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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Carnegie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战乱，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的眼睛直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
第11节 明星咖啡馆
“明星”大概是台北最有历史的咖啡馆了。记得二十年前还在大学时代，“明星”便常常是我们聚会的所在。那时候，“明星”的老板是一个白俄，蛋糕做得特别考究，奶油新鲜，又不甜腻，清新可口，颇有从前上海霞飞路上白俄西点店的风味。二楼陈设简朴，带着些许欧洲古风。那个时期，在台北上咖啡馆还是一种小小的奢侈，有点洋派，有点沙龙气息。幸而“明星”的咖啡价钱并不算贵，偶尔为之，大家还去得起。
“明星”在武昌街，靠近重庆南路，门口骑楼下有一个书摊，这个书摊与众不同，不卖通俗杂志，也不卖武侠小说，有不少诗集诗刊，也有《现代文学》，那便是孤独国主周梦蝶的诗之王国。周梦蝶隐于市，在车马喧嚣中，参悟到明年髑髅的眼中，虞美人仍旧抽发茁长。《现代文学》常常剩下许多卖不出去的旧杂志，我们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让周梦蝶挂在孤独国的宝座上，然后步上“明星”的二楼，喝一杯浓郁的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那时节“明星”文风蔚然。《创世纪》常在那里校稿，后来《文学季刊》也在“明星”聚会。记得一次看到黄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楼。六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杂志，大家就这样乐此不疲的做了下去。当时我们写作，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崇高的使命感，没有叫出惊人的口号——就是叫口号，恐怕也无人理睬。写现代诗、现代小说，六十年代初，还在拓荒阶段，一般人眼中，总有点行径怪异，难以理解。写出来的东西，多传阅于同仁之间，朋友们一两句好话，就算是莫大的鼓励了。然而在那片文学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与外人道的酸甜苦辣。于是台湾六十年的现代诗、现代小说，羼着明星咖啡的浓香，就那样，一朵朵静静的萌芽、开花。
这几年来，台北沧海桑田，面目全非，踟蹰街头，有时竟不知身在何方。东区新建的高楼大厦，巍巍然排山倒海而来，目为之眩。台北饭馆多，其来有自，但是这次回来，我发觉台北的咖啡馆，竟也大街小巷，栉比鳞次起来，犹如雨后春笋，完全取代了早年的“纯吃茶”。而装潢之瑰丽，五光十色，纽约东京瞠乎其后。有些名字取得妙——“梦咖啡”。听说还有一家叫“杜鹃窝”的，不知道什么人去光顾。价钱也不对了，坐下去就是六十块，咖啡味道倒未必佳。或许是我的偏见，这些新兴的咖啡馆，豪华是豪华，但太过炫耀了，有点暴发户。我还是喜欢武昌街上那间灰扑扑的“明星”，“明星”的咖啡，“明星”的蛋糕，二十年来，香醇依旧。
九月十五、十六、十七日，《现代文学》与作家们举行了三次的聚会，我和“远景”的沈登恩商量，地点就设在“明星”三楼，也是叙旧的意思。头一天光临的是诗林高手，《创世纪》、《蓝星》、《龙族》、《草根》，各派宗主，一时到齐。难得孤独国主周梦蝶下凡一游。管管有多年没见面了，上一次遇见他是十七年前在陈若曦永康街的家里。张默来了，送了一套《创世纪》给我。《创世纪》是九命猫，比《现代文学》的历史还要古远，这两本杂志，可算历尽沧桑。还有洛夫、商禽、辛郁、蓝星诗侣罗门蓉子。痖弦带来了他的手下大将丘彦明，《台湾时报》的梅新、《中华日报》的蔡文甫、“尔雅”的隐地、难得露面的张健、爱吃西瓜的罗青、喜欢写蝴蝶的景翔，统统围成了一桌，当然还有《现代文学》元老何欣与姚一苇两位先生。