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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演讲，我们相见，如同隔世，她走路还是那样不甘落后。王文兴、林湖、陈次云都在母校教育下一代，成为台大外文系的中坚分子。叶维廉、刘绍铭、李欧梵在美国大学教书，各有所成，是美国汉学界后起之秀。方蔚华曾执教政大，已为人父。很多年没有见到诗人戴天，去年到香港，他请我吃饭，两人酩酊大醉，因为大家都有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感慨。十七年前，戴天到我家，煮酒论诗，醺醺然，不知东方既白，少年情怀，毕竟不同。十七年，时间的担子，是相当沉重的。欧阳子在美国除写作外，相夫教子，家庭美满，然而却遭天忌，患了严重的眼疾，网膜剥落，双目都动过大手术，视力衰退。一九七四年，我到德州去探访她，我们同时都感到，时间的压迫，愈来愈急促，于是我们觉得要赶快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欧阳子以超人的勇气，在视觉模糊的状态下，完成了她的论文集《王谢堂前的燕子》，接着一鼓作气，又单独编辑了这本《现代文学小说选集》。编选这本集子，欧阳子真花了不少心血，她把《现文》上二百多篇小说全部仔细看过，经过深思熟虑，挑出了三十三篇精作，每篇都加以短评，她的短评，寥寥数语，便将小说的精髓点出，对读者大有帮助，而且她的书后目录作得特别详细完整，书后附有《现文》所有的小说篇名，以及每位作者名下所投《现文》之小说篇目，对于日后研究《现文》小说及作家的人有莫大方便。她这种编选态度之严谨认真，堪为楷模。
重读一遍这本选集的小说，更肯定了我对《现文》的看法，《现文》最大的贡献，在于发掘培养台湾年轻一代的小说家。这本选集中三十三篇小说，大多杰出，可以称为六○年代台湾短篇小说的优秀典例。其中有数位早已成名或日后成名的，但是他们投在《现文》上的小说，却往往是他们最好的作品。如朱西宁的《铁浆》，我认为是他所有短篇中的佼佼者，主题宏大：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形式完整：以象征手法，干净严谨的文字，将主题意义表达得天衣无缝。这真是一篇中国短篇小说的杰作。又如陈映真的名著《将军族》，正如欧阳子所评：“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佳作。”他的人道主义在《将军族》中两个卑微的角色身上，发出了英雄式的光辉灿烂。这一篇，应当是他的代表作。再如黄春明的《甘庚伯的黄昏》，虽然这是他投到《现文》唯一的一篇，但是这篇感人肺腑的小说，以艺术形式来说，我觉得是他最完整的一篇，无一赘语，形式内容相互辉映。还有几篇，在台湾小说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丛的《盲猎》，无疑的，是台湾中国作家受西方存在主义影响，产生的第一篇探讨人类基本存在困境的小说。王祯和的《鬼·北风·人》是他初登文坛，在《现文》所投的第一篇。王祯和以前，当然还有许多本省作家描写台湾乡土色彩的作品。但王祯和所受的是战后教育，国语应用纯熟。他这篇小说台湾方言的运用，以及台湾民俗的插入，是他刻意经营的一种写实主义，他这种乡土写实作风，对日后流行的所谓台湾乡土文学有启发作用，而选集中这篇《鬼·北风·人》则是先驱。但《现文》这本小说选集，另外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收集了许多篇文名不盛作家的佳品。因为成名作家，个人都有选集，作品不至湮没，但是名气不大的作家，他们这些沧海遗珠，如果不选入集内，可能就此埋没，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是大大损失，因为他们这几篇作品，写得实在好，与名家相比，毫无逊色。例如奚淞的《封神榜里的哪吒》，从中国传统神话中，探索灵肉不能并存的人生基本困境，欧阳子认为：“其表达方式与主题含义，皆具惊人的独创性。”又如黎阳的《谭教授的一天》，我认为是描写台湾学府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上乘作品，笔触温婉，观察锐利，从头至尾一股压抑的感伤，动人心弦。东方白的《□□》，研讨人类罪与罚的救赎问题，含义深刻，启人深思。姚树华的《天女散花》，刻划社会阶级间无法跨越的障碍，感人之至。