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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危势的转变（6）
小皇帝福临对汉臣的笼络和优待，是那样识大局知大体，是那样有政治头脑，除了他自己的素质高、学习努力之外，也能看到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此前皇家公主、郡主，从来只嫁给满、蒙贵族世家，现如今也下嫁到汉王家了：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太宗的皇十四女和硕公主嫁给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肃亲王豪格之女赐和硕公主号，下嫁靖南王耿继茂长子耿精忠；次年，固山贝子苏布图之女赐号固山公主，下嫁耿继茂次子耿昭忠；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封承泽亲王硕塞之女为和硕公主，下嫁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隆。若不是皇太后的意愿，这样的联姻是根本不可能的。
用儒家学说治乱世，福临渐渐尝到了甜头，治国理政渐渐入门。但是，入门越深，天子角色越投入，就要求福临的汉化程度越高，这样，福临和满洲亲贵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激烈，使他越来越多地陷入两难境地，无法解脱。
江山，是满洲亲贵、八旗将士浴血奋战打下来的。他们抛头舍命，南征北战，为的就是自身和后代的荣华富贵；而维持异族统治、征服不甘受奴役的广大汉民，还得靠他们的威慑力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必须给他们特权以维系之。国家机构中首崇满洲，旗下军民终身享有钱粮，除了这些优厚待遇之外，清初为害峻烈的圈地法、投充法、逃人法这三大弊政，也是为维护满洲八旗特权利益而立的特别法令。
福临很清楚，他是一位满洲皇帝，传统的教育、祖辈父兄辈的光荣业绩都使他自觉不自觉地要维护满洲利益；但他拥有天下，是天下万民的君父，又必须从整个国家的利益考虑。儒家学说使他完全认同这样的天经地义：皇帝统辖万里，咫尺之土也是皇帝之地；匹夫之人也是皇帝之民。多圈给旗下一地，则皇上就减一地之田赋；多投充旗下一人，则皇上就少一人之财税。在天子皇权与贵族特权之间这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中，他能不维护自己吗？至于在政治上推进汉化还是反对汉化，任用汉官还是排斥汉官，福临和满洲亲贵们的矛盾冲突就更加激烈了。
处在汉大臣和满大臣之间、处在汉文化和满文化之间，福临怎样才能维系双方，力求平衡呢？这实在是比走钢丝还要困难许多许多倍的事，足以令最老练的政治家头痛，少年皇帝能够应付得了吗？
天主、喇嘛与禅宗（1）
亲政之初的福临，实在还是个孩子，刚刚十三岁。小小年纪，能够在朝廷各种大典中神态自若，庄重威严；能够在内院对满腹经纶的三朝元老侃侃而谈；能够对身经百战的王公将帅授命施恩，时时处处显示出令人惊异的早熟和被人敬畏的天子气度。周旋在成人世界的他，在日理万机、行政用人之际，偶尔也会流露出几分童心，耍一点孩子气的小手段。
例如，后来成为康熙朝重臣的图海，福临亲政时不过是个管理御宝的中书舍人，经常背负皇帝金印跟从福临到南苑游猎骑射。福临早就认定此人不同凡响，很想破格提拔重用，又怕众人不服，就使了个绝妙而又简单可行的诡计。在一次大朝会上，福临突然当着议政王贝勒大臣及大学士们厉声说道：
“中书图海举止异于常人，当置于法，立斩！”
众人大惊，纷纷以其无罪为图海请命。当大家的情绪激昂到顶点时，福临才绷着脸说：“如果不杀，就得立刻置于卿相高位，方可与其才干相称，不生他变！”
于是，图海当殿立授内院学士，后又拜内弘文院大学士、授议政大臣，不几年加太子太保，兼刑部尚书，成为满洲新人中晋升最快的一名干练大臣。
