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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想说，您有两个女儿叫娜塔莎？”
“三个。我想知道，他们之中的哪一个被绑架了。”
“娜塔莎·捷列辛娜。”
“哦，上帝，不！”
这时，沃洛霍夫的脸上流露出了明显的恐惧和绝望。
“您特别珍爱这个姑娘，是吗？”奥里山斯基毫无责怪地问。
“我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沃洛霍大的回答已经平静了一些。但是奥里山斯基看得出，他的内心绝对不平静，其实是方寸大乱。
“是什么人绑架了她？为什么？”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要是我知道这些问题的原委，我也不用请您到这里来了。绑架者没有索要赎金，也根本不联络。所以我想像问娜塔莎的父亲一样问您：有什么人为了什么会绑架她？只有您能够回答我。请您回答。”
“我不知道。”
“我不相信您。”
“可是我确实不知道。娜塔莎·捷列辛娜是个最普通的姑娘，而且身患重病，终生离不开残疾人轮椅。”
“您就是同她的母亲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约会吗？”
“嗯，是的。您怎么知道娜塔莎是我的女儿？”
“您经常到医院去看她，难道不是吗？”
“是经常去探视。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噢，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您冒充这个家庭的朋友，却只关心娜塔莎一个人，这让我们以为，她与捷列辛家其他的孩子们有所不同，而且不是客观上的不同，这个不同仅仅与您个人相关。如果您想帮助已故朋友列昂尼德·捷列辛的家庭，您首先应当帮助他们的大女儿伊利娜，她挑起了抚养四个残疾人的全副重担。然而伊利娜没有看见过您的任何帮助，并且根本连认都不认识您。您也几乎从来不看那两个更小的孩子。此外，您向他们报了一个假名字，这更使我们认为，您不是捷列辛家的朋友。所以一切都很简单，如您现在所知。”
“是啊，一切都很简单……”沃洛霍夫心不在焉地说，“可是娜塔莎……她现在怎么样？你们在找她吗？”
“对，我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要找到她。不过很遗憾，暂时一无所获。前两天有人从医院偷走了娜塔莎的病历卡。对此您能有什么解释吗？”
“她有强烈的药物过敏症，病历卡上应该详细记载着她能用哪些药，禁忌哪些药。大概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感兴趣。但是这也证明，他们想保住她的生命！他们关心她。难道不是吗？”
他祈盼地看了侦查员一眼，似乎是在等待他的赞同与安慰。刹那间，奥里山斯基甚至人道地可怜起这个多子女的父亲来。
接下来的几天之中，他们只在中午吃过午饭后上课。午饭前，娜塔莎完全受医生支配。米隆一次也没有见过他，警惕的警卫严密监视，不让米隆同住在三楼单间的其他人走同一条路，也不允许他天黑时出去散步。于是，米隆明白了，这件事有点蹊跷。晚上，各个房间的灯都亮着，从亮着灯的窗户数量，可以估摸出这里的人数。就是说，除了警卫、瓦西里、外国医生和护士娜佳之外，这幢楼里面还另有其人。归根到底，让他好奇的是，在墙壁隔开的另半边楼里住着什么人？为什么墙是密闭的？那边藏着什么人？
不过他决定不分散精力，不去想那些与他的主要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当务之急是从这里逃出去。只能想着这一件事，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自己的生命更要紧的事情。
这几天来，米隆觉得每一分钟都漫长难挨。他尽力而为，让瓦西里产生必须把娜塔莎·捷列辛娜的病历卡搞到手的念头。如果娜塔莎没有弄错，如果她住的病房真的有一名护士被杀害了，那么一定有民警守候在那里，需要逐个询问，寻找各种线索。瓦西里怎么弄到娜塔莎的卡片？要么买，要么偷。那么，派去弄卡片的人下手的时候碰上民警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用意就在这里，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上头了。
