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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３日凌晨１点，周恩来约见潘尼迦大使，这是他通向华盛顿惟一可行的渠道。这位印度人发现，周恩来在今天清早的会面中像以往一样谦恭迷人，丝毫未显示出焦躁的表情，但是在简短地感谢了尼赫鲁为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后，总理迅速转入正题。他说如果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像麦克阿瑟将军断然宣称的那样要发动进攻并进入北朝鲜，中国将被迫参战。外交部通过其他的中立国渠道向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机构发出了同样的危急警告。但是，使用如此多的传播渠道来发出这一警告，看上去似乎又是运用了宣传手段。过去，周恩来的这种大张声势的手法曾起到了巨大反响。不管怎样，潘尼迦这位诚实的印度人却不辞辛劳地注视着中国问题是否能得到理解。但是，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却怀疑他在打中国牌。
尼赫鲁及时地将这一信息转达给华盛顿。但是，杜鲁门总统怀疑潘尼迦的公正，将周恩来的警告视为一项对联合国明目张胆地敲诈。《时代》周刊将其驳斥为“仅仅是宣传”。据说，麦克阿瑟将军认为，进入北朝鲜会感到自在些。结果，他的确这样做了。
因此，周恩来的威吓兑现了。毛泽东三天三夜在他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周恩来则沮丧地通知官员们召集一次会议。他说：“如果必要，我们必须准备好从沿海省份撤回到内地，并且为了准备一场长期战争要把西北与西南变成基地，”
中国志愿军进入了朝鲜。麦克阿瑟声称，他不认为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他的道路。但是，中国军队阻止了美国人向前推进的速度，并终于把他们从北朝鲜赶了回去。在紧张的战争中，周恩来的身体有点顶不住了。官方的说法是他因工作过度而患了病。毛泽东建议他到海边胜地旅大去疗养。他好像花了一些时间与妻子在海滨疗养身体。待他返回北京重新工作时，俄国人已提出停火建议。这一建议最终导致了两年后在朝鲜的停战。
事实上，美国人抑制住了跨进中国及对中国进行的轰炸。他们不想在此时与中国人较量。据周恩来的一位同事说，周恩来后来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孩童般的口吻对此事进行了评价。他说，“帝国主义政府的领导人是些平庸小人，你只需用激烈的斥责来抨击他们，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就老实了。”还有一次，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如果你把帝国主义者打得使他们感到疼痛，他们就会向你求和。”这是中国的政治语言，而周恩来必须擅长于此以保住他的地位。这种语言是要从心理上补偿中国对世界事务的无能为力感。
中国政府计划用３年时间来恢复生产和进行建设。但是，这一切都分散了它的力量。它必须重新改变中国的管理体制，应付对共产党改革的不断抵制活动。作为总理，周恩来无法逃避卷入共产党的镇压工作。例如，１９５１年初，他不得不宣布在前１０个月中一个省处理了２．８万多反革命分子。他在所谓“三反运动”中同样走在前面。这场运动始于同一年，是为了反对贪污、浪费和极度的官僚主义行为，很多人为此受到处分。
竭力把红军①留在朝鲜境内，是在无情地消耗中国的有限资源。１９５２年夏季，周恩来带着国防专家前往莫斯科，强烈要求克里姆林宫尽可能给予补偿，中国人用鲜血在朝鲜捍卫着俄国的利益。据说，赫鲁晓夫说话时以一种屈尊相就的态度将周恩来形容为“一个聪明灵活的、目前我们能交谈的人”。通过几个星期不停地争论，周恩来说服斯大林同意放弃半殖民主义的特权。这些特权在第一次谈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进一步增加苏联的经济援助。不过，周恩来不能感到满意。它的数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与中国战士包括毛泽东的儿子做出的牺牲相等。
第三部 开国总理第7章 文化大革命（1）
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斗争变得激烈起来。刘少奇对巴基斯坦和缅甸进行了一次官方访问，他显然希望像周恩来那样从这类出访中获取一定的声望。
当毛泽东在广东附近休养时，周恩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在一些日共成员拜会毛泽东，希望说服他更多地与苏联合作时，出现了一种令人尴尬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大发雷霆。因为他的部下对他封锁消息，他是从日本人嘴里才得知中国人已经与这些日本来访者签署了一个联合公报。在公报里，周恩来保证中苏将进行合作，以援助被围困的越南。而且，苏联给越南军队的装备实际上正通过中国的铁路运往越南。毛泽东当着日本客人的面对他的手下进行责难，这时周恩来的处境似乎不太妙。可周恩来的力量就在于他是毛泽东的副手中惟一能够习惯性地避免对这类挫折作出反应的人。他不对毛泽东的全面权威发起挑战，更不加入他的反对派，而仅仅是平静地接受毛泽东的责难。
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谈到文化革命的意义：
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正在我国兴起。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激烈而长期的斗争。我们必须在所有的学术、教育、新闻、艺术、文学和其他文化领域里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问题。
５月份，文革这场戏只是在北京这个相对小的舞台上展开的。当时的北京市委由彭真所掌握。毛泽东的激进追随者们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来驱逐彭真和其他较低层的刘少奇的支持者，以便用左派来代替他们。这一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进行的。北京大学人所共知的汉字缩写为“北大”。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北京的形形色色的“右倾分子”。激进的青年人认为他们的行为和决定既非社会主义又不民主。既然报纸和电台在很大程度上都为那些“右倾分子”所控制，那么这些大字报就为年轻的激进分子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传播媒介。别的学校的学生和企业里的年轻工人来到北大抄下这些大字报，然后回单位散发，因此这些“革革命者的命的革命者”的目标、战略及他们的情绪很快就会传遍全城。
然后，红卫兵首次登上了舞台，在北京和别的一些城市里，他们围攻“右倾分子”、行政官员或企业负责人，把他们扫地出门并试图接管他们的机构。这样，“左派”取代了“右派”并向着一种更直接更彻底的社会主义航行而去。
１９６４年开始的社教运动此时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由共产党积极分子组成的工作队到农村去纠正一些坏苗头，尤其是纠正由于政策有利于富裕农民不利于贫困农民而造成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据说，刘少奇对这次运动所持的态度惹火了毛。
