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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局中局-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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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窖,顾名思义,是存放冰块的地窖。古人没有冰箱,只能挖一个很深的地窖,在冬天把冰块放进去,利用低温存放到夏季使用。所以冰窖里的温度,是非常低的。把青铜器搁在里头,不出一个礼拜,就会得上锡疫。

  许一城是青铜器专家,他又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把送给朋友留念的青铜器放在冰窖里?

  “可他确实是那么放的呀。”付贵辩解道。

  我注视着他的双眼:“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他是通过这个铜镜,想传递什么信息,但又不想被其他人知道,所以才会用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放置办法,来做出暗示。而这个暗示只有铜镜发生锡疫后,才能被发现。”

  “咳!他何必跟我绕这么大圈子?有啥话不能直说。”

  “佛头这件事,牵扯太广,多少方势力都在暗中窥视。我爷爷那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您后来拿到铜镜以后,可记得上面有什么东西?”

  付贵道:“从冰窖起出来以后,就一直搁在家里。青铜器我不太懂,也就没怎么仔细看过。”

  黄烟烟忍不住问:“那枚青铜镜现在在何处?”

  说到这里,付贵面露羞赧,拍了拍脑袋,这才说道:“呃……已经不在我手里了。前两年老婆子要看病,我把它给卖了。可看病的钱还是不够,所以我才想跟孙掌柜联手,搞一回大的,就带老婆子回家乡养病。没成想倒让你们找上门来了。”

  原来他是急着给老婆看病,才定下这么一个坑人的计谋。不过仔细想想,他是刑满释放人员,也缺少专业技能,做拉纤本身又赚不到什么钱,生活窘迫可想而知。

  药不然耐不住性子,抢着问道:“卖给谁了?”

  付贵说:“一个安阳的老板。他说需要一枚古镜镇宅,从我这里收购走的。唉,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为了给老婆看病,我也不想把一城的东西给卖喽。”

  我们三个人对视一眼,看来这趟旅途还没结束,少不得要跑一趟安阳了。我找付贵要了那个安阳老板的地址,仔细抄录下来。那老板叫郑国渠,名字挺有意思,估计他爹是秦始皇的拥趸。

  我拿起桌上的酒盅,双手举起,恭恭敬敬道:“付爷。我这第一杯酒,是为今天的鲁莽道歉。”然后一口喝光,又倒了一杯:“我这第二杯酒,是替我爷爷许一城敬您这位好朋友,这么多年,还一直惦记着他。”我再次一饮而尽。

  我本来不大擅长喝酒,到这时候脑袋已经有点晕了,可我还是坚持倒了第三杯:“这第三杯,是谢谢您给我指出一条线索。这对我爷爷,对我们许家的名誉,至关重要。”

  付贵缓缓站起身来,用双手握住我的酒杯,老泪纵流:“当年我未能帮上一城的忙,一直遗憾得很。今天这份心愿,总算能了却一点。”他把酒盅里的酒喝完,眼神变得灼灼有神:“小许,我告诉你,你爷爷许一城,绝对不是盗卖佛头的人。当年到底有什么隐情,我没查出来,真相究竟如何,就落在你身上了。”

  说完他转身进了阳台,从阳台里翻腾半天,翻出一本相册,相册上满是尘土。付贵拍了拍土,咳嗽了几声,把册子翻开,取出一张已经残旧的老照片:“这是我手里唯一的一张许一城的照片,是当时审讯许一城时我偷偷留下的。现在也算物归原主,给你留个纪念吧。”

  我们看到照片后,面色顿时大变。

  这张照片,我们前几天已经在木户加奈那里看到过,是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木户有三那张摄于考察途中的单人照,脚踏丘陵,背靠城墙,景物、构图、人物姿势、光线都毫无二致。

  但这张照片和学报上的那张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

  这张照片上多了一个人,在木户有三的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那人一袭短衫,正是许一城。

