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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攻占柏林和希特勒德国的全面彻底的失败。
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战役过程中，这是在所有方向上发生转折的一天。这是令人疲惫而天气很好的一天。是这样的一天：当终于结束了所有事情，夜间已来临时，可以为庆祝这天的胜利而干上一杯。然而，无论干什么别的事情，甚至是睡前喝杯酒，都没有时间。再说我当时的身体也不容许这样做。
在转入叙述第二天即4月25日的事件之前，我想稍微回忆一下往事。梁赞诺夫开始是政治工作人员，后来当上了飞行员并担任了高级航空兵指挥员。在回忆这位将军的生涯时，我要说他所走过的道路是与众不同的，虽然这在我们部队里并不那么少见。可以这样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是指我自己。我是在沙皇军队开始军队生涯的，当时当炮兵土兵。在我走完从团长到方面军司令员这段道路之前，在国内战争年代我担任过旅政治委员，尔后任后贝加尔上乌念斯克第2师政治委员，远东滨海第17军政治委员。所以说，我也有几年完全从事政治工作。
但是，我现在谈起这事是为了回忆一位很有意思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他去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途中，我和他相识了。我这里指的是远东一个游击旅的政治委员亚历山大·布雷加。他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作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
当时，我们两人是代表远东军队党组织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从赤塔到莫斯科几乎整整一个月的旅途中，我俩同乘一辆车，同吃一锅饭。我俩当时都很年轻，我24岁多，他20岁多，我俩彼此很有好感，相互信任。我喜欢他性格坦直，情意纯朴，平易近人。我们的这种友谊是在经过西伯利亚的长久路途中产生的，并在代表大会期间得到了巩固。
在列宁宣布喀琅施塔得局势恶化，号召派部分代表去参加我们部队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后，无论是法捷耶夫还是我都不约而同地向大会主席团提出申请，准备志愿前往喀琅施塔得，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远东代表团还有谁去了。总之，在喀琅施塔得我只见到了法捷耶夫。
大会期间，我们一起住在第三苏维埃之家。我们的床位是并排挨着的。我们签到后便乘同一列火车前往彼得格勒。顺便说一下，这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的火车。
在彼得格勒那里大会代表被分派到两个方向：部分代表去奥拉宁包姆方向，另一部分代表去谢斯特罗列茨克方向。我和法捷耶夫又被分在一起——两人都去谢斯特罗列茨克方向。在那里，我们被派到同一个集群，准备向喀琅施塔得各编号堡垒进攻。直到分到这一集群，我们才下到了不同的分队。法捷耶夫当了步兵，而我原来是炮兵，现在还是当炮兵。
局势是复杂的，人们的言谈和情绪是十分不一样的。某些学员拒绝进攻，而炮兵拒绝射击。的确，同大口径要塞炮兵和装备有12英寸火炮的起义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作战是困难的。我们野战炮兵的火力当然不能产生直接的效果，可间接效果也是很重要的。在冰上进攻的步兵应当得到火力支援。所有野战炮兵都用来强击叛乱要塞，主要是以火力伴随陆军在芬兰湾踏冰前进。
我们炮兵连的观察所设在利西诺斯沙嘴。就是在这个利西诺斯附近某个地方，我和法捷耶夫当时分手了，他去步兵当政工战士，我则留在这个炮步连也当政工战士。
进攻是十分困难的。冰上面的积雪已经融化了，但水下面的冰仍很坚硬。我们穿着白色伪装服模黑在浓雾中开始进攻。但是，叛乱分子仍然发现了成散兵线进攻的步兵，开始从堡垒和军艇上对步兵进行拦阻射击。12英寸的榴霰弹发出阵阵爆炸声，简直使我们震耳欲聋。岸上同样也不大令人愉快，排炮声隆隆作响，弹坑里可以放置一幢整个两层房屋，而在冰上还要更厉害一些。
但是，最悲惨的并不在于重型炮弹的爆炸，而在于每一发炮弹，不管它能不能带来杀伤，落在冰上就炸开一个大洞，可破碎的薄冰几乎马上又遮住了大洞，叫人不好识别。在阴晦的天气里，在冒着炮火仓卒跃进时，我们的战士不时地掉进这些大洞，马上就沉到底了。
就这样，我和法捷耶夫都成了战争史上不寻常事件的参加者，当时得到战列舰补充防御的第一流海军要塞被陆军强击攻占了。
这是来之不易的。可是，革命热情是这样之高，所有人，的的确确是所有人，从指挥战役的图哈切夫斯基和亲自参加战斗的伏罗希洛夫和德边科到列兵，其中包括我们这些政工战士、大会代表，都充满了一个愿望：尽快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这次叛乱在苏维埃全国的历史关头是一次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令人不安的事件。
