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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在乡村中经常注意到、也比较容易解读的是文字的文本，比如碑刻、族谱、契约文书、宗教科仪书、地方档案等等。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其实和我们一样，对付起这类资料来比较得心应手，但他们比我们还多一样本事，那就是对付口述文本，所以我们在学习他们如何做访谈，然后如何处理口述资料。但我们大家都不大熟悉的是非文字非口述的，也即非语言的文本，比如图像的文本、音律的文本、形体的文本等等，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应该如何解读？我们还缺乏办法。我们在乡村小庙中看到的壁画告诉我们什么？那些图案、线条、色彩、装饰，然后是那些人、兽、景物及其故事，都意味着什么？它们赋予乡民什么意义？反过来，乡民又赋予这些形象什么意义？匠人又在这个象征的意义世界中占据什么位置？同样地，仪式中的音乐又告诉我们什么？那些旋律、音调、混声，那些不同的乐器及其排列次序，那些工尺谱及其记谱方式等，都意味着什么？乡民、专门从业者（specialist professional）在其中又各自扮演什么角色？特别是这些由音律、图像、形体构成的文本，与文字的和口头的文本形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凡此种种，我们是会经常面对，也会经常忽略，甚至是会经常手足无措的。
我看过一位研究民间音乐的博士所做的关于山西阳高乐班的论文。她发现那里的乐班分成阴阳和鼓匠两部分人，阴阳自称道士，属于正一派，有通鬼神的灵力，使用的乐器以笙管类为主，而且比较“保守”；鼓匠表演场合比较宽泛，演出程序不那么固定，乐器则包括唢呐等吹打乐器。老百姓一般称“请阴阳”、“雇鼓匠”。在流传至今的乐曲中，阴阳经常演奏的有《普庵咒》《驻马听》《鱼闹莲》《山坡羊》等，鼓匠则经常演奏《将军令》《上桥楼》（应为“谯楼”）、《水龙吟》《百河宴》《大雁落》等。怎么解释这些问题？光研究音乐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阳高县在明代叫阳和卫，是长城边上的一个军事重镇，到清代才改卫为县，所以这里在明代基本上是军队的系统，到了清代以后才有了民政的系统，而且居民还多是军队的后代。这样我们就知道这里可能留下两套系统的痕迹。从音乐的角度看，一套是军队礼仪系统的东西，南方的“军傩”就属于这一类，所以他们有唢呐这类响器，军队礼仪中的乐器是很强调号角这一类的，由鼓匠传承下来，到现在他们熟悉演奏的乐曲还是军乐，只不过放到红白喜事上去演奏了；另一套是州县礼仪系统的东西，就是那些礼生、阴阳生做的事情，在山西几年前发现的明朝万历年间的迎神赛会的礼簿，也是由礼生传承控制的，这些人虽然属于官府的系统，但只是官府有事的时候才用他们，平时还是自谋生路，后来民国的官府不讲礼仪了，不设这套东西，就成为纯粹的民间的了，也就是这些阴阳的来历。他们之所以在乐器方面、演出场合方面比较保守，就是原来他们有一套礼仪的规矩。听听这些音乐，再听听云南丽江所谓“纳西古乐”的某些曲子，就知道它们都是明朝以来汉人官府常见的礼仪音乐。
与这些非文字书写的文本相比，碑刻、族谱等民间文献与档案、正史之类文字便有了许多共性。民间的音乐、绘画、戏曲、仪式表演也会讲述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故事，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些都是胡说八道，而“二十四史”讲的都是史实。因此，传达历史信息的声音还有许多，很复杂，生活本来就是复调的。
无论从观念还是从我们对材料的理解上来看，我们关注的终点都不只是所谓的“下层”或者民间。2006年国庆节那几天，我们一行人跑到广西桂平，跟着一位以此地为博士论文主题的学生感受历史情境，其中一天乘船去了大藤峡。
这个地方是读明史的人，甚至读思想史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因为它是王阳明成就其事功的地方。史书里说那里的瑶民用山中的巨藤把江面封锁起来，官军难以攻取，后来王阳明打了胜仗，砍断了大藤，这里就改称断藤峡。但是王阳明志不在此，他的志向不在破山中“贼”，而在破心中“贼”。
广西这个地方很奇怪，虽然是所谓蛮夷错居的地方，但很早就与中央有密切的联系，包括云南、贵州这些西南地方，自元以来就是设省的地方，而不像北方和西北地区，到明朝还以军事建制来控制。可以说是个典型的“腹地”。这里自明永乐初开始瑶乱不断，这个瑶乱背后究竟有什么动因？我不得而知，但却因此引起了朝廷的整治。或者，是朝廷开始整治这些边陲之地，然后制造出了这种种借口？最后的结果，是外来人日益进入，在明代有从田州等地调来镇压瑶民的狼兵，在清代有经商的福建和广东商人，于是渐成化内之区。
事情的过程当然不是这三言两语那么简单，但究竟这是一个“内部”问题，还是一个“内”与“外”的关系问题？这里的狼、瑶、壮、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格局？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结果，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结果？有意思的是，300年后，这里发生了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那些起事的人就是从外面来的客家人，没有办法进入土著的生活秩序，只好靠破坏原有秩序来解决问题。那些土著与当年瑶乱平定之后的人群有何关系？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但重要的是，从明后期始，国家就在那里，不慌不忙，延续着明代以来的国策，没想到这个太平天国竟然如此影响帝国的筋骨，一个多少地方性的问题终于演成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这当然就不是单一的区域史因素所能解释的了。
