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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福临毕竟是努尔哈赤之孙、皇太极之子，福临的血管里流淌的毕竟是充满勇武精神的游猎民族的血。骑射起家，马上得天下，弓矢定天下，是满民族的骄傲，也是福临的骄傲。祖辈父辈的开拓进取在前，年轻气盛的他不会退缩，也不能退缩。福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因人废事。他尽管仇恨多尔衮，但对多尔衮制定的各种政策，却并不像对他本人那样彻底打倒。凡是福临认同的，如以汉治汉、整顿吏治、开科取士等，全都保留了。凭着民族的尚武精神，凭着对骠悍善战、凌厉无前的八旗将士的信心，福临也接受了多尔衮实行的勤兵黩武政策，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继续维持强大的军事压力。
摆在最前线的，是久经沙场的四汉王的兵马。他们是定南王孔有德、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
跟汉王们并肩作战，或者做他们后盾并在实际上负有监视他们职责的，是满洲八旗军，最要害的战场还得交给最亲信的满洲亲贵率领的军队。
统领各个战场和各路兵力的奉命大将军，必定是皇室宗亲中那些能征善战的名王。
只是，当年随着努尔哈赤、皇太极在腥风血雨中征战多年的老一辈开国名将，到顺治亲政的时候大多谢世。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饶余亲王阿巴泰病死，时年五十八岁；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德高望重的礼亲王代善病死，时年六十六岁；
同年，功勋卓著的肃亲王豪格冤死狱中，时年四十岁；
顺治六年，平定江南、智勇双全的豫亲王多铎病死，时年三十六岁；
顺治七年，专擅朝政、炙手可热的摄政王多尔衮病死，时年三十九岁；
顺治八年，消灭李自成有大功的英亲王阿济格因密谋作乱罪赐死，时年四十六岁。
顺治帝的父辈伯叔中最有威望和最勇武的诸王消殒殆尽，至此只剩下了郑亲王济尔哈朗。但郑亲王是辅政叔王，不能轻易离朝，况且他年老体衰，已难以承担出征作战的任务了。
好在长期的战争的磨炼，皇室中又成长起新的一代战将，都是顺治帝的堂兄和堂侄。他们中许多人，如巽亲王满达海，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等，在顺治亲政之初，随同郑亲王济尔哈朗一起，合词奏请严惩有谋逆大罪的摄政王多尔衮，给少年皇帝以极大的支持。另外，还有谦郡王瓦克达，信郡王多尼，承泽亲王硕塞，安郡王岳乐、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简郡王济度，康郡王杰书等人，都有过出色的战功，都是顺治亲政初实行武力征服所依靠的主要力量。
面对危势的转变（2）
巽亲王满达海和谦郡王瓦克达，是礼亲王代善的儿子。皇太极崇德年间，他们弟兄就在锦州之战、松山之战中屡建战功。入关之后，兄弟两人又跟从英亲王阿济格追击李自成，跟从肃亲王豪格消灭了张献忠。顺治六年大同守将姜叛清，满达海被授为征西大将军，同瓦克达率师前往征讨，终于收复失地、诛杀姜，和其他各路清军协同合围，镇压了这次叛乱。
敬谨亲王尼堪，是太祖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儿子，还在努尔哈赤的天命年间就开始马上征战生涯。到皇太极的天聪、崇德年间，数次伐明、征朝鲜，都有他的一份功劳。后来他随多尔衮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跟从英亲王阿济格追击李自成；跟从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追获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跟从肃亲王豪格西征，斩张献忠，定四川；顺治六年，受命为定西大将军，率军讨伐叛将姜，得胜而归。
端重亲王博洛，是饶余亲王阿巴泰的儿子，也是自皇太极天聪年间开始从征作战，在对明朝的战争中屡建功勋。他跟从多尔衮入关，参与了山海关大战；又跟从豫亲王多铎征河南、破潼关、下江南。之后，征师分出一半兵力由博洛率领，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攻克常州、苏州、杭州，迫使杭州的明潞王朱常、绍兴的明淮王朱长清投降。顺治三年，博洛受命为征南大将军，率师驻杭州，先打垮了由明朝鲁王朱以海监国的在绍兴建立的临时政府，又进克金华，再克衢州，破仙霞关，直下福建，灭掉了明朝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的隆武朝，为清朝立了大功。
