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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和缺粮区，在这里他们有时甚至只有靠吃自己的皮带才能维持生存。周抛弃一块跟比利时一样大的根据地，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远征，相当于从伦敦徒步到东京，或从纽约到里约热内卢。
他失望吗？后悔吗？他那发动一场革命的希望再次落空了。这时他才明白，他只好同那些观点与经历都极不相同的人联合战斗了。他或许猜测到，即使俄国的帮助确实能实现的话，它也会带有操纵性。
他又一次携带几件随身用品踏上了征程。警卫员扛着两床毛毯、一床被子、一个包。包里装的是换洗衣服和一件羊毛衫。这样的话，还可以用它当枕头。最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铜墨水盒及他那个人们熟悉的长方形公文包。包里保存着他用过的铅笔、地图、指南针、夜晚伏案工作用的放大镜。长征途中，他的夫人邓颖超大部分时间都患着结核病。有一段时间周本人也不得不躺倒在担架上。
周率领着中央纵队，包括根据地政府机构（一个印刷厂、修理厂及造币厂），还有军事指挥部及所有妇女儿童。毛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这支部队携带着易受攻击的辎重，在中国南部翻山越岭，一直向西部山区挺进。为了减轻负担，造币厂和印刷厂等沉重装备一个一个地被丢弃了。
第一军团没带地图就向困难的农村地区进发了。结果，他们不得不返回加入中央纵队。白白浪费了一周的时间，也使国民党的追踪更加逼人。周对毛的抱怨给予冷静解答，说这种错误是情报有误所致，领导是无可奈何的。
有一次冒险行动是横渡湘江。这次渡江损失了很多兵力，但突出了蒋介石的封锁线。不久，他们到了贵州。在这里的一天晚上，周遇到了一场大火，一名敌人的纵火犯点火烧了周住的房屋。警卫员不得不引他逃离险境。
在贵州边界的黎平，他们就是否改变方向，向北进军，并趁身后的国民党部队不备之际溜走等展开了争论。毛断然反对向北这一提议。他坚决主张继续向西，深入贵州境内，那里的国民党部队防备稍弱一些。这次，周加入了反对李德的行列。总之，他是被李德的个人习惯所激怒了，不仅是他的好色（长征途中，他身边曾带着一位“中国夫人”），还有他不停地要烟要酒，而这些东西已越来越难弄到，价格也日益昂贵。因患疟疾，李德只好不出席这次特别会议。他回忆说，当他询问周会议的最后决定时，“他很不耐烦地作了回答。这一举动在这位如此沉静、自制的男人身上是不同寻常的”。
但是，饥饿使他们得以和平相处。因为这个省粮食匮乏，红军一来，当地居民全跑了。
天一片漆黑。为了让身后的同志跟上队伍，夜间行军时每人都在背上系一条白毛巾。有一次，周的警卫员摔了一跤，把他放在周书包里的粮食撒了一地。周让他把自己的那一份拿去。警卫员后来充满歉意地说：“我弄到了一点烧谷子，你要一点吗？”
“烧谷子？”周怀疑地问。“好吧，给我一点。”这总比什么东西都没有要强多了。
１９３５年新年，周来到了贵州北部的遵义。这时天下着大雨，周全身湿透了。他跟毛一起坚决要求李德下令停止前进两周，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局势。１９３５年１月召开的这一遵义会议成了当代共产主义史上最有争议的会议之一。会上，毛成功地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开始只是临时的，但毛确信自己的位置以后是会得到认可的。作为党的头号人物，他再也无需向任何人让步了。
遵义会议在毛对军事指挥问题发起不断攻击之中拉开了序幕。这一军事指挥，原则上讲是由李德掌握的，也有他的中国同志参与。后来，朱德将军也对毛的抱怨给予了决定性的肯定。博古站出来为官方的领导工作辩护，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辩护。
鉴于博古曾训斥人们看不到党在国际环境中的处境，并明确批评了毛泽东那一部分人的毛病在于其狭隘的农民基础，周坦白承认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领导们的战略错误。这使他们甚感惊讶。不等别人说话，周就接着建议毛从事红军领导工作，“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也无法救他们脱离批评的漩涡。周没有诿过于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们。这些人都曾相当认真，逐字逐句地像教师般地解释过撤离江西根据地的道理——包括后来对共产党不利的诸多客观因素，如国际上对蒋介石的支持，共产党力量在国民党中国的薄弱。与此相反，周则强调主观因素，包括党在群众中及国民党部队中进行的不适当的政治工作；游击战在兵力部署上的失误；各种战术上及行动上的军事错误。韩素音写到，周坦率地告诉同志们，毛“观点正确，我们应当听他的”。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人，是会受到大家钦佩的。正是这样，周逃脱了批评，而博古和李德则未能幸免，这样就有可能使毛泽东把红军内的不满者的批评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周本人则受到了宽恕。
由此，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毛周之间在遵义达成默契是很有可能的”。有一位历史学家甚至提出，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红军开始长征前，周毛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李德的评论是，“不出所料，周恩来大获全胜，走到了毛的一边。”
在遵义，毛主张的决议总算通过了。决议审查了“博古、周恩来和李德等同志所犯的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并把他们的错误定为在反第五次“围剿”中采取了单纯防御路线。还有一个次要的错误是，在江西突围中以安全为借口，忽视了政治动员工作。
毛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的胜利。周仍是红军总政委从事军事的领导。但是，毛的这一胜利只是险胜。毛泽东后来说，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人们可能以为周对自己与毛的政治联合会感到难堪，其原因不仅在于那几年他曾批评过毛，也在于毛不赞同周所向往的那种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周曾希望过某种超越狭隘的农民眼界的更高级、更城市化的东西。