高上秦姗姗来迟，晚了半个钟头——这样的集会，真是难得。人生聚散无常，这么多老朋友济济一堂，机会不多。二十年前叶维廉头次带痖弦到我家，记得韩国诗人许世旭先生也来了。我家住在松江路——那一带还是一片稻田，野趣横生——我们一行数人，步小径，谈诗。痖弦刚写了《巴黎》，文坛哗然。（亏他想得出来，把女人的嘴唇比做丝绒鞋！）许世旭初试汉文诗，头几首便发表在《现代文学》。今夏“联副”有一个餐会，设宴在松江路的“金玉满堂”，我去一看，原来这家巍峨堂皇的大饭店竟坐落在从前我家的旧址上。真是巧，那天韩国诗人许世旭赫然在场，一别二十载，旧地相逢，令人感到时空交错。去年许世旭寄了一本韩文版的《台北人》给我，是他译的，我当然很兴奋，只是看不懂韩文，满纸的小圈圈，觉得很好玩。许世旭的汉文修养如此深厚，译笔必是好的。可惜他早返韩国，未克参加这次《现代文学》诗人欢聚。明星的西式午餐很简单，一菜一汤，与“金玉满堂”的华筵不能比，但我看见大家还是满兴高采烈的，故人相聚，何况又在怀有共同回忆的地方。有的白了几根头发，有的添了几条时间的痕迹，然而我讶异诗人们豪情不减当年，意兴飞扬，尤有过之。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尚文精神勇猛如昔？大概还是他们的诗吧！这群拓荒者已经替台湾的现代诗铺下了一条道路，这条路虽然曲折、崎岖，有时惊险重重，而且分歧，但路总是筑成了，后人走起来，至少有条途径可循。
第一天来了一位年轻作者李捷金，他本来属于第二天的聚会，因有事，提前来。前年在“联副”上我读到一篇小说《猫》，笔调沉着老练，老年人的心境写得体贴入微，我原以为作者李捷金一定是个阅世已深的中年人，没料到竟是个在学的青年学生，大为诧异。可惜那篇小说没有得到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奖”，甚感不平，去年李捷金荣获“中国时报小说奖”第二名，夏志清先生特别推崇他那篇《窄巷》，所见略同。现在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真不得了，又多又好，各有千秋。第二天到了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古蒙仁、陈铭，还有七等生——我和七等生神交已久，这次却是首次见面。他支持《现代文学》，十数年如一日，投在《现代文学》的小说稿，篇数第二多。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今年都得到《联合报》的小说奖，古蒙仁也得到《中国时报》的小说推荐奖，皆大欢喜。台湾文学，现在属于小说时代，年轻小说家，扬眉吐气，比比皆是，真为他们高兴。从前我们写小说，是没有几个人看的，谁还会想到给我们奖金？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给我的感觉是扎扎实实，不飘不浮。到底他们土生土长，跟台湾这块土地完全认同了，台湾文学的旗纛应该由他们扛下去。我跟七等生坐在一起，突然感到我们是同一辈的人，我们的哀乐大概是可以沟通的。难为七等生特地从外埠赶来台北，大概也是为着对《现代文学》多年的那一份情吧。
“明星”对陈映真恐怕回忆更深更浓更悠远，从前《文学季刊》在那里聚会比我们频繁得多。我跟陈映真是真正属于六十年代的。远在大学时期，陈映真他们还在办《笔汇》，我们见过一面，他到我家来玩，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创造女人》，我们笑着谈论B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床头有一本陈映真的小说选集，许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是我最喜欢看的书籍之一。十七日晚还有奚淞、姚一苇、沈登恩，五个人一起在“明星”三楼喝了几瓶啤酒。姚先生的结论是：只有文学值得奋斗。廉颇未老，豪兴依旧。沈登恩的勇气也不小，《现代文学》这付重担，“远景”也敢来扛。西谚“人生短暂，艺术长存”，在这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人世间里，这句话大概还有几分真理吧。