又如，当时有一位孙自式，是内翰林秘书院检讨，所谓词臣是也。他认为地方官须回避本籍的规定不合理，自请为本籍县令，要单骑就道，纾东南之民困。奏疏中有不少鲁钝荒唐、大言不惭的地方。福临阅此奏本，童心陡发，竟朱批一行曰：“赐牛黄丸，令其归里养疾”！牛黄丸是一服历史悠久的验方，有清热泻火、化痰开窍的功用，主治心神昏昧、遍身壮热、恍惚如狂、筋脉痉挛、言语蹇涩等症。福临此批此举大有男孩子恶作剧的味道。不过他这一幽默，一谐谑，断送了这位顺治四年进士的前程。孙自式回归故里养病，人们呼之为“狂翰林”，他也从此杜门却扫，不与外事了。
再如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三月，福临在南苑，命侍卫和护军按八旗军律披甲骑马列队，旌旗飞舞，威风凛凛。当应召来观礼的二品以上的汉官和翰林词臣刚刚走近御前时，角声骤然大响，将士们同声呐喊，犹如山呼海啸，震天动地，把那些从未经过如此威武场面的汉官们吓一大跳，或惊恐失色，或战栗不安。这使存心展示满洲英武精神，满足自己优越感的福临大为得意，开心大笑，不仅观礼后赐诸臣宴饮压惊，还带领这些汉官们出南苑行猎三天，在苑中网鱼一天，玩得好不痛快！
这年的正月初二日，顺治帝还亲自组织了一场赛跑。他在午门等着，做裁判长，命两翼的值班侍卫以紫禁城西华门为起跑点，一声令下，侍卫们朝着午门飞奔。先跑到午门的十名侍卫获奖，第一名赏给七匹缎子，其余的以次递降，各有赏赐。福临的男孩子的好动天性被帝王身份束缚着不能舒展，只能借侍卫赛跑，来满足一下自己的童心，说起来，也真够可怜的了。
就是这样很不畅意的童心流露，也只能偶尔一发，在大多数情况下，福临必须要维持帝王的威严气度。出于国家和朝廷的尊严，他得这样做；出于福临的极强的自尊心，也得这样做。他越是意识到自己是幼主，容易被人轻视，就越是要装得煞有介事，摆出一副威严冷峻、深不可测的面孔，尽管这副面孔与他稚气幼嫩的男孩子轮廓是那样的不相称。
只有一个例外。
福临的童心和孩子气，只在一位外国老人——德国传教士汤若望面前，才能流露无遗，才能得到完全的、畅快的释放。福临把这位外国传教士称做玛法——满语中爷爷的意思。
大清皇帝怎么会有一个日尔曼族的欧洲玛法呢？
他们的相识相知颇有点传奇色彩。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公元1592年出生于德国莱茵州科隆城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他自幼立志献身于上帝的事业，成年以后，放弃了爵位的继承权，正式成为一名传教士，勇敢地选择了荆棘丛生的艰苦的路，远渡重洋，来到了遥远的中国。他刻苦学习汉语和汉文，努力使自己变成一个中国的“士”，终于因熟知天文历法，受到重视，明清两朝都被聘任为朝廷钦天监官员，对他的传教事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为了适应这里强烈的东方色彩，约翰·亚当神父变成了汤若望神父——若望是约翰的转音，而亚当（Adam）便成了他的姓：汤。
顺治亲政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小皇帝来到钦天监，这位大胡子、蓝眼金发的外国神父引起了男孩子的极大好奇。想不到这个外国老人竟然私下里悄悄地对小皇帝说了几句他既想听又怕听的话：
“我要提请皇上注意摄政王专擅朝政、专横跋扈的危险倾向。不过，据我的观察，这位皇叔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很可能会早死的。”
福临当时没有任何表示，心里却巴不得汤若望预言成真。因此，他对这位德国神父印象深刻。由于当时的特别环境，福临没能与汤若望继续交往。汤若望此举究竟是真的为小皇帝担心，还是为将来小皇帝亲政后替自己预先开路？或者两种目的都有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亲政前后的无数大小事务和各种典礼，几乎把福临淹没了，使他差不多把这位大胡子神父忘却了。命运却又给了汤若望一次更好的机会。
天主、喇嘛与禅宗（2）
福临亲政的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四月，皇帝率大批亲贵和朝臣往塞外行猎，只有几位亲王与皇太后留守京师。这一年汤若望五十九岁，正值他管理钦天监和传教两项工作都达到顶峰之际。许多高贵的人物都想与这位学识高深的西方人交往以提高自己的身价，所以频来投刺通谒，占去汤若望许多时间。高贵大人物们多随皇帝出猎去了，汤若望顿觉清静，可以定下心来做更多的传教事务了。
