的尊崇六祖的事迹，也没有″大元至元二十七年……″的文字。明成化本《坛经》的前面有明宪宗御叙，其中说：″命廷臣赵玉芝重加编录，锓梓以传″。实际上不是重加改编。正文虽与德异本同，但没有德异的序，附记又不同，特别没有仁宗、神宗追赐慧能諡号的记述，很可能就是编于仁宗至和三年（1056）的契嵩本。
此本《坛经》多次刊印。据清顺治九年（1652）刊本《坛经》的跋文，明成化本刻于曹溪，被称为″曹溪原本″，从明至清刻印过四次，是有意不用″宗宝改本″而刊印流通的。
综上所述，《坛经》问世以後有一个多次改编和演变的历史，先後形成多种不同的刊本，可以认为是禅宗思想和历史发展的反映，考察和研究不同刊本的《坛经》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