我在战斗中没有看到法捷耶夫，每个人都在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在我们没有彻底完成任务之前，在没有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前，不论我还是其他人都不能考虑其他问题。
夺取喀琅施塔得后，我回到岸上来到营指挥所得知：十大代表受命返回彼得格勒。我们的使命完成了。
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我想了许多刚刚经历的事情。我似乎觉得，既然叛乱平定了，那么战争就已经结束了。的确，在远东那里还有日本人和白匪，而我已经不想返回滨海地区：我认为，自己已打完仗了，有理由请求搞民事和平工作。
我向中央委员会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的请求没有得到同意。“不，亲爱的同志，请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调用，它会规定您到哪儿去，干什么的。”
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了决定，于是我就这样一辈子留在了部队。
从中央委员会回到第三苏维埃之家，我看到从喀琅施塔得回来的代表还没有离去。代表大会这时已经结束了工作，可有一种说法，列宁很快就要专门为去过喀琅施塔得的大会代表发表演说。我们欢欣鼓舞地等待着聆听列宁讲话的机会，甚至认为这是对我们到过喀琅施塔得的应有奖励。
的确，列宁马上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给我们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其实是把在大会上作的主要报告又重复了一遍。
在坐得满满堂堂的大厅里有不少扎着绷带的伤员。
伊里奇在向我们讲话，而我们听着他的讲话，倍感心满意足：一是，在喀琅施塔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二是，我们还健在，坐在这里聆听列宁的讲话。
我们感到，今后为了实现列宁报告中包括的那条路线要进行顽强的斗争，尤其是必须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同他们的论战还在大会前就展开了。
列宁讲完话后，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建议合影留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了，我们走出政府大楼，走到室外合了影。
我又（仍然）被派到远东，我回到师里，一直战斗到消灭所有白匪为止。直到1923年，同滨海第17军一起从远东来到乌克兰。
大约在这段时间里，也许再晚一些时候，我在一种杂志上读到了法捷耶夫的第一部作品。但是，直到《毁灭》一书出版后我才知道，在此之前我所不熟悉的作家正是我所熟悉的布雷加。
《毁灭》一书以其真实性给我这样熟悉远东国内战争性质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提到了许多我所见到的人。
后来，我在伏龙芝学院学习时，曾就《毁灭》一书作过全面的报告。应该说，我是带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作报告的。除了介绍书的内容之外，我还回忆了作者，这位旅政治委员和十大代表。
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之间的二十年，我仅仅见过法捷耶夫一次：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而且还是一次小型的代表大会上。我记不清见面的原因了。
现在是伟大卫国战争了。我指挥第19集团军。战斗在斯摩棱斯克和亚尔采沃方向上同时展开。这时，三位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和叶夫根尼·彼得罗夫来到我这里。
我认为，我们在这十分艰难的日子里的会面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作家来说，会见的益处在于他们看到了战争，而对于我来说，好处在于我体会到了国家非常理解我们的难处。于是国家的优秀作家就来到我们这里，来到士兵中间，下到前线，下到战斗行列里。我毫不隐瞒地说，在那些日子里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精神支援。此外，这又一次证明，苏联的先进知识分子准备完全与自己的人民共命运，他们相信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临走时，三位作家答应要写自己与第19集团军军人会面的文章。的确，后来只有叶夫根尼·彼得罗夫实现了自己的应诺。他在《星火》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很好通迅。