  照片修改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有了。当时的人们利用修补、剪裁和重新曝光等暗房技术,对照片可以实现天衣无缝的修改。比较著名的有1920年列宁在莫斯科发表演说的照片,旁边本来站着托洛茨基,但斯大林上台以后,就利用这种技术把托洛茨基抹去了。蒋介石也干过类似的事,把自己和其他两名军官与孙中山的合影做了处理,两名军官被涂改掉,变成他与孙中山单独合影,以证明自己受国父赏识。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认识一个新华社的摄影师。他在“文革”期间经常接到类似任务,把被打倒的老帅和官员从毛主席的身边去掉,或者修改被遮挡的标语、语录什么的。

  我把这些常识告诉药不然与黄烟烟,两个人表情都显得很震惊。他们赝品古董见得多了,却没想到照片这种东西也有做伪的手段。药不然抓抓头皮,感叹道:“我操,还有这种手段。哎,那摄影师你还有联系么?哥们儿有几张和前女友的合影想处理一下……”

  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眉头紧锁。事情变得越发有意思了。同一张照片,却出来两个不同的版本,到底是许一城与木户有三的合影被涂改,还是木户有三的单人照被添加,目的何在?

  一个一个疑团萦绕而上,而我却觉得有心无力,想从中抽丝剥茧而不能。

  我们先坐火车回了北京。方震去接我们,顺便向刘局做了汇报。刘局的指示跟之前差不多,让我们继续放手去查,有关部门会支持,但绝不介入。方震把那张照片拿走,说是去技术部门做个鉴定。如果是修改过的话,胶片颗粒会有微妙的不同,可以识别出来。

  木户加奈那边也有了新的进展。她已经做通了木户家族的工作,把木户笔记一页一页拍照传真过来。清晰度差了点,但足以辨认汉字。

  木户加奈把这些传真件订成一个册子,交到我手里,然后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许桑,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在中国,我只信任你。”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在她看来,无论刘局还是鉴古研究学会,他们的目的,都是让玉佛头回归;只有我是为了祖父名誉而参与此事,从根子上与她为祖父赎罪是差不多的。

  但我也不相信,木户加奈单纯只是为了给祖父的侵华罪行赎罪而来的。她的种种手段,都透着那么一丝诡异。还有那本“支那风土会”出的《支那骨董账》,不知道和现在的东北亚研究会有什么联系。

  不过现阶段她跟我的利益不冲突,所以我也就没暂时说破。

  “木户小姐,付贵的情况,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了。关于姊小路永德的事,我很在意。你能否利用在日本的关系,查一下当时日本方面的记录?”

  许一城案发以后,姊小路永德把那三本笔记取走了。三本笔记现在一本存在日本,一本被我收藏,还有一本不知去向。如果能从这条线索摸过去,说不定会有收获。木户加奈听我说完后,答应打电话去日本查一下。

  说完这些,木户加奈把头发撩到耳后,用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我:“许桑,我可以跟你们一齐去安阳吗?”我犹豫了一下,拒绝了。药不然和黄烟烟对她印象很差,我也很难把握这个女人,这次去安阳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变数越少越好。

  木户加奈面露失望之色,但也没有勉强。她说她会利用这几天时间去考察一下潘家园的古玩市场。我这才想起来,她似乎还有一篇讨论包浆量化的论文。说实在的,她在潘家园那种十货九赝的地方,真不会有什么收获。

  我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木户加奈忽然把我喊住:“许桑,你知道我的祖父如何评价您的祖父吗?”

  “嗯?”我停步回头。

  “他从来没提过。即使学界的人反复询问,他都从来没说过一个字。”木户加奈说。

  我心领神会,鞠躬向她道谢。

  纵观整个盗卖佛头案会发现,虽然此案轰动一时,但却几乎没有任何细节公诸于世。许一城被枪决,是因为他自己认罪,付贵没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效信息。木户有三在学报上发表了《则天明堂佛头发现记》,也只是在强调其历史价值,对如何发现讳莫如深。换句话说,这两个关键的当事人,对1931年的空白,均三缄其口,带进了棺材。

  这件案子的轰动程度,和它目前公布出来的细节,根本不成比例。其他人谈及这案子时,大多集中在汉奸与盗卖等民族大义的批判上,却对这一点很少关注。这其中蹊跷,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我爷爷做这件事,肯定不是汉奸这么简单。

