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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紧张的一天发生的事情看来就是这样的。囤为我们正是那时夺取了德累斯顿，而这座城市的名字又是和世界闻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就在这里讲述一下搜寻和抢救这一宝库的事情。
我们眼前的德累斯顿已是一片可怕的废墟。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英美空军尽管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必要，但却对它实施了轰炸。当我们看到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中心遭到残酷无情的破坏时，我们立即关心的是，闻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在哪里？现在怎么样？当时我听到一些传说，说该馆的珍品被藏到某处去了，而绘画陈列馆的建筑物己被破坏到不可辨认的程度。我乘车绕城走了一遍，事实证明，那些传说是真的。
我将不把搜寻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某种特别主动性归于我，伹是，在那紧张的时刻，我对此事给予了我所能给的重视。我关心的是搜寻工作是否在进行？谁在进行这项工作？我得知，在近卫第5集团军的战利晶搜寻队里，有一位艺术家拉比诺维奇，在搜寻绘画工作中，他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碰到了许多困难，必须帮助他：给他一个专业搜寻小队，并从侦察机关抽出一些对他有用的有经验的人员。
Л·Н·拉比诺维奇从职务上讲是战利品搜集队的一名军官，从所受的教育讲又是一位艺术家，应该说，他确实花费了许多精力，也想了许多办法。他一边从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一边不断扩大自己的搜寻范围。我同意他直接向我报告事情的进展情况。于是，他每天定时地向我作了报告。在这之前，参加搜寻的已有不少人，其中有以莫斯科的艺术家纳塔利娅·索科洛娃为首的一个专家小组。纳塔利娅，索科洛娃是位精力十分充沛的妇女。
有一次，无比喜悦而又十分激动的拉比诺维奇来到我的指挥所，向我报告，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珍品找到了。它们是在易北河对岸一个采石场的坑道内找到的。他补充说，现在还说不出油画保存完好的程度，但是，画是在那里，是他亲眼看见的。
我马上驱车前往采石场。
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展现在我眼前的情景。
从采石场深处外运石头的铁路支线还保存着，但看起来，好像这里早就被人们扔下不管了。在坑道入口处，停着两节毁坏的车厢，但没有完全挡住入口。周围一片荒芜，你就好像是站在一座破旧的，被废弃的农村场院里。到处长着杂草和荨麻。
谁也不会想到，在这里会藏着什么宝贝，尤其是著名的油画。作为一个军人，我认为，它伪装的是很好的。简直没有丝毫痕迹会引起一点儿的怀疑。可是，在那里面，在这一切迷彩的背后，在这一切可见的荒废景象后面，出现了一道门，接着又是第二道门，后来又发现了电灯光，甚至还有维持坑道恒温的专门设施。
坑道有点象个大地洞。往这里藏油画的人大概以为，这个石洞里会是干燥的。可是，唉，这里个别地方正沿着石缝滴着地下水，看来里面的气温波动很大，当我们找到油画时，里面的空调设备已经坏了。
油画（在该洞约有700幅）放得很乱。有些用羊皮纸包上了，有些装进了箱子里，还有些是直接紧靠在墙上的。我走遍这整个地洞，并第一次看到了许多写生画杰作，现在，其中的许多写生画在己修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大厅可以看到。那里还有一幅《西斯廷圣母》油画。我在她前面站了几分钟，还是没有完全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我们真的找到了她。
潮湿和地下水使我不安。当我得知，我们的工兵在坑道内发现地雷时，更使我不安。虽然这些地雷的危害性已经排除但是要知道，除了这些地雷以外，可能还有别的地雷。
我命令立即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并叫来了一个营保护艺术珍品。几小时后，以纳塔利娅·索科洛娃为首的一批莫斯科的专家来到坑道，在他们的指导下，所有找到的东西都被转移到德累斯顿效区萨克森国王的一座夏宫里。在这座很大的宫殿里，专家们晾干油画，为抢救油画做了他们应做的一切。
