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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官至兵部尚书。后鲁王政权覆灭,他又派人与荆襄十三家农民军联络共同抗清。至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他见大势已去,遂解散余部,隐居浙江南田县的一个岛上。不久他被一个旧部出卖,遭清军逮捕,解往杭州,拒绝投降,被杀。
为了全面了解,现将建州宫词十首都摘录下来:
平明供奉入彤闱,亦舞霓裳唱羽衣,
千乘骖骅知狩猎,挥鞭驰道拥明妃。
毳殿春寒乳酷香,侍臣偏得赐新尝,
老不识驼酥味,犹道天厨旧蔗浆。
盘龙小袖称身裁,马上离弓抱月开,
太液池边金鞅解,疑从紫蹇射雕来。
弓鞍椎髻缀天魔,胡女宫装新样多,
醉捧官家还笑问,燕支山色近如何?
朝罢瞿昙次第迎,内庭深处说无生,
不知鹦鹉能胡语,偷向金笼诵佛名。
十部梨园进上方,穹庐天子亦登场,
缠头岂惜千金赏?学得吴进一觞。
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又说册阏氏,妙选孀闺足母仪,
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六曹章奏委如云,特敕写书翻译闻,
笑杀钟王多妙楷,而今鸟迹是同文。
玉几凭来顾命新,负闻道有家臣,
从今赌却钻刀咒,不信华人信满人。
这十首宫词,可说是极尽嬉笑怒骂、讥刺嘲讽之能事。从衣饰(弓鞍椎髻缀天魔)、住处(毳殿)、食物(驼酥)、坐骑(紫蹇)、信仰(朝罢瞿昙次第迎)、娱乐(穹庐天子亦登场)、文字(而今鸟迹是同文)、习惯(赌却钻刀咒)直到习俗,都在被贬损之列,并处处以一种明显的优越感,拿来与中原汉族相比较。其中第七、八两首,特别是第七首(上寿称为合),被认为是太后下嫁的明证——因为这是当时人写当时事。
但苍水先生自1645年即顺治二年以后,直到他就义杭州,再不曾北上渡过黄河,更没有到过北京,与新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没有直接打过交道。对满族皇家与贵族的生活习性和种种故事,他只能是耳闻而非目睹。苍水先生是抗清义士、南明大臣,又是一位诗人。诗人作诗,必须有想像力,必须渲染、夸张。都说诗言志,好诗人的诗,必定浸透了作者浓烈深厚的感情。所以只凭这首诗便认定太后下嫁是史实,似乎难以服人。
要是身为敌国大臣的张煌言都能听到太后下嫁的传闻,足以证明此事在当时确实沸沸扬扬。尤其在反清情绪十分强烈的汉族地区,人们以此为笑谈,指斥新来统治者的悖德乱伦,形成议论太后下嫁的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在清末民初。
清末,社会风气渐开,一些禁书逐渐流行。张煌言的《苍水诗集》出版,建州宫词重面人世,言之凿凿。不久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教育部整理旧礼部所积的历科殿试试卷,发现清初时,凡抬写皇上处,都加抬写皇父摄政王。于是轰然传遍,都认为既然有皇父之称,摄政王必定娶了世祖之母,而后尊之为父。后来大库红本尽出人间,人们发现顺治五年以后,内外奏疏中,也多称皇父摄政王。时值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反满宣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之际,太后下嫁便又一次成为丑闻,成为抨击清朝腐败统治的一颗有力的子弹。和其他历史事件相比,这故事带有“脏唐臭汉”的宫闱秽史味道,又是“偷小叔子”类的桃色新闻,所以流传格外广泛长久,格外令人们津津乐道。
本世纪30年代,清代各朝实录全部面世,清世祖实录里,不但没有太后下嫁的踪迹,皇父摄政王称号的来历也十分清楚合理。太后下嫁之谜仍然还是个谜。
纵观我国历史,凡是敌对势力,无论争夺地盘还是争夺全国统治权,除了军事对抗之外,也很重视政治上的打击。称之为对敌方的揭露、批判、抨击,其实也可能是诬蔑、丑化、诋毁。这里面有正有误,有真理有偏见。研究历史的人,需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理清头绪,以弄清历史的真实面目。这往往是十分困难的事。