战争期间，我第二次见到法捷耶夫是1942年冬季，当时我任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加里宁已经被收复。在随后的进攻战役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到了我们方面军。
战后我也见到过法捷耶夫，可是这里我只有意识地回忆他在两次战争——国内战争和卫国战斗中的情况。
4月25日
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和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步兵第128军（军长为П·Ф·巴季茨基少将）一整天都在柏林南部进行激烈的战斗。坦克兵们摊上了不寻常的任务——强击筑垒城市，攻占一幢幢房屋，一条条街道。
雷巴尔科的坦克兵攻占大城市已经有很多次了，并且几乎总是采用机动和迂回的方法，迫使敌人撤退或逃遁。而在这里必须一寸寸地攻占，并且还是在这种条件下：德国人装备有充足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这给坦克带来很大的危险。
坦克兵的逼攻取得了胜利：这天傍晚，他们向柏林市内推进了3—4公里，肃清了采伦多夫区和利希特菲尔德区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并且展开了夺取施特布利茨的战斗。
轮番进行强击的残酷斗争要求我们建专门的战斗组织——强击队在夺取柏林的战斗中，每一个强击队编有一个排到一个连的步兵，3—4辆坦克，2—3门自行火炮，2—3门重型火箭炮，一组携带强大爆破器材的工兵（应当说，他们在柏林战斗中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和几门随伴直瞄火炮——85毫米和122毫米加农炮，以及152毫米和203毫米加农榴弹炮。
越往后，我们的坦克兵与步兵的联系就越牢固，越密切，坦克在城市战斗条件下处境困难。坦克的能见度受到限制，在狭窄的街道上和居民稠密的街区尤其如此。而步兵的视界宽广，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帮助坦克兵。坦克兵们尽管都很英勇顽强，可是并不能独立地在巷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雷巴尔科的部队在柏林城内战斗时，列柳申科的部队继续在波茨坦东南为夺取哈弗尔河渡口进行战斗。列柳申科的近卫机械化第6军强渡过哈弗尔河，于中午12时与佩尔霍罗维奇将军的第47集团军第328师部队会合。现在，乌克兰第l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的部队已经在柏林以西直接联系上了，严实地闭合了合围圈。会合后，列柳申科的机械化第6军与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部队一起向波茨坦继续进攻。
在方面军最右翼，戈尔多夫的集团军正同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进行激战。
现在，德军第9集团军被两个方面军——从东面和北面进攻它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位于它南面和西南道路上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紧紧地钳住了，其处境越来越危险。但是，该集团军仍具有战斗力。4月25日，该集团军进行了变更部署，继续习·找仍想突破的地方，去与芬克的集团军会合。
在西部，普霍夫的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机械化第5军在原先的地区继续同芬克的集团军进行战斗。在这里，芬克在相当宽大的正面上层开了几个得到坦克支援的步兵师。
我认为，无论是德军第9集团军司令、第12集团军司令，还是“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都不能不面对现实：他们一心想要执行的计划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参加过这次战役的原希特勒将军们，其中包括蒂佩尔斯基希将军在其战后的著作中把当时一切不合理的命令主要归罪于希特勒一人，而凯特尔和约德尔仅负一点责任。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实际上，凯特尔最初参与了芬克集团军进攻的组织工作，他采用了常说的两面派的手法。他当着芬克的面没有完全说明被围的第9集团军和在柏林以西被半合围的第3集团军已经陷入的危险处境，从而使芬克还充满着徒劳的希望。而在向希特勒报告时，又明显过高估计了芬克集团军的实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