综观选集中三十三篇作品，主题内容丰富而多变化，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之式微者，如《铁浆》、《游园惊梦》；有描写台湾乡土人情者，如《鬼·北风·人》、陈若曦的《辛庄》、林怀民的《辞乡》、严的《尘埃》；有刻划人类内心痛苦寂寞者，如水晶的《爱的凌迟》、欧阳子的《最后一节课》；有研究人类存在基本困境者，如《盲猎》、《封神榜里的哪吒》、施叔青的《倒放的天梯》；有人生启发故事（initiationstories），如王文兴的《欠缺》；有赞颂人性尊严者，如《将军族》、《甘庚伯的黄昏》；还有描述海外中国人的故事，如於梨华的《会场现形记》、吉铮的《伪春》。三十三位作家的文字技巧，也各有特殊风格，有的运用寓言象征、有的运用意识流心理分析、有的简朴写实、有的富丽堂皇，将传统融于现代，借西洋糅入中国，其结果是古今中外集成一体的一种文学，这就是中国台湾六○年代的现实，纵的既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沉厚的文化遗产，横的又受到欧风美雨猛烈的冲击，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空前剧变的狂飙时代，而这批在台湾成长的作家亦正是这个狂飙时代的见证人。目击如此新旧交替多变之秋，这批作家们，内心是沉重的、焦虑的。求诸内，他们要探讨人生基本的存在意义，我们的传统价值，已无法作为他们对人生信仰不二法门的参考，他们得在传统的废墟上，每一个人，孤独的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价值堡垒，因此，这批作家一般的文风，是内省的、探索的、分析的；然而形诸外，他们的态度则是严肃的、关切的，他们对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有一种严肃的关切，这种关切，不一定是“五四”时代作家那种社会改革的狂热，而是对人一种民胞物与的同情与怜悯——这，我想是这个选集中那些作品最可贵的特质，也是所有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个选集中，我们找不出一篇对人生犬儒式的嘲讽，也找不出一篇尖酸刻薄的谩骂。这批作家，到底还是受过儒家传统的洗礼，文章以温柔敦厚为贵。六○年代，反观大陆，则是一连串文人的悲剧，老舍自沉于湖、傅雷自戕、巴金被迫跪碎玻璃、丁玲充军黑龙江，沈从文消磨在故宫博物馆，噤若寒蝉，大陆文学一片空白。因此，台湾这一线文学香火，便更具有兴灭继绝的时代意义了。
《现代文学》一九七三年停刊，于今三载半，这段期间，我总感到若有所失，生命好像缺了一角，无法弥补。有时候我在做梦：到哪里去发一笔横财，那么我便可以发最高薪水请一位编辑专任《现文》；发最高稿费，使作家安心写作；请最好的校对，使《现文》没有一个错字；价钱定得最便宜，让穷学生个个人手一册。然而我不死心，总在期望那春风吹来，野草复生。其实《现文》这几位基本作家，个个对文学热爱，都不减当年。王文兴写作一向有宗教苦修精神，前年《家变》一出，轰动文坛。欧阳子写作不辍，《秋叶》集中，收有多篇心理小说佳作。陈若曦兜了一大圈，还是逃不脱缪斯的玉掌，又重新执笔，《尹县长》像一枚炸弹，炸得海外左派知识分子手忙脚乱。至于我自己也没有停过笔，只是苦无捷才，出了一本《台北人》，一个长篇，磨到现在。按理说，我们人生经验丰富多了，现在办一本文学杂志，应当恰逢其时。
去年返台，远景出版社负责人沈登恩来找我，“远景”愿意支持《现文》复刊。我跟几位在台的《现文》元老商量，大家兴奋异常。施叔青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在座有多位《现文》从前的作家编辑，酒酣耳热，提到《现文》复刊，大家一致举杯支持，姚一苇先生竟高兴得唱起歌来，我从来没见他那样青春，那样焕发过。而我自己，我感到我的每个细胞都在开始返老还童。
复刊后的《现文》，我们的期望仍只是一个：登刊有价值的好文学，发掘培养优秀的青年作家。我相信现在台湾的优秀作家，比我们当年一定要多得多。《现文》将继承我们以往兼容并蓄的传统，欢迎有志于文学的作家，一同来耕耘、来切磋、来将《现文》的火炬接下去，跑到中国文学的圣坛上，点燃起一朵文艺火花。《现文》发刊词里有一段话，我引下来，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愿意《现代文学》所刊载不乏好文章，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我们不愿意为辩证“文以载道”或“为艺术而艺术”而花篇幅，但我们相信，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纵非立志为“载道”而成，但已达到了“载道”的目的……