我跟奚淞离开“明星”，台北已经渐入深夜。我们沿着重庆南路一路徜徉了下去。奚淞与我有许多共同的了解，我们谈起话来，很省力。奚淞建议我回来居留一个时期，我说我很想这样做。我有根深蒂固的怀旧习惯，对台北这份执着，情不能已。台北虽然变得厉害，但总还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说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
第二辑
第12节 人生如戏（1）
——田纳西·威廉斯忏悔录
一九八三年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Williams）逝世，美国戏剧、文学界开始替威廉斯盖棺论定，一般评论家大都推许威廉斯乃尤金·奥尼尔后，美国剧坛第一人，有人甚至认为威廉斯至少应与奥尼尔平起平坐，即使对威廉斯的晚期作品曾大加挞伐的剧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威廉斯是美国戏剧史上的一道大放异彩的里程碑。威廉斯去世后这几年，只要去美国大大小小的剧场逛一周，大概总会在舞台上撞见威廉斯剧中几个人物：萝娜、白兰芝、玛琪，因为他的几出名剧《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屋顶上的野猫》早已变成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在美国剧场一再演出。事实上威廉斯自一九四五年《玻璃动物园》上演一炮而红，三十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剧坛上一个热闹非凡的人物，大起大落，轰轰烈烈。他兴起得猛，一九四七年《欲望号街车》在百老汇首演，纽约观众为之疯狂。威廉斯亲自登台谢幕，观众掌声半小时不歇，一时佳评如涌，世界剧坛，刮目相看。未几，《欲》剧便越洋过海到伦敦、罗马登台去了。在伦敦是由英国舞台巨擘劳伦斯·奥立佛执导，首席女演员费雯丽饰演白兰芝，演出盛况，可以想见。罗马演出也不遑多让，导演由影剧大师维斯康堤亲自出马，女主角是意大利影剧皇后安娜·麦兰妮（AnnaMagnani）。威廉斯征服了欧洲，他的戏剧后来在法国、瑞典甚至俄国都继续演出。以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美国剧作家想在欧洲舞台上扬眉吐气，确非易事。当然，《欲望号街车》纽约演出成功是一大关键，那次由大导演伊历卡山执导。威廉斯有幸，终其生与卡山合作无间，卡山是他的知己也是他的诤友，后来《欲望号街车》改编成电影，仍旧由卡山执导筒。《欲望号街车》的电影亦变成经典之作，费雯丽为此赢得第二座奥斯卡金像奖。纽约首演，窜红了马龙白兰度，他饰史丹尼一角，原始粗犷的雄性力量风靡了美国观众。《欲》剧在世界各国轮回上演时，威廉斯的锋头算是出尽了。他这一红就红了十五年，一个剧接一个剧，《热屋顶上的野猫》，一演七百场，《夏日烟云》、《青春鸟》、《玫瑰纹身》、《骤然去夏》，一直到一九六一年的《大蜥蜴之夜》，一阵阵的掌声、一座座的戏剧奖源源而来。同时他的十七部作品又搬上了银幕，一时名利双收，威廉斯成为美国影剧界的天之骄子，真可谓踌躇满志。可是突然间，如同快车出轨，威廉斯的声誉一落千丈，一度为他喝彩欢呼的剧评家不再捧场了，他们一起举起了鞭子，朝他挞笞过来。六十年代，威廉斯的每一出戏登台，评论界都是一片嘘声，他的观众也弃他而去，他们的喝彩声转而投向了后起之秀爱德华·阿尔比（EdwardAlbee），阿尔比的《灵欲春宵》（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一九六二年登上百老汇，轰动的情况不下当年《欲望号街车》。阿尔比的剧出言尖酸辛辣，对美国的家庭婚姻制度揭露嘲讽，毫不留情，观众认为过瘾。事实上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文化正在巨变，观众的价值观及口味也在改换，威廉斯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