  我从北京饭店出来,忽然接到药不然的电话,他说他爷爷药来想找我聊聊。

  药家坐落在城东,是一栋颇为洋气的独立小楼,乌檐碧瓦,装修品味不凡。我一进门,药不然跟着药来迎了出来。药老爷子看着精神头不错,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拿着两个紫金核桃,核桃一转,发出闷闷的碰撞声,一听就知道不是凡品。

  我们各自坐定,药来开门见山道:“那天晚宴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苦笑一声。那天晚上不对劲的地方太多了,都说不过来。我只得摇摇头,请他开示。药来道:“你还记不记得刘局是怎么介绍你的?”

  我回想了一下,刘局当时说的是“这是小许,许和平的儿子。白字门如今唯一的血脉传人”。差不多就是这意思。药来眯起眼睛,一脸玩味:“明白了?”

  我一下反应过来了。对五脉来说,许家的最后一个五脉成员,是许一城。我父亲许和平这一辈子,从来就没进入这个圈子,也没跟他们打过交道。对他们来说,这个人应该是不存在的。而刘局介绍我的时候,没说是许一城的孙子,却说是许和平的儿子,这就很堪玩味了。

  刘局那么说,说明许家在我父亲这一代,和五脉也有接触,而且关系匪浅。想到这里,我心中一震。难道我那与世无争的父亲,也有我所不知道的一面?

  药来看我的神情有异,大为得意:“小许,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五脉的关系,可远比你想象中复杂。你们许家即使被开革出门,这几百年沉淀下来的关系,也不是轻易能断绝的。”

  我没有回答,我知道药老爷子肯定有下文。药来示意药不然把门关好,慢慢啜了一口茶,开口道:“我听不然说,你一直在为你父母上访?”

  《素鼎录》失窃以后,药不然也看到了我保险柜里的东西,里面就放着上访材料。所以他告诉自己爷爷,并不奇怪。

  我父母都在大学当教员。父亲在中文系教古代汉语,母亲是建筑系的讲师。在我的印象里,他们生活得很低调,除了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几乎没有别的朋友。“文革”期间,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理由是在课堂上宣扬封建礼教和资产阶级趣味。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什么荒唐的罪名都有。他们隔三差五就会被揪去批斗游街,家里也被抄过好几次。

  有几个他们原来的学生,对自己老师批判得格外激烈,居然宣称找到了他们反党反人民的关键证据。那一次批斗会后,我父母实在不堪欺辱,一起投了太平湖。后来“文革”结束,他们的这个罪名却一直没得到平反,我这几年,就在奔走这事。

  现在想想,突然觉得挺讽刺的。现在不光是为我父母恢复名誉,还要为我爷爷的身后名奔走。我们许家最重声誉,可偏偏每一代人都被这玩意儿拖累。

  药来听完以后,神情严肃道:“五脉之中,一直有人想让许家回归,但也有人一直想把许家置于死地。”我听完以后,如坠冰窟。药来这句话,明显是在暗示,“文革”期间我父母的死,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有一只幕后的黑手,利用形势对许家进行迫害。

  “可是,为什么?”我忍不住问。许家已经淡出古董圈,不会对五脉再有什么威胁啊。

  药来冷笑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文革’期间,多少收藏家被抄家。有些好东西被砸了,有些好东西,就再也找不到了。”他没明确说出来,但我已听明白意思。似乎有人觊觎许家的什么东西,就煽动革命小将去抄家,然后趁机偷窃。

  而我们家能引起五脉中人觊觎的东西,想来想去,也只有那本《素鼎录》。我父母寄放在了大学图书馆的书库里,只留了个索引号给我,所以小将们反复抄了几次都没抄到。

  “是谁?是黄家吗?”我的拳头不自觉地攥紧了,胸中怒气充盈。

  药来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文革’期间,五脉遭受的冲击也特别大,各家都极力收缩,自顾不暇。至于谁在背后策动,只能说,每家都有嫌疑。”

  我忽然联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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