有一天，忽然有三位满洲妇女来到汤若望住所，声称是汤若望认识的一位亲王的眷属，因为她们的郡主患重病，郡主的母亲不相信太医，宁愿听一听汤若望的意见。
根据来人叙述的郡主病症，汤若望推断不过是这个季节常见的感冒，便把一面十字架圣牌交给来人，说，只要患者把这圣物挂在胸前，四天之内就可痊愈。
五天之后，三位妇女又来了，带来大批银钱和金线绣织的丝绸酬谢汤若望，因为郡主果然在四天内恢复了健康。数日后，她们又来送钱。汤若望不接受，她们就以此捐助了教会。又过数日，一位蒙古妇人来到汤若望住所，献给他一笔更大的款项。当已经起了疑心的汤若望不肯接受时，她说了真情：她的女主人就是皇太后，那位患病的郡主是皇帝的未婚妻。皇太后将要以父执礼敬汤若望，遵从他的教导，愿汤若望以女儿一般看待她。
从此，这义父与义女，彼此以礼敬相崇尚：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八月十三日，皇帝大婚，汤若望以六十岁高龄随同诸王群臣参加从早到晚的庆典，十分辛苦，以致皇太后次日便遣人去向汤若望问候。
数日后，汤若望亲往宫中，向他的这位义女祝贺新近因皇帝大婚所上的尊号。皇太后接受祝贺，十分感动，事后，特意由自己手腕上脱下两只金镯，遣人送赐汤若望作为报答。当皇太后无意间得知汤若望需要为他的庄田添一头耕牛时，又立刻遣人送来两头健壮的耕牛，并埋怨汤若望说，为什么义父在义女面前还要隐瞒这样一件小事。
汤若望将十字架圣牌作为还礼，送给皇太后，考虑她的地位，为避免人们的注意，建议她把圣牌挂在外衣下面。皇太后却堂而皇之地戴在颈项上，让十字架垂在外衣之上的胸前，即使在众目睽睽下也坦然自若，令汤若望很是欣慰。
皇太后还亲自捐献巨款，资助汤若望建造教堂的大理石碑，又遣人送许多蜜蜡到教堂，请汤若望为她祷告等等。
这样的礼敬，势必影响到义女的儿子福临。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一个外国传教士与少年皇帝的长达十年的深厚友谊。于是，汤若望就被少年皇帝称做玛法。
知天文，识历法，能预知日食月食，能测算日月星辰的出没，这在进化未久的满洲人眼里，无异于神仙了，汤若望因此受到朝廷上下的崇敬，以能与他交往为荣。这也是福临敬爱汤若望的基础。自然，对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金发碧眼的德国人的好奇，对于传教士的无家室无后代的独身生活的怀疑，也是这个十三岁男孩子想要接近汤若望的部分原因。
亲政后大婚前的福临，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妾妃，刚刚进入青春期的福临，更经常地被色欲燃烧着，所以，他对汤若望的贞洁很觉费解，也难以置信。于是，他不断地派遣两个、三个可靠内侍，在白天和深夜的各种时间，到汤若望的住所去，藉词咨询，其实是在暗中查究他的隐私。但凡深夜造访，总是发现汤若望坐在书桌前或读或写，仆役则在旁屋内鼾声大作地酣睡，往往得由老教士亲自出来给皇帝的使者开门。这些使者也从未在汤若望住所中发现任何可指摘之处。
所有的男孩子们，只听得进自己真正佩服的人所说的话。福临也一样，在察访、确认了汤若望的贞洁生涯和无可挑剔的学问道德以后，才选他为自己的师友、亲信和顾问，并在他的面前袒露自己的心灵，表现全部的孩子的天真。
皇帝亲临民宅官宅，是非常罕有的。福临亲政以后，仅驾临郑亲王济尔哈朗府和大臣鳌拜府各一次；却频繁地临访汤若望的住所，作长时间的晤谈。仅顺治十三、十四年（公元1656年、1657年）两年间，皇帝竟二十四次访问他的汤玛法。
福临到了汤若望住宅，完全像到了朋友家，有时甚至不令人通知，一直走进汤若望的住处。他不是单独同汤若望坐在室内，就是穿房越屋，在宅子里到处走来走去；还不时要汤若望送进饮食来由他自己随便取用。
他在汤若望的房间里到处坐，坐在汤若望的床铺上，坐在汤若望用过四十年的旧椅子上，坐在为学生和教徒所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