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更是一员年轻有为的大将，从十二三岁开始就跟随父兄南征北战。他的父亲，是礼亲王代善的儿子颖亲王萨哈廉，文武全才，精通满蒙汉文，尤以智谋才能著称，是当初拥戴皇太极登极的满洲亲贵少壮派的中坚。勒克德浑是顺治帝侄子辈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十五六岁就受命为平南大将军，代豫亲王多铎驻守江宁，并在湖北、湖南、广西等地转战，屡屡奏捷，十九岁就进封为郡王。
至于福临的哥哥承泽亲王硕塞、郑亲王之子简郡王济度、端重亲王博洛的弟弟安郡王岳乐、礼亲王代善的孙子康郡王杰书是更年轻的一代，也都在顺治七八年间初露头角，比起满洲亲贵中的老辈人，他们也更容易理解和支持初亲政的小皇帝。
对这些武功卓著的王公们，顺治帝常收常放：收回朝中，就命他们参与议政、分掌六部；需要加强各个战场的军事压力或挽救危势时，就立刻派遣他们领大将军衔出马征战以示威重。如满达海和瓦克达都曾为征西大将军，尼堪曾为定西大将军、定远大将军，博洛曾为征南大将军、定西大将军，勒克德浑曾为平南大将军，济度也曾为定远大将军，都是独当一面的帅才。
有这样可靠的亲贵统兵，又有英勇无敌、百战百胜的八旗铁骑，在福临看来，打平天下、统一天下当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他想得太容易了！
铁的事实在不断地敲打福临：军事压力不灵！
亲政一年多，全国各地的战事呈胶着状，看不出任何光明的前景；而军费开支的沉重包袱，使国家财政进一步恶化，也使朝廷腾不出手来做任何建革方面的大事。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对福临来说是灾难的一年。
这年二月，三十二岁的巽亲王满达海之死，揭开了朝廷厄运的序幕。
三月里，四十岁的端重亲王博洛和二十四岁的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在十天之内先后辞世。
八月，谦郡王瓦克达又去世了，时年四十七岁。
就是这个八月，又传来一个令举朝震惊的噩耗：南明永历朝大将李定国取湖南、进广西，大败清军，攻陷广西省城桂林，镇守广西的定南王孔有德兵败无路，闭户自焚而死！
定南王孔有德向有虎将之称，他降清最早，在明朝降官降将中封王最早。当初他带着一支装备着最先进的火炮火铳和兵船的部队从海上来投皇太极时，皇太极大喜过望，远迎十里，亲自在浑河岸设宴欢庆。因为这支在当时可称为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归属了皇太极，对明清双方实力的消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后来在大清国的兴起和进军中原、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孔有德血战数年，建立了卓越功勋，位列三顺王之首，与开关迎降的吴三桂并驾齐驱。所以，桂林失陷、定南王败死，对清朝廷、对顺治帝是一大打击！
到了这个地步，深受满洲传统影响的福临，仍然执迷不悟，又命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征讨被南明永历朝控制的湖南、贵州。为表达皇帝的厚望和全力支持，福临排出浩大的仪驾，亲自远送敬谨亲王直到南苑。
尼堪率精锐十五万、号称三十万的兵力进入湖南，衡州一战，竟全军尽没。尼堪本人冒险追击，进入林莽之中，敌军伏兵尽起，部下力劝尼堪退兵。尼堪慷慨激昂地说：“我八旗军上阵从无后退者！我身为宗室，如果退却，有什么面目回去见人？”他不顾一切，奋勇直入伏兵阵中。敌军围困数重，清军已找不着道路，尼堪督催诸将纵横冲击，不幸陷于泥淖中，箭矢用尽又拔刀拼杀，终于力竭，于阵中被斩。阵殁时四十三岁。
身为亲王的尼堪，亲临战场，奋勇冲杀，力尽而阵亡，可算得英勇壮烈，很能体现清初八旗贵族和宗室子弟的顽强尚武精神。但是，只凭这种精神，要承担治国平天下的大任，还远远不够。
面对危势的转变（3）
南方战场上这丧师失地、两蹶名王的大失败，震动了朝野，也击碎了八旗军战无不胜的神话。一时间朝中竟出现了放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南明永历朝媾和的提议。就连清廷吏部的一份奏本上，也直言这是自国家开创以来从未有过的挫折与羞辱！对福临，更不啻为当头棒喝，促使他清醒，逼迫他认真地检讨朝廷政策的正误。