作为一名外国人，李德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还是准确、公正的。据他说，当周确实站到毛的一边时，他“至少部分地违背了他那良好的判断，成了毛的最忠实的拥护者”。正如埃德加·斯诺两年后所指出的那样，周后来再也没有动摇过对毛的忠心，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他以“毛的行动计划的最得力的执行者”而闻名，同时又被称为“管家”——一个执行家长命令的人。据一位同志说，毫无疑问，周在遵义会议上承认了自己没有野心，所以毛才能把他当作一位“老练”的参谋而不是当作对手接纳了。
从某种角度说，因为克里姆林宫选定的中共王位接班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王明对毛构成了威胁，所以周才能较顺利地进入毛的圈子。毛王之间的敌对，被联合起来击败国民党围剿的需要所遮盖了。周从未亲近过王。他支持王也不过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或战术上的原因。因此，毛对周独立于王的集团是十分放心的。
遵义会议上，周同自己的追随者即所谓的黄埔派关系的疏远，是影响周与其党内伙伴们关系的又一个因素。黄埔派现已包括许多才华横溢、颇有影响的人物，在遵义那种进退两难的特殊军事环境中，周不会指望他们的支持。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红军官兵们当时需要的是这样一种领导：他善于作战，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游击战略，对于红军即将扎根于其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有强烈的感情。显然，毛是这一人选。
红军领导人之一的林彪后来指责毛在遵义会议后所采取的“见敌就跑”政策的“破产”，而周的态度却很客观。他镇静地说，你们应当“走着瞧”。
周的思想的这一大转变，很像是汕头往事的再现，而且在战斗失利时把指挥权交给自己的主要批评者，这种做法不失为一个良策。再说，当时周的身体欠佳，无力担负长征所需要的领导重任。
总之，尽管周对毛有许多意见，但他仍被这位传统的却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所倾倒了。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也许，农村根据地的峥嵘岁月已把周在天津——巴黎——上海所形成的有关中国革命城市化的观点的锐气全磨掉了。中国农民必须加入到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深深地触动了他。作为一个机灵的城市人，在农村范围内可能没有多大帮助，但是他可以作为那位可信的农民领袖的助手，提供了解国外形势的渠道和使其思想观点更闪闪发光的人。
就连周的警卫员也渐渐被他培养成了共产党员。周曾住在一座家具雅致美观的房里。他的部下十分喜欢屋里那些值钱的东西。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在打扫房间时拾到了一枚金戒指。因为过去从未见过这种玩艺儿，魏便把它戴在了手指上。第二天，当他给周打洗脸水时，被周发现了。魏正要离开，周责怪地问：“魏国禄，你知道三大纪律吗？”（红军的这些基本行为准则包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魏说自己对这些纪律很清楚，而且也照这样办了。
周指着戒指，说：“很好，那么，你手上的戒指从哪儿来的？”
羞愧满面的新兵可怜巴巴地交出了戒指。
一旦作出决定，红军便离开遵义，迅速向西挺进，向着云南山区前进。作为新的由毛泽东、王稼祥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周忙得焦头烂额。在远离内地后，国民党部队减少了。这是长征途中一个相对太平的时期。
在云南山区，有天晚上其他人早已就寝，周却挑灯夜战，全神贯注地在研究作战地图和情报。最后，他来到屋外漫步。
“口令！”（通行口令）路边的值勤战士喊道。
“我是周恩来”，他忘了回答口令。战士马上认出了他。周请他到房里聊天，烤烤火，暖暖身子。
大约是在午夜时分，战士接受了邀请。进屋后，他看到周的脸“几乎被长长的头发和胡子”盖住了。他关心地询问这位长者的身体。
“还说得过去”，周答。“去年出发时，突然得了感冒，总是复发。非常讨厌。”
接着，他们又谈到抓来的那些有钱商人。这些人也跟红军一道在行军。这位战士以为扣押他们是为了敲诈他们的钱，因为军官们对他们太好了。
周解释说，“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他们的钱。当然啦，如果他们捐献的钱超过了他们一路的花销，我们还是很欢迎的。不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赢得朋友。这些商人都是四川的富户和有名望的人。我们就要到那里去。通过向这些人表明我们红军的良好品行，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这是一项好政策。”
“如果他们是反革命呢？”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如何对付他们。再说，他们也在学习，他们正在把自己那白嫩的脚同我们的脚进行比较，包括你的脚，我的脚——布满老茧与裂口，跟其他同志的脚一样……我们的铁的纪律将使他们相信，我们是革命战士，不是土匪。”
在一个村里，警卫员魏四处为周寻找食物，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点玉米粉和１０个鸡蛋。但是，那家屋里没人，没法付款。警卫员们决定先给周做出来，然后再考虑如何付钱。
当这盘菜端到周跟前时，他坚持要弄清楚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付了多少钱。警卫们犹豫不定，不知如何是好。周开了口：“这么说你们没有付钱喽？”
他们只好如实坦白了一切。周严厉地说，应当把东西送回去。但是，有一人恳求道：“如果给这位村民写张纸条，解释一下这件事，在鸡蛋篮里再放上一点钱，是不是就可以了？”
周只好答应这么做。于是，他们留下一块银元作付款。还有一次，周坐在一棵梨子树下，但他拒绝吃树上的熟梨子，因为无法向主人付钱。
第二部 奋斗第5章 长征路上（2）
在云南，由于他们的到来太出乎意外，所以轻而易举地缴获了许多国民党军需品。有一次，３辆敌军卡车错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径直朝他们开来。结果，红军不费吹灰之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有一辆车装的是火腿、药、茶叶和军用地图等。
当朱德看到这些东西时，周告诉他：“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运输队。我们需要什么，他们送什么，还不要报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