但我们很快发现，此处不是它们陈放的地方。在一座遭到破坏的城市里，不可能对这大批珍品组织绝对可靠和正确的保存。应将它们用专列在加强警卫和专家护送下，运往莫斯科。
然而，趁绘画尚在德累斯顿夏官的机会，我和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去看了一次，顺便提一下，И·Е·彼得罗夫是位写生画的酷爱者和鉴赏家。也许，正是在经历了四年战争之后，我是带着一种特别满意和喜悦的心情来欣赏这些有幸保存下来的伟大艺术作品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对德累斯顿居民给了很大的帮助。由于英美空军大规模的空袭，使德累斯顿市中心变成了一片废墟。著名德国作家格哈特·高普特曼后来证实：“在英美飞机极端嘈杂混乱的轰鸣声中，我亲身经历了德累斯顿的毁灭。”
我们知道德累斯顿居民的处境，他们的房屋和电车道，电站和煤气设施、自来水设备和下水道等均遭破坏。
我们已不是第一次看到废墟。遭受法西斯占领者蹂躏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城市和村庄，以及遭到希特勒铁蹄践踏的波兰土地，我们还记忆犹新。我们清楚地知道，莫斯科和列宁城也曾面临过变为废墟的危险。苏联士兵不能不产生复仇感，神圣的憎恨感。但是，我们从不把德国人民和法西斯战犯集团混为一谈。在被我们占领的德国土地上、苏联士兵表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光明正大。我军官兵在德累斯顿的所做所为，就是突出的例子。
德累斯顿解放后，我军和当地居民一起，立即开始了它的恢复工作。我们拨出了必要的物资、运输汽车和燃料。而最主要的是采取措施，组织供应德累斯顿居民的食品。方面军军事委员规定了高于法西斯制度统治时的供应标准。重体力劳动工人每天可得到450克面包和50克肉。科学，技术、文化和艺术工作者的食品标准，也和重体力劳动工人的一样，即最高定量。工程师、技术员、教师，以及在医院就医的公民，按工人标准供应。各地方政权按等级去分配定额。
德累斯顿人民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报答我军的关怀。我认为，德国人很快就明白了，在我军到来之前，每每印入他们脑海里的戈培尔之流的宣传是多么虚伪。戈培尔之流曾宣传说，苏军士兵将要复仇，要惩罚和平居民。大批居民从西方迂回德累斯顿，就是此事的最好证明。每天从美军占领区迂回该市的有2，000—3，000人。他们说，美军绐他们提供的是难以忍受的条件，首先是完全不给他们供应食品。
而我们，为了尽快给居民创造正常的生活条件，的确动员了所有的汽车司机、粮食采购员、工程人员和后方机关。
顺便提一下，既然在这里我谈到了我们后勤人员的各种工作，那么，我想着重谈谈医生，这倒并不是因为其他后方勤务起的作用无关紧要；在战役的准备和实施中，许多事情取决于每种勤务，取决于官是怎样提出和组织的。但是，我要毫无保留地讲，显而易见，医生拽救最宝贵的东西——人的生命的劳动，是高尚的。而在死亡不加选择地夺走许多人的生命的战争中，医生的劳动尤其高尚。
我们方面军的医生不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医院里，都立下了很多功劳，使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指挥员重返前线。在这里，我可以恰如其分地说，例如，百分之八十的伤员都从医院里返回了各自的部队，分从，这是多么了不起啊I
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中，在战役空间大、战斗紧张、部队进攻速度快的情况下，轻一点说，医护人员不得不承受的负担也是很重的。医生、护士、卫生员都是忘我地、竭尽全力地工作着。而高级和上级医疗首长，在组织伤员后送和调配医院及运输工具时，也表现了随机应变的能力。在交战的各个阶段，都保证了后送的快速性和可靠性，使伤员得到了及时的医疗救护。我对方面军的全体医生，首先是外科医生，表示最真诚的感谢，看来，外科医生遇到的困难比所有人遇到的都要多。
当时，当医生的主要是妇女，更不必说护士和卫生员了。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我那感激的话语就更有特殊的意义了。我们的妇女，不仅在后方，而且在前线，都为胜利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表彰医生给方面军作出的巨大功绩，在柏林战役结束后，许多卫生勤务将军和军官，护士和卫生员荣获了勋章和奖章，方面军卫生都部长、卫生勤务中将Н·П·乌斯季诺夫和方面军外科主任、卫生勤务少将М·Н·阿胡京荣获了苏沃洛夫勋章。
授勋是在德累斯顿，方面军的指挥所里进行的，授勋的情景是激动人心的。远不是所有应授勋的人都出席了授勋仪式。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并不太多的一批医生，对我们来说，却是勇敢的战争劳动者整个光荣队伍的化身，因此，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热烈欢迎他们，并祝贺他们获得奖赏。