三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岁月的流逝理当涤去蒙在人们意识深处的那些历史偏见和民族偏见,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公正的评价。
近些年,对太后下嫁事件的观念已有很大改变。但说下嫁者与说未下嫁者仍然各执一词,不能相下。双方各有道理,但基本上还是属于分析考据。
古今罕见的太后下嫁(4)
不久前得到一则史料,说是宣统初年,内阁储存档案的大库围墙塌圮,当时任阁读的刘启瑞奉命检查库藏,从中得到了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的诏书,便向朝廷作了报告。主下嫁说的研究者便认为疑案得到了解答,有了直接的证据。主未下嫁说的学者们并未认输,因为下嫁诏书只这么提了一句便没了下文。除非亲眼看到这件最重要的、货真价实的证据,否则下嫁说仍不能成立。
还是把目光投向历史吧。
近些年,史书史料的挖掘整理有了很大发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丰富极广泛的基础。只要较为深入地进去走一走,就会发现,真实的历史要比传说中的故事更错综复杂、更曲折多变。
这里,把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有关的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摆一摆,谈一谈,或许对有兴趣追寻太后下嫁之谜的读者有点帮助。
游牧民族婚俗(1)
说太后下嫁,先得说说一个民族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
故事的主角孝庄太后是蒙古族人,生活在典型的草原文化环境中。所以得先介绍草原上的婚俗。
每个民族的习俗和传统的形成,都有它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其中注满了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谁也没有权力嘲笑和指责别的民族的习俗。因为你没有走过人家祖祖辈辈经历的路,你没有处在过人家的历史环境,你就不懂得这些民族习俗产生的必然和合理。
许多人以流浪游荡来形容吉卜赛人,而吉卜赛人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有些人出于猎奇,对西藏的天葬窥伺、曝光,大加渲染,殊不知这是藏族同胞丧葬中的最高一等,是在实践佛家救度一切众生的教义。
早期的蒙、藏等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地广人稀,行数日、行数百里而不见人迹是常有的事。风雪严寒、干旱瘟疫以及频繁出没的凶猛野兽,都对他们的基本生存形成致命威胁,所以人与人的互助就格外重要。长期的艰苦与贫困的磨炼,养成了游牧民族的独特性格,那就是粗犷、勇猛、忠诚、豪爽、重义气、重友情。
在这样的环境里,严格男女防嫌、提倡贞女节妇是不可能的。有一条公认的社会规律:经济越是不发达、生产力越是低下的地方,伦理道德、婚姻习俗就越是接近原始形态。而原始社会的人类实行的是群婚制。
在早期的草原民族的心目中,男女婚配交合,是天赋的权利,与生俱来。所以一群之中,男人不应孤鳏,女人也无须守寡。男人视所娶之女子同辈同行者,都可当做妻子;女人视所嫁男子同辈同行者,都可当做丈夫。平日男女之间的性交往很自由,父母、丈夫或妻子多不干预。那么,兄死弟娶嫂,父死子娶后母就是很平常的事,不以为怪了。
藏族家庭更有兄弟合娶一妻的。虽然有贫困无力婚娶的原因,但习俗也认为这样的婚配能使一家和睦亲善,永不分开。兄弟合力经营的家庭,比起草原上孤独的牧羊人,无论是抵御灾祸、抗击侵扰,还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确实都要优越得多。
这些婚姻习俗,在生活于中原地区、经历了数千年人类发展史、人类文明史和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汉民族看来,觉得可笑,觉得野蛮,斥之为悖理乱伦。殊不知华夏民族也曾经历过同样的时期,有过相同的婚姻制度。伏羲与女娲亲兄妹互相婚配、姜母踩着了巨人足迹心动而怀孕、孔母野合而生孔子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古老传说,正是原始社会群婚制的反映。老祖宗如此,嘲笑别人何来?