第23节 岂容青史尽成灰
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日文教科书，企图掩饰洗刷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此举引起亚洲各国政府强烈抗议，尤其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更感愤慨，因为中日战争，中国人民伤亡最惨重，死亡于战乱者达一千五百万，国家元气消耗殆尽，战后劫难旋踵而至。日本政府估计错误，以为三十多年，日军暴行造成的创伤在亚洲人民记忆中已经消退。近年来许多迹象显示，日本人对“大东亚共荣”的美梦并未忘情：国内放映“大日本帝国”影片，尤有甚者，竟修建“满洲国纪念碑”；日本名导演大岛渚最近的一部影片《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国内译为《俘虏》）中，主角日本军官自称曾到满洲“平乱”——意指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的心态毕露无遗，难怪亚洲人民对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的意图无限疑虑了。日本右派分子从未停止鼓吹日本重整军备，并且公开尊奉纪念“战死的英雄”，把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牌位送进“靖国神社”。相形之下，德国人对纳粹暴行所持态度，迥然不同。前西德总理史密特，曾在犹太人被害者墓前下跪，代表全体德意志民族向犹太人忏悔致歉。也许我们可以结论，毕竟条顿民族比大和民族有良心良知，勇于认错——日本人篡改历史到底是一种怯懦的行为。但事实上德国人即使想篡史也不可能，因为这几十年来犹太人一直锲而不舍，把纳粹罪行的证据，点点滴滴，全部收集存档，有关这场浩劫的书籍、电影、戏剧，林林总总，可谓汗牛充栋，铁证如山，而且不断向全世界公布。犹太人不容许他们的后代子孙忘却这场灭种的悲剧，更不容许德国人翻案篡史。直到今天他们还在追缉纳粹战犯，每年集中营幸存者都会约同从全世界回到以色列追思被纳粹残害的亲友。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最大的受害者，我们的努力比起犹太人真是相差太远。虽然国内已经出版不少有关抗战的史料，但尚未能影响国际，尤其未能影响日本人民，使他们了解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政府所造成的滔天大祸。事实上战后“远东军事法庭”有关日军暴行之证据文件共有七百册，现存日本法务省。当然日本政府不会把这些文件公开，让日本人民知道他们政府的野蛮行为。倒是一九七二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了该社记者本多胜一所著《中国之行》一书，在日本曾引起相当大的震撼。本多胜一一九七一年到中国大陆访问了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在东北及南京上海几次大屠杀的幸存者，并揭发了日军在东北惨无人道的暴行。沈阳“满洲医科大学”的日本医生把中国人用做细菌试验，注射斑疹伤寒菌到人体内，人还活着便予以解剖，研究体内情况。本多在书中列出当时的实验报告并附详细表格。读到日本医生所写的这些完全客观丝毫不带人类感情的科学报告，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本多并参观了三个东北“万人坑”，这些“万人坑”为埋葬中国矿工所设，不少矿工因生病体弱无法劳动，便被活活扔入坑中任其瘐毙，迄今照片上仍可看到坑中累累白骨。至于“南京大屠杀”那些惨闻，就更加惊心动魄了。几周内，三十余万南京市军民惨遭屠杀。这本书一出，日本知识界颇为震惊，但也有些反应声称：“当时并不知情。”果真如此，日本政府的愚民政策十分成功，难怪文部省要大胆篡史了。希特勒残杀犹太人，然而今日六百万犹太冤魂声讨正义的呼声在世界上何等响亮，而一千五百万中国亡魂又是何等的沉默。我们当然不能靠外国人来替我们申冤，外国人的报导倒是曲解事实的居多。美国学界一直流传着一个荒谬的说法：国民党没有抗日。前时报杂志名记者怀特（TheodoreWhite）报导抗战，把国军说得一文不值。他那本《来自中国的雷声》对国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