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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里，少詹事李呈祥上奏，请朝廷在部院各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当时的满人多因军功得官，恃功而骄，虽然大多数不懂汉语汉文，缺乏理事才干和经验，却掌握着部院各衙门的大印，实际上已经影响了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福临看了李呈祥的条陈，很生气地对内院大学士们说：
“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入关之前，都是满臣赞理政务，并且多有进军行阵之劳，所以能得天宠，成就大业。那时候为政可曾咨询你们汉臣？如今，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你们汉臣为什么反生异志？要论道理，就应该首崇满洲才对！想是因为你们多是明朝之臣，故而有此妄言！”
一番斥责，汉臣们谁还敢出声？
福临还觉得不解气，八天以后，又将李呈祥流放盛京，还在流放李呈祥的次日，亲自出马，面试学习满文的汉官——通过考试的仅有三人，全都升用；十多个不及格者，责令其继续学习等候再试；大多数全未通晓的一概降级！大有向李呈祥们报复示威的意味：你说我们满人不行？我叫你看看你们汉官更不行！皇帝的少年心性可见一斑。
骂也骂了，惩罚也惩罚了，但福临明白李呈祥的奏疏内有合理成分，因为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也是他的奋斗目标之一。所以，在李呈祥遭流放四天后，顺治帝又谕命六部：凡一部中有两名满尚书者，裁去一员，以免推诿误事。到了这年的六月，福临自己又提出：内三院是机密重地，事务殷繁，应当挑选贤能，所以每院增设汉大学士二员。一下子把内院大学士的名额由七名增至十四名，翌年更增加到十七名。其中除图海等两名满人之外，都是具有丰富统治经验和行政能力的汉人和汉军旗人。这是福临治国的需要呢，还是他内心矛盾的反映呢？或许二者兼而有之。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春，朝廷中出了一件大事：备受福临信用和礼敬的大学士陈名夏被处绞刑。陈名夏的罪状中，固然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结党怀奸等内容，但使福临终于下决心处死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陈名夏公然主张“若要天下安，留发复衣冠”，对清初的剃发令持否定态度，其实是对满洲的社会习俗的一种轻视，这是大清皇帝福临绝对不能容忍的！在这一点上，福临的态度丝毫不见比他所深恶痛绝的多尔衮有多少松动。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福临在接受朝贺时，见汉官冠服多不遵清制，便下令：以后务必依照满式，不许异同，再有参差不合定式者，一概以违制定罪！
甚至各地唱戏的优人，为扮演妇女方便起见，原本特许不剃发的，顺治十年也接到“遵法速剃”的命令，并严格规定：十日后仍不剃发者立斩！
顺治亲政的开头几年，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满汉一体的话，也经常表达他对满汉关系的基本看法。他说：历代帝王大多专门治理汉人，而朕要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方惬朕怀。早年间李自成陷燕京，你们汉官汉民受何等荼毒，是我们满洲将士入关，翦除大害，才给了你们安定。即使今日边隅贼寇遗孽残害百姓，也要靠满洲将士驱驰扫荡。满人既救汉人之难，汉人当体满人之心云云。
很明显，此时顺治帝的满汉一体，是要把汉官汉民一体到满洲里去，要求汉官汉民拿满洲人当大救星，甘心做奴隶受统治。就是在口头上把满汉一体叫得很响的福临本人，也十分警惕汉化，对汉官汉民汉俗有很深的推拒心理。
比如，在他欣赏朱元璋立法治国的同时，更推崇祖先武力征服的伟业。顺治十年三月，他到南苑行猎较射，手执弯弓十分自豪地对诸臣说：“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每出猎，就是为要练习骑射。虽然日理万机，也应不忘武事！”这虽然可以看做是他为自己喜爱游猎找来的漂亮借口，但也确实是在提倡武事、提倡民族传统以防止汉化。
在此前后，他又担心习汉书、入汉俗将渐忘满洲旧制，专门谕命宗人府：宗室子弟只可阅读已经翻译成满文的汉书，永远停止学习汉字诸书。