６月下旬，周恩来出现在欧洲。在那里，他为中国正发生的事进行了辩解。他对罗马尼亚人说：“我们决心清除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用来毒害人民的所有旧思想、旧文化及旧的传统习惯，并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和文化来取代它们。”但周恩来离开布加勒斯特时没有与罗马尼亚人签署联合公报，以表示他对东道国总理毛雷尔“不加掩饰的愤怒”，因为正如某些记者所描述的那样，毛雷尔想在中苏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政策。为欢送周恩来而举行的最后一次群众大会中断了两个小时，原因是两国总理发生了争吵。最后，周恩来取消了他的告别演说。
在阿尔巴尼亚这片更为友好的土地上，周恩来能够发表更为积极的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正在运用毛泽东思想粉碎那些阴谋夺权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阴谋。
周恩来回国后发现派到农村的“社教工作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的工作方法过于简单，而不是以教育为主。毛主义者以此为把柄对刘少奇展开了全面夺权行动。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抱怨说红卫兵毁坏了她父母的坟墓，他们认为那是属于“四旧”的东西。周恩来知道后进行了干预，他让人修复了坟墓并把墓碑重新树了起来。红卫兵又把矛头对准一个著名的掏粪工人①，当时他已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显然是因为他曾受过刘少奇的庇护。周恩来质问红卫兵，“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吗？去攻击一个掏粪工人？”在他的干预下，这个工人从农村回到北京，并得到治疗和道歉。
这时周的很多时间是在与那些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学校的学生们一起度过的。
他在舞台上扮演这样的角色，鼓励学生们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并要求他们要遵守纪律。他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红卫兵联络中心，尽管此时已经明显无人能使所有这些年轻人按一个模式去思考和行动。有一天，他凌晨４点就去外语学院读大字报。他解释说：“毛主席要我进行调查，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他是否已考虑到他不久将为他的平静、尊严、甚至安全而与这些学生进行智力上的较量？当他在另一个学校吃午饭时，他像往常那样坚持要付钱并要求食堂开一张收据。８月份他至少接见了２０批清华大学的学生并亲自去了４趟清华大学。在左派红卫兵之间的武斗中，有３个学生被打死了，他曾试图从中进行调解以平息此事。
有一次他冒着大雨参加清华大学批判大会，他既没打伞又没穿雨衣，只穿着他平常穿的灰制服，坐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平台的一把湿凳子上，任凭雨水打在身上，结果他身上完全湿透了。数千名淋湿了的学生齐声呼喊：“请总理打伞！请总理打伞！”周恩来说：“你们不是送给我一个红卫兵袖套吗？既然你们在风雨中锻炼，那么让我也与你们一起锻炼吧。”
他在那里一直坐了３个小时才轮到他发言。群众显然都被他的行动所感动。最后，他领着大家一起高唱文革赞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但身为伟大舵手的毛泽东却担心不能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并保证以文化大革命为先导的激进政策的实施。当他的批评者妨碍他的计划实现时，他便像以往那样求助于军队。忠于他的国防部长林彪，从别的军区调部队开进北京以保证毛泽东的意愿而压倒刘少奇的追随者的反对。北京不再是“彭真的堡垒”了。毛泽东本人也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加入大字报运动，写出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出了他特有的令人惊恐的无政府主义信息。这时，中央委员会在这些压力下，认可了这条新的路线。但这是在周恩来施展外交手腕进行谈判，制定了一系列重要而明确的对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措施之后发生的。
这些限制措施就是在８月８日由一些领导人通过的所谓的“十六条”，它保证经济、政府部门，尤其是科学家将不受这一新运动的影响。这个妥协仅以微弱的多数得以在中央委员会上通过。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没有被清洗，他继续主持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工作。
许多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在正常情况下是周恩来的支持者，此刻他们消除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韩素音写道：“显然，如果周恩来支持这场运动，那它就一定是正确的。”另一个评论家更精明地写道：“周恩来跟着毛泽东走，但又落后三步。”他心里一定非常清楚他在过去２０年中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府机构仍面临着威胁。毛泽东认为政府机构已经腐化变质、故步自封，应该完全推倒重来。“十六条”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仍是个未知数。周恩来这时采取他惯用的策略，尽可能地保护政府机构。
如果不了解中国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的复杂性，那就无法理解此后３年里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命运的沉浮。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的任何一个时刻，至少有２—３个极不相同的主要事件正在进行之中，它始于毛泽东对某些作家的攻击，然后是北京市市长受到攻击，最后是刘少奇本人。但我们在这里必须提到社教运动，由于参加社教运动的领导人认识不同，最后该运动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上面所说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斗争就是在社教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从根本上看，权力的斗争、组合及意识形态运动使得中国各地不同的单位企业、地区能够暂时发泄他们平时所抑制的挫折感和敌对情绪。文化大革命是一盘由混乱、讨伐、争权夺利所组成的大杂烩。因此，周恩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