当然,为了人类的优生优育,为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古老的婚姻习俗应该革新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基础的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习俗自然会随之改变。
说起来,草原民族的这些习俗,也是源远流长的。
有据可查的,比如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的王嫱王昭君,她的故事已流传两千多年,播之诗歌,演以戏剧,就是在近现代中国,也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明星级人物。歌唱家一曲《乡恋》,竟也使她的故乡湖北秭归县闻名天下。
当年汉元帝用和亲政策笼络日益强大的匈奴,令昭君出塞下嫁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被立为宁胡阏氏,次年生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匈奴右日逐王。阏氏,是汉代匈奴对君主正妻的称呼,宁胡二字,恰如其分地显示了昭君下嫁所起的安定匈奴、安宁国家的作用。
昭君出塞下嫁是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即公元前33年。两年后,即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逝世,其前阏氏之子雕陶莫继立,为复株单于。汉成帝又命昭君从胡俗,即,继立的单于将从父亲那里继承除自己亲生母亲以外的所有阏氏为妻。这样,昭君复为复株单于的阏氏。
假定昭君下嫁时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年龄太大恐怕匈奴单于会认为受轻视而不肯接受)。那么呼韩邪单于死时她也不过二十二岁光景,尚在青春。想必她为是否再嫁继子心里很矛盾,专为此事请示过天朝皇帝,所以才有汉成帝命她从胡俗的旨意。
昭君为复株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名须卜居次,小女儿名当于居次。匈奴的居次称号,相当于汉朝的公主;而须卜、当于,都是匈奴的贵族大姓,也即昭君两个女儿的夫家。三十多年以后,即公元头五年的汉平帝元始年间,昭君的大女儿须卜居次还曾回归长安,入侍皇太后。
昭君的第二次婚姻,最多继续了十年。汉成帝鸿嘉元年,即公元前20年,复株单于死,其同母弟且麋胥继立,为搜谐单于。当时昭君的年龄在三十二三岁左右,如果她还活着,仍会按照匈奴的习俗,再次嫁给继夫的弟弟。因不见记载,也就不好揣测了。
十五个世纪后的明代,漠南蒙古又出了一个美丽聪颖的三娘子。
在这十五个世纪中,中原王朝换了一代又一代,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时而紧张时而和缓,但从来没有停止过。
民族问题,即使在当今世界,仍是一个令政治家们头疼不已的棘手问题,仍是一个使人类居住的这个地球不安定的因素。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兄弟姐妹大家庭的国家形成过程中,这同样是个严重问题。官修史书称之为边患。其中影响最大的,先是匈奴,突厥,回纥,契丹,后来又有辽、女真和蒙古。强悍勇猛的草原民族,凭借他们出奇的战斗力,无数次地入侵中原,边疆的血战,常常延续十年、数十年。
游牧民族婚俗(2)
中原的各个王朝,在心理和认识上顽固地坚持大汉族主义,视少数民族为夷蛮,时刻注意“严华夷之防”,决不肯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在军事上,打得过时就全力征讨驱赶,炫耀为帝国的伟大武功;打不过时又纳贡称臣,演出“靖康之难”或“土木之变”的悲剧,在历史上留下耻辱的印记。
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矛盾冲突碰撞,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流融合,是历史的必然,是规律性的东西,它与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历史相始终。由于这两种文化在不同时期按各自的发展轨迹时有消长,表现在近边地区也就时而干戈,时而玉帛。
汉唐时期,国力比较强盛,朝廷对付边患,用了刚柔并济的两手:大军征讨抗击外患,辅之以和亲。除了王昭君,下嫁和番的公主很多。像文成公主、乌孙公主,是其中最著名的。有时候,和亲能够使边疆地区获得相当长时间的安宁。
这些都是汉家公主出塞下嫁。而上面说起的这位三娘子,是蒙古女子,由于她的明智,使战乱不断的明代北方边疆出现了民族友好往来的春天。
三娘子名叫钟金,蒙文史籍中称她为克兔哈屯或也儿克兔哈屯。蒙文中“克兔”的意思是三,“哈屯”的意思是皇后或娘娘。所以汉文史籍把克兔哈屯译成三娘子。也儿克兔哈屯,意思是“有权力的三娘娘”。
钟金是西蒙古卫拉特奇喇古特部首领哲恒阿哈的女儿,原本许配当时控制整个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