如果顺治帝将他的这种推拒心理坚持下去并推而广之，大清朝必定会走上元朝的老路。
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固执于维护统治民族的特权，拒绝任何汉化，连派到各地的直接与汉族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员，也都不懂汉文不会说汉话，审理案件、处理公务离了翻译就寸步难行，出了许多笑话。
海边州县，每到八月秋涛大作时，潮声夜吼，震撼城市。忽必烈在位的至正年间，有个叫达鲁不花的蒙古官员来此上任，闻此巨响，夜不敢卧，连忙呼守门人问是怎么回事。门丁是汉人，说蒙古话不在行，又半在睡梦中，回答一句：“是潮上来了。”忽然惊觉自己答错了，是潮声而不是潮水上来，惧怕严酷的律条惩罚，嘴里连连说着“祸到！祸到！”爬起来狂奔而逃。
达鲁不花大惊，慌忙跑回内室，对妻子说：“原本想着做官荣耀，不料今晚一家子同作水鬼了！”于是，合家大小，号啕大哭。外院巡丁听得哭声，以为有变，赶紧传报正佐诸官，这些人顾不上穿衣着靴急忙来救。谁知用力叩门，却死活不给开，原来达鲁不花怕潮水涌入，坚决闭门不纳。众人冲开门、推倒墙一拥而入，却见达鲁不花夫妇及奴婢都爬在屋顶上大喊救命。找来翻译，问清原委，众人忍笑而散。
皇贵妃宠冠六宫（2）
这只不过可笑而已，更有因官员不通汉语而翻译从中上下其手，做出许多恶事来。江南某寺院之僧，因田地被豪家侵占，到官府投状诉讼。不料豪家已经重金买通了翻译。过堂的时候，蒙古官问僧人为什么事告状？僧人的回答被翻译译为：“他说因为天旱，想要自焚以求雨。”蒙古官信佛，对此大加称赞，命将状纸呈上。翻译早已经准备好了求雨自焚的状子，换去僧人的原状纸进上。蒙古官览毕，提笔判同意，僧人也不知底细。可是一出门，豪家已经在大街上堆好柴薪，数十人强拖硬抬，把告状的僧人投进火中焚烧而死。
难怪元朝只维持了九十多年，就淹没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的狂涛中了。
幸而顺治帝是个明白人，能够刻苦学习读书，幸而顺治帝还继承了祖辈父辈的开拓进取精神并重视历代，尤其是元明两代亡国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和扩大他的统治，他终于意识到汉化是必由之路。之后，他推行汉化政策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涉及面也越来越广泛。他比所有的亲贵们都走得更远，成为汉化程度最高的满洲人。
顺治十三、十四、十五这三年（公元1656年至1658年），是福临推行汉化政策的关键的三年。这三年，他把从顺治十年开始的一系列政治变革推上了新的水平。
首先，福临懂得了儒家的文教治天下的奥秘，在范文程等人的影响下，他学会了尽量利用汉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去不断完善他的统治。他和历史上的汉族统治者一样，把四书五经奉为最高教义，把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大力提倡德治仁政和教化，反对苛政和嗜杀；提倡已成为汉民族传统习俗和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特别提倡忠君，极力推崇孝道，还把这些观念推广延展到满蒙社会，以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
和他的父亲皇太极、叔父多尔衮比较，福临的汉化政策又进了一大步。皇太极和多尔衮的汉化还只停留在模仿明朝的政治制度、录用明朝降官的阶段，而福临的汉化已经深入到思想文化、习俗风尚这一领域，不仅缓和了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而且由思想统一推动和加强了政治统一，对清初迅速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具有重大的作用。
精神文化方面的汉化，落实到朝政上，就是一系列国家制度和机构方面的建革。
为了文教治天下，为了加速统一中原的进程，福临都非重用汉官不可。重用汉人汉官的最要紧的地方，也是在国家机构方面最富建设性的变革处，就是内三院。
亲政之初，福临在范文程的陪同下，频频亲临内院，甚至出入无常，几乎当成了他的起居之所。后来，福临索性在太和门建起一所内院直房即值班室，让大学士和学士等官分班入值，便于皇上处理批答奏章题本时向内院大学士们咨询讨论，使应更改的事务能立即决定、立即执行。到了顺治十三四年（公元1656年至1657年），内三院实际上已经成为清政府的权力中心，是福临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汉化政策的强有力的政治班底。到了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七月，福临仿照明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于是，内三院成为名实相符的中枢首脑机关。而这大清朝廷的中枢首脑机关，基本上由汉大学士和汉学士组成。这对福临来说有两重意义：既笼络汉臣、推行汉化，又防止贵族势力对皇权的侵蚀。
