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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宝玉出家，佛身升天，与蒋玉函、花袭人结为连理，宝玉俗缘最后了结——此二者在《红楼梦》的结局占同样的重要地位，二者相辅相成，可能更近乎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佛家与儒家，出世与入世并存不悖。事实上最后甄士隐与贾雨村——道士与书生——再度重逢，各说各话，互不干犯，终究分道扬镳。《红楼梦》的伟大处即在此，天上人间，净土红尘，无所不容。如果仅看到宝玉削发出家，则只看到《红楼梦》的一半，另一半则藉下一节结尾时，有了新的开始。作者藉着蒋玉函与花袭人完满结合，完成画龙点睛的一笔。这属于世俗的一半，是会永远存在的。女娲炼石，固然情天难补，但人世间又何尝没有其破镜重圆之时。一悲一喜，有圆有缺，才是真正的人生。蒋玉函与花袭人最后替贾宝玉完成俗缘俗愿，对全书产生重大的平衡作用——如果这个结局不重要，作者也不会煞费心机在全书中埋下重重伏笔了。
事实上以《红楼梦》作者博大的心胸未必满足于小乘佛法独善其身的出世哲学。宝玉满怀悲悯落发为僧，斩断尘缘，出家成佛，但大乘佛法菩萨仍须停留人间普渡众生。蒋玉函最后将花袭人迎出贾府，结成夫妻，亦可说是作者普渡众生悲愿的完成吧。这又要回到《占花魁》这出戏对全书的重要涵义了。前述《卖油郎独占花魁》，秦重对花魁女怜香惜玉的故事近乎宗教式的救赎，作者挑选这一出戏来点题绝非偶然，这不只是一则妓女赎身的故事，秦小官至情至性以新衣承花魁女醉后的秽吐，实则是人性上的救赎之举。秦小官以至情感动花魁女，将她救出烟花，同样的，蒋玉函以宝玉俗世化身的身份，救赎了花袭人，二人俗缘，圆满结合，至少补偿了宝玉出家留下人间的一部分憾恨。佛教传入中土，大乘佛法发扬光大，而大乘佛法入世救赎，普渡众生的精神，正合乎中国人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奚淞整理）
第17节 经典之作（1）
——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
夏志清先生在西方汉学界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界竖立了两道里程碑：《中国现代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与《中国古典小说》（TheClassicChineseNovel：ACriticalIntroduction）。《中国现代小说史》，于一九六一年由耶鲁大学出版，这本书在欧美学界即刻引起巨大回响。首先这是第一本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从“五四”文学革命历经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至四九年后的共产主义文学，将现代中国的文艺思潮作了一个全面有系统的介绍及论评。当时由于中共兴起，欧美学界对于现代中国研究，开始产生强烈兴趣，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反映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小说，当然也就成为重要研究部门之一。夏先生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可谓应运而生，成为美国大学中国小说研究的标准参考书。
一九六八年夏志清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这部书的问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应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全书共四一三页，分七章，首章《导论》，其余六章分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及《红楼梦》，并附论文一篇：《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的社会与个人》。首先夏先生将书名取为《中国古典小说》便具有深意，现代中国学者惯将“五四”以前的小说称为“旧小说”、“传统小说”或者“章回小说”，与“五四”以来的“新小说”以示区别，这些名称多少都含有贬意，而“古典”，尤其是英文Classic一词，意指经过时间考验被公认的经典之作，夏先生将《三国演义》等这六部作品称为“古典小说”，当然就是在肯定这六本小说在中国文学传统上的经典地位了。事实上夏先生取择标准甚严，他在第一章“导论”中对中国小说的缺点，作了毫不姑息的批评，与西方小说相比，中国小说，除了《红楼梦》以外，在艺术成就上，的确有许多不逮之处。但他筛选的这六部小说，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讲，都堪称中国小说的经典，是“这种文学类型在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每部作品在各自时代都开拓了新的境界，为中国小说扩展了新的重要领域，并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英国文学批评家李维斯（F。R。Leavis）的名著《伟大的传统》（TheGreatTradition），取材极苛，只选了简·奥斯汀（JaneAusten）、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亨利·詹姆士（HenryJames）寥寥数人，作为英文小说家的代表。夏志清先生将《三国》、《水浒》、《西游》、《金瓶》、《儒林》、《红楼》——这六座中国小说的高峰，先后排列成行，也替中国小说建构了“伟大的传统”。
“五四”以还，中国学者如胡适、郑振铎等人对中国传统小说都曾作出重大贡献，但他们的研究多偏向“考据”，而夏先生则侧重“义理”。当然，夏先生绝非忽略“考据”的重要，事实上在每一章的开端，夏先生必先将作品各种版本的演变以及小说题材的来源说得一清二楚。因为像《水浒传》、《红楼梦》，甚至《儒林外史》，版本的差别，影响内容至巨。但“义理”的批评，才是《中国古典小说》一书的精华所在。
《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准则，大致可分下面四个方向：