越是迟迟不见送来病历卡，越有成功的希望。派去的人一定是被抓住了，受到审问，迫使他供出全部真相，救援的人随时都会赶到。开着汽车来，坐直升机来，或者是派特种部队徒步翻山越岭悄悄躲进山洞，出其不意地抓捕那伙人，都有可能。米隆发现自已经常撇下手头上的事情，聆听有没有汽车声响，有没有直升机轰鸣，或者特种部队踩断树枝的声音。但是周围杳无声息，既没有马达轰响，也没有树枝断裂。一片幽静中只有树叶沙沙低语。
希望正在与日俱增的时候，他看见了瓦西里的手上拿着的病历卡，顿感绝望懊丧，差一点号啕大哭起来。
“快来看哪，搞来了，”瓦西里愉快地欢叫道，“你可以转告姑娘，我们搞到了她的病历卡，上面真的写有能服哪些药，禁忌哪些药，这样一来她就不必担心了。再不会给她任何对身体有危险的药了。”
“要沉住气，”米隆心想，“且慢惊慌，也许，到医院去拿病历卡的人被发现了，人家让他径直进了病历室。当然，他一无所知，还自以为得计。故意放他离开，好跟踪查明他把病历卡带往何处。现在还有片刻宁静，他们要商量计划。仓促行事什么也办不成。忍耐再忍耐，忍耐加克制，才会有好结果。”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失去希望。看见瓦西里手上拿着病历卡时一度涌上心头的绝望很快就过去了，米隆又开始琢磨另一条路。仔细一想，他明白自己的错误出在什么地方了。失算就失在把希望寄托在民警与偷病历卡的人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当然，他们错开了。不排除民警至今还不知道病历卡失窃。哪能不动脑子，这样简单行事？应当提前通知民警分局有这么个人去偷取病历卡，那样才能奏效。
他又想出了一个计划。需要较长的时间，也更加复杂，但是米隆觉得更加稳妥，只要事情不在他实施自己的计划之前结束就成。
今天走进娜塔莎的房间，他又想在微机上做一些完全不需要，但是却十分体面的作业。
你是从哪里得到戈尔德曼的书的？它是很早以前出版的，现在就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
一位女民警送给我的。当时她正在我们科调查护士遇害的案件。
这位女民警记得你吗？
我不知道。
你的家人的生日都是什么时候？
伊拉是9月，奥莉娅5月，巴甫利克1月，妈妈11月。
你从来不混淆他们的生日也没有忘记祝贺吗？
没有！没有！
这个重复了两遍的“没有”很动感情，以至米隆不由自主地笑了。
如果你不及时祝贺他们，他们会感到很奇怪吗？
对！对！对！
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吗？
明白。
你学过什么外语？
法语和英语。
别忘了黄金人的故事。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大约过了半小时，他大声说，语气中带着懊恼和气愤。
“今天你是怎么了，娜达莉娅？简直不像是你自己，连简单的作业都完成不好。你的病历卡拿来了，你完全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这几道题你应当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什么地方不舒服，那就叫娜佳。”
“我的心疼，”姑娘发愁地回答，“马上就到巴甫利克的生日了，可是我却不能祝贺他。”
“蠢话，”米隆断然说，“太孩子气了。你就这一次不能祝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的巴甫利克照样过。”
“不，他会过不好的，”她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大概没有小弟弟，所以你不理解。我和奥列奇卡好歹总算在家里过过一段时间的正常生活，可是巴甫利克进医院的时候只有半岁，除了医院的病房，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正常的家庭生活。他有什么乐趣可言？伊尔卡一星期来探视两次，带点好吃的，这就是全部乐趣。而他一年过一次生日。一年只有一次，这你能理解吗？因此我们总是尽力给他意外的欣喜，伊尔卡把刚挣到的钱全掏出来给他买礼物，给全病房的小朋友买食品，我写滑稽诗，奥列奇卡朗诵我写的诗，给他画漂亮的明信片。我们集合在一起向他赠送礼物，奥列奇卡读诗。而且他们整个病房都跟他一道兴高采烈共同庆贺。怎么可以剥夺小孩子的这个节日呢？”