这一年福临十四岁，已经在皇太后的教养下成为一个决心励精图治、英明有为的少年皇帝。这前所未有的挫折压力巨大，使他昼夜焦虑、寝食不安，一再询问众臣：“天下怎么能够大治？又怎么会大乱的？怎样才能国祚长久？”焦灼和急切溢于言表。
他不能束手无策，于是循着两条途径寻找出路。
一条是历史经验、先贤教导。
福临幼年，正多尔衮摄政之际。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摄政王屡屡阻挠小皇帝读书学史，满汉朝臣数次联名上奏，请选满汉博学之士为幼帝讲经史、讲帝王修身治国之道，都被他搁置不理。福临当然不会是对汉文一字不识的文盲。但是，如果没有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直读到四书五经的学习历程，就很难弄懂满篇“之乎者也矣焉然”的文言文说的是什么。可朝廷大臣百官的奏折题本，无论大小长短，都是这种格式体例，这就难怪亲政之初的福临看大臣所上的奏章时茫然不知所云了。
福临的自尊心不允许他透露出自己的无知，也不允许他安于听侍臣讲读奏章的可笑地位，于是自亲政始，他就发愤读书。每天除了从辰时（早八九点钟）到午时（中午十二点）处理军国大事之外，他都读书不止，直到天黑。不过，十三四岁的男孩子，玩心还重，常常读了就忘，为此他痛下决心，每天五更起床，对着空明广阔的天宇，强读硬记，非达到能够背诵的程度不可。就这样，他前前后后苦读了九年，曾读到呕血的地步。他以极大的热诚，刻苦研读孔孟经典、史书史籍，也广泛地博览诸子百家、左史庄骚、唐诗宋词、小说传奇、医书药典、佛经道藏等等。九年下来，他已经成为博学之士，可以同当时任何有学问大家名号的大臣、诗人、高僧对话。这位入主中原的异族皇帝，对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远远超过了汉家正统大明朝的所有昏庸无能的万岁爷们。
从统治了中国历史两千年的儒家学说中，他找到的是全然不同的治国之路。这些学说告诉他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最高统治者必须行王道、施仁政，才能长治久安；民族高压政策和军事征服手段，显然是不能得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之心的。
他的另一条出路，要到内院大学士们那里去寻找。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除夕之夜，福临开了清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先例，在中和殿宴请内大臣、大学士、汉尚书，还特别赐给汉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汉尚书高尔俨、胡世安、金之俊、李化熙、张凤翔等人镶貂皮朝服各一袭，称他们“皆朕倚任大臣”，嘱望他们洁己奉公，作属员的榜样。
从此以后，福临屡幸内院，和内院大学士们日夜探讨治国行政之良策，几乎把内院当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五月初五日，福临又到内院，发现官员们大多回家了，便不满地说：“内院各官下班太早了吧！”
陪同的大学士范文程等赶忙奏答说：“因为今天是端午节，所以下班较早，平日不如此。”
十五岁的顺治帝于是训诫说：“要想安逸，必须先习惯于勤劳，等到国家大定，安乐才能长久。如果只图眼前快活，先替自家打算而后才想国家，那纵使安乐也是暂时的！”大概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严厉了，又谦虚了几句：“自今以往，从朕躬做起，有过就改，卿等也各宜自勉。”
这不是福临的假谦虚，他在内院再三表示，他日求天下太平，切望诸大臣尽心协力，以匡扶朝廷，纠正他的不到之处。
内院，即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的总称，原是皇太极时期创建的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班子，集中了一批国内学识才干出众的智囊人物，如范文程、宁完我等。在皇太极集权的过程中，内院更成了皇帝与六部之间的枢纽，具备了内阁的雏形。入关后多尔衮摄政时期，全国的抗清战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朝廷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