首先是作品的文化意涵。夏先生将作品放置于中国儒、释、道三流汇合的文化大传统中，来检视小说所反映中国哲学、历史、宗教、社会、政治的各层现象及其意义，而加以诠释、比较、批评。他所选的这六部小说，都是我们民族文化、民族心灵最深刻的投射，又因其数百年来一直深为广大中国读者所喜爱，再加上历来说书人以及改编戏曲的传播，早已深入民间，历久不衰。试看近年来中国大陆改编之《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电视连续剧，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足证这几部经典小说其文化生命力之强韧。这些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诸葛亮、关云长、宋江、李逵、孙悟空、猪八戒、潘金莲、贾宝玉等也早已演变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文化原型了。夏先生以宏观视野，将这六部小说提升到中国文化大传统的高度上去替它们定位，这就使《中国古典小说》这部书具备一种恢宏气度，超越了文学批评的范畴，而扩大为文化论著。
不同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体例，《中国古典小说》并非小说史，但所选的六部小说，在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上，每一部都是一座往前推进的里程碑，因此，中国小说的演进，亦是此书的重要论点之一。除了在《导论》中夏先生将中国白话小说的起源演进做了概括的引介之外，在分论中，他又把每部作品在中国小说发展上特殊的贡献及重要性详加分析：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中国小说如何从依附历史传说、宗教寓言幻想而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写真，在形式上又如何逐步摆脱说书话本的累赘影响而蜕变成独立完整的艺术作品。事实上分论每章皆可独立成篇，是一篇完整的专论，但是六章排列在一起，先后呼应，互相辉映，贯穿四百多年中国白话小说演变的过程，这就使这部书骤然增加了历史的纵深。因此，《中国古典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中国小说发展史。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小说艺术是夏先生评论作家及其作品所定的最高标准，而夏先生在小说艺术的鉴定上，把关最严。他认为巴金、茅盾、丁玲的小说艺术成就不如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所以他们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地位评价就不如张、沈、钱等人。夏先生本人出身耶鲁英文系，当年耶鲁英文系是“新批评”学派的大本营，独领美国学界风骚。“新批评”学派特重文学的艺术形式，对于作品的文字结构审查严格。夏先生对于小说艺术所订的标准当然不限于狭窄的“新批评”，但他对小说作品文字结构的要求，严格则一。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夏先生最终是把六本中国小说经典当作文学艺术来鉴赏评定的。在这方面，作为文学批评家，夏先生最见功力，这部文学批评，处处闪耀他独具慧眼的创见。将中国传统小说当作严肃的文学艺术，全面有系统的探讨分析，《中国古典小说》应该是首创，替后来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尤其在西方汉学界，奠下根基。
《中国古典小说》是以英文写成，最先的读者当然是以西方人为主，而夏先生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恐怕也是有意将中国古典小说推向世界，将中国小说经典搁置在世界文学的天平上，作一个横向的比较。因此，书中也就大量采用中西文学比较的方法及实例。西方读者研究中国小说，文化隔阂难免，夏先生在书中引用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妥切比较，使西方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例如《西游记》，夏先生举班扬（JohnBunyan）的《天路历程》（ThePilgrimsProgress）与之相较，这两部宗教寓言，彼此对照，佛教高僧西天取经，与基督教徒寻找天国便有了互相阐明的功效。当然，西方学者很早便对这几本中国小说产生兴趣，而且英、德等译文的全本及节本也早已流行，但一九六八年《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的确在汉学界搭起了一座新的桥梁，引导更多西方读者进入中国古典小说丰富的世界。
《中国古典小说》这部书，宏观上既纵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小说发展史，微观上又深入作品内涵，细细道出潜藏其中之微言大义，艺术巧思；横向更连结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以为借镜，互相观照，其架构博大，内容精深而自成体系，应该是夏志清先生的扛鼎之作。这本书本身也早被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classic）。一九八八年大陆版中译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胡益民等合译，德文版于一九八九年问世，主译者为艾克·熊菲德（EikeSchnfeld）。台湾版中译，何欣主译，亦即将由联合文学出版社印行。
十四世纪由罗贯中编撰而成的《三国演义》之出现，是中国白话小说史上的头一宗盛事，这部伟大的历史演义小说，是我们的《伊利亚特》（Iliad）。但胡适对《三国演义》却颇有微辞，他在《三国演义序》中如此批评：“《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像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而夏志清先生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却相当高，而且他也不同意胡适以上的看法。他认为《三国》故事的长处恰恰在于罗贯中能够删除说书人加入的一些神怪离奇粗糙情节，尽量靠近《三国志》正史，而保持了《三国》叙事的简洁统一。罗贯中继承的，其实是司马迁、司马光的史官传统，《三国演义》的真正源头是《史记》、《资治通鉴》。如果西方小说起源于史诗，那么中国人的小说则孕育于我们的史书了，中国人的悲剧感全在我们的历史里，天下分合之际，“浪花淘尽英雄”。
事实上罗贯中的创造力绝不像胡适所称那样“薄弱”，夏先生例举《三国演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