翰林院的建革，更说明问题。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定都北京时，清朝承明制设了翰林院，掌论撰文史之事，为正三品衙门。因未设满员，只有掌院汉学士，次年就被革除，合并进了内三院。到了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内三院改为内阁的同时，又恢复了翰林院，升为从二品衙门，设满汉掌院学士各一人，都兼有礼部侍郎衔。翰林学士是从科举考试出来的进士中挑选，而清初的科举，几乎是汉士子的专利，因为通晓四书五经、能作八股文的满洲蒙古士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这样，翰林院也就成了汉官的天下。后来，福临竟谕令在紫禁城内乾清门东侧的景运门内建造直房，诏令翰林院各官分班直宿，以备顾问，宠信之深正足以表示福临的汉化之深。
为了提高汉官在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和地位，福临又突破了许多祖制旧规：
同级的满汉官相见，汉官必须长跪，满官不叫起不得起；顺治帝命改为见面时汉官一跪见礼即起。
改变了汉官不得掌印的祖制，下令说：“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着掌印，不必分别满汉。”
改变了同级满臣高于汉臣、武臣高于文臣的薪俸制度，在顺治十三四年（公元1656年至1657年）间，实现了文武俸禄不论满汉，一例照品级支给的新制度。
改变了同官满臣高于汉臣的品级制度，如原来同是六部尚书，满官为一品，汉官为二品。顺治十五年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如六部满汉尚书俱为正二品。
与此同时，继续推行垦荒与肃贪两项大政，官吏中骄横贪赃蠹国害民者，无不立正典刑，如吏部尚书谭泰、江宁巡抚土国宝、大学士陈名夏、顺天巡按顾仁等都因贪贿被诛杀。顺治帝甚至面谕刑部说：“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一向法度太轻，革职问罪之后，还能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今后大小官员，凡受赃银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一概籍其家产入官！着为定例！”
皇贵妃宠冠六宫（3）
有名的丁酉科场案，正是福临仰慕朱元璋立法周详可传永久，将法制用于治国的一个例证。
科举制度原本是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唐太宗语）的统治者的妙招毒招。千年下来，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至酷，难以自拔。清朝统治者更是旁观者清，所以一入关就连年开科取士，以迎合汉士子，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为了显示清正廉明，为了拔取真正的人才，对科举考试过程中人人痛恨的贪赃坏法、作弊贿买施行严刑峻法，是顺治帝的必然选择，也是他肃贪的一贯作风。诚然，丁酉科场之狱，主考官、房考官及考中的士子，许多人因此被杀、被遣戍流放，处罚太重，常常被当做民族压迫的一个例证；但此事发难者是汉人，受祸者也是汉人，清朝用严刑峻法处理了此案，竟能使大多数未能考中和年年被摈的士人感到出气、感到痛快，并使后来的科举受到震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清正、较少弊端，又是顺治帝乃至大清朝的一得了。
亲政七年之后，积累了相当统治经验的顺治帝，组织了一批大学士校订《大清律》，这是福临立法治国的一件大事。《大清律》一直沿用到清末，虽然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间，有所增减，但它的基础和基本构架是福临建设的。这应该说是他对大清国的一项重大贡献，为后来的国运兴旺提供了重要保证。
清初的圈地法、投充法、逃人法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