“你冲着我大叫大嚷干什么？”米隆突然粗暴地打断她说，“是我剥夺了他的这点乐趣吗？依我说，你要是觉得非祝贺不可，你就祝贺好了，只是这里不是我说了算，这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她稍稍小声说，“请你原谅我的失态。的确不是你的错。只是我的情绪太坏了，我一想到巴甫申卡过生日的时候得不到我的任何东西，心都要碎了。要知道没法跟他解释，他还太小，才只有6岁。他肯定在等着我的祝福，一旦等不到，一定会嚎啕大哭，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件事情。”
“好吧，”米隆突然温和地说，“我去对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说说看。也许，他会允许你给弟弟发电报。你先编好诗句，以备万一。”
“谢谢你。”娜塔莎欣喜地回答。
“别谢得太早。暂时还什么都不清楚。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也可能不允许。”
但是瓦西里同意了。而且甚至没有费什么口舌，这让米隆吃惊不小。要么是他确实害怕娜塔莎紧张激动，心绪不佳，不能好好表现自己；要么是他另有打算。反正他轻易地甚至还有几分满意地同意她向小弟弟祝福。“当然，”米隆突然想到，“如果娜塔莎没有忘记弟弟的生日，甚至还跟往常一样给他写了诗，就是说，她的确一切正常，也就没有理由担心了。完全正确，瓦西里应该上这个钩。”
第二天，给娜塔莎拿来了一张空白传真电报纸。她在上面认真地用小字写了一首长诗，在一旁画上一只脖子上扎着大蝴蝶结的滑稽小狗。电报拿走时，她明显地快活起来，而且甚至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次让她写的完全是另一个发报地址。这份电报将不是发自摩尔曼斯克，而是发自奥伦堡。
然而，晚上等着米隆的是一个令人气短的意外。他给娜塔莎上完课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看见父亲坐在里面。
“你好，阿斯兰别克。”他冷冷地说。
“晚上好，父亲。”米隆小心翼翼地向父亲问好，料想不到这次见面会是什么结果。
“你看见我好像不高兴。”
“你说什么，父亲，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在这里，有点措手不及。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来办事。决定同时看看，我的儿子怎么样履行自己父亲的请求。”
“怎么样？”米隆尽可能冷漠地问，“瓦西里说我的坏话了？”
“是的。这让我极为痛心。”
“我什么地方让他不满意了？我听话顺从，执行他所有的要求，甚至遵守他强加给我的一切荒谬的规定。父亲，你把我送进了什么地方啊？是度假期还是服苦役？在这个地方不经允许连路都不能走一步。去镇子上不行，出大门不行，晚上散步不行，在楼里面走一走也不行。除了那个姑娘，不允许同任何人说话。我为什么要受这种惩罚？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要把我送进这座监狱？”
“你让我痛心，儿子。我原本以为瓦西里不完全对，可是现在我看见了，他并非夸大其辞。你桀骜不驯，执拗任性，你并不把父亲的话当做法律。这不好，这违反了常理。当一个不孝之子是一大罪过，大错而特错。但是更大的罪过，更违反常理的是怜悯女人。你陷进了罪恶的深渊，错上加错。”
“父亲，但是这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姑娘，而且患有不治之症。难道我连向她表示最起码的同情的权力都没有吗？”
“没有，”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绝，“你应该做瓦西里命令你做的事情。你应该为我所效力的事业效力。你不应该有一点怜悯之心。这就是我的意愿。如果在你有罪孽的心灵中还有所怀疑的话，你记住，你的血管里流淌的是我的血，而不是这个姑娘的血。对我们而言，她是个异族人。而这意味着，她对于你来说也是外人。你的母亲得知你违背常理不听父亲的话，她会极为伤心。这一点你也应该记住。你是印古什人，是穆斯林，阿斯兰别克。如果我长期装作没有发现你的非穆斯林行为的样子，如果我停止了反对你不用你出生时我给你取的名字，这不等于我容忍或者准备把你投入斯拉夫文明的怀抱。你生为穆斯林，至死还是穆斯林。这也是我的意愿。”
说完这番话，父亲站起身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