必须指出，方面军、集团军后勤机关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我军的物质技术保障和医疗保障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红军总后勤部长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赫鲁廖夫大将和总军事卫生部长、卫生勤务上将叶菲姆·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的精确领导。
在回到1945年5月发生的事件上来时，我满意地回想起我同G·马特恩同志和其他德国共产党和民主党人的会见，他们都是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在供应德累斯顿居民食品和恢复城市的工作中，在组织地方管理的工作中，他们积极协助我们。在战争年代，他们的名字并不为我们所知。但我们知道，德国人民的优秀儿子，现在无愧于受到苏联战斗勋章奖励的、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的不届不挠的战士们，经过多年最困难的考验，在自己的心中，充满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故乡的爱。
神奇的反法西斯组织的英雄舒尔采一博伊森和哈纳克，乌里希小组，泽夫科小组和雅各布小组，英勇的阿尔贝特·黑斯勒和伊尔莎·施特贝，德共老战士舒曼、奈鲍尔、波泽尔，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军队的许多其他光荣战士，不怕牺牲地勇敢战斗，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坚信红军的胜利和自己人民幸福的未来。
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的光辉榜样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在我们部队的战斗行列里，有他的许多追随者和学生。我还记得在1944年寒冷的二月，在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中，我会见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领导人。该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有В·皮克，В·乌布利希、В·弗洛林、Г·马特恩同志，以及德国杰出的诗人Э·魏内特。“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及附属于它的“德国军官联盟”的代表决定向被合围的敌军集团的全体人员发出号召。在“德国军官联盟”里，还有被俘的德军将领塞德利茨、丹尼尔斯、科尔费斯。他们的号召促进了敌军官兵的觉醒。德国共产党后来在战俘中所进行的顽强工作，使其中的许多人变成了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真正战士，变成了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杰出活动家。
5月9日
谈这天的事情之前，我想简要地谈一下布拉格起义。现在，战后二十多年了，与这次英勇起义有关的事件己众所周知，在许多文章和专著中都已有描述。
这次起义有它的特点和矛盾。参加起义的有各种社会力量。起义加剧了驻捷德军本来就很危急的处境。法西斯当局和德军指挥部，在同起义者进行流血斗争的时候，同时机动部队，为自己寻找有利的迂回道路。为赢得时间，他们开始了谈判，而到最后阶段，他们甚至同意解除自己部队的武装，其条件是，准许他们武装通过布拉格、直到过了布拉格之后，再解除武装。
布拉格起义的领导者，对此建议态度各异。因此，很难说，这一切会怎样了结，也许，现在似乎准备解除武装，但仍处于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军队，还会再搞一次残酷的流血事件。
现在，无须对这一点进行猜测，因为整个这一团乱麻已被快刀斩断了，我们的坦克兵于5月9日晨3时突入了布拉格街道。此时，在布拉格各区，起义者同党卫军分子之间，还在继续进行流血冲突。当在一些街道上，我们的坦克兵受到兴高彩烈的布拉格市民欢迎的时候，在另外一些街道上，特别是在城边街道上，我们的坦克乘员却被迫从行进间投入战斗，从布拉格驱赶进行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