金田自然是我们的必至之地。这个地方在中国人这里知名度很高，原因是那里是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地。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把它与王阳明成就其事功的大藤峡瑶民起事联系起来，并不觉得这两件通史叙事中的大事件发生在同一个县里。古代史语境与近代史语境之差异，于此可见一斑。
金田村离县城（现在应该叫市区）并不太远，由于它在革命史叙事中的重要位置，使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便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有个太平天国运动纪念馆，现在保留着几块碑刻。其中有块碑，据说是冯云山当年砸神像那间庙里的。联想到过去说太平天国捣毁偶像，连洋人都给骗了，以为是皈依基督教的结果，我们则说是反封建。其实，他们之所以和那些寺庙过不去，并不是他们懂得用“科学”来对付“迷信”，而是那里有一群人——掌握着权势的——把他们这群人排斥于祭祀仪式之外，也就是排除在地方公共生活之外。没有参加过游神的人，不会理解自己没“份”的那种感觉。
有不少同行认为社会史学者不“关心政治”，其实如果知道我们来金田村，就应该不会这么看了。知道吗？所谓关心政治的学者也来金田村，但只是凭吊而已，他们并不试图理解金田、桂平或者粤西，并以此来理解为什么是这里，而非别处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他们认为，这个爆发的原因是全国一体的，所以并不需要理解这里的历史。
而我们到了这里就明白，如果不了解自明中叶大藤峡瑶乱以来这个区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社会变化，我们就不会真正懂得太平天国，至少不会明白它为何爆发在这里。而且，我们因此而不仅理解了太平天国，因为它绝不是孤立的。
话说回到北京。几乎所有学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北京成为都城的历史，是从辽南京或者金中都开始的，但也许很少有人反过来想，没有这些北方的草原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强盛，究竟还会不会有北京？也许北京就永远是被称为燕、蓟或者幽州的北方边城。而所有人都应该清楚，北京成为帝国都城给近800年的中国历史带来了多大的影响。由此，我把这件事称为近800年来的一大变化，草原民族造就的都城，其影响绝不仅在于对华北乃至更南部的影响，还在于这些民族的生存空间在更西、更北。我们也知道，2000年来，草原民族一直保持着南下牧马的态势，但近300年来，也许时间更早，却出现了另外一个转折，那就是长城以南的汉人大量向北向西迁移拓殖，这个变化的影响也同样巨大，以至我们不能在重视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忽略它。
这样两个至少影响了中国北方历史进程的重大变化，即属我所谓的“大历史”。我们对华北区域历史的具体研究，无法忽略这样的背景，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对区域历史的具体探讨，是为了理解和解释这样的更大的历史变化。研究区域历史或者微观社会历史的人，不仅在时间上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而且在空间上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
（《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赵世瑜著，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32．00元）
盟友之间霸权和平转移的实证研究
任东来
最近十年，国际关系的研究成为一门颇为热闹的“显学”。不过，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大量的著述不是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课题、理论和方法的重述和介绍，就是基于新闻报道和时事资料而撰写的应景之作。作为国际关系学基础，同时传统上也是国内学界研究强项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却相对式微。除了沈志华教授等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以外，鲜有基于第一手外交档案和文献进行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当一大批颇有才华的年轻学者一窝蜂地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津津乐道地大谈特谈理论、方法和主义时，不能不让我想起胡适先生那个著名的告诫：“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谈主义既时髦，又省力。相比较而言，研究问题则是既落伍，又枯燥。因为主义通常是现成的，只需要“照着说”就可以；问题则是需要解决的，需要想办法“接着说”，也就是要下苦功夫去搜集资料，进行个案研究，来验证（证实或证伪）既有的理论。比如，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和目前时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中，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各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正在崛起的大国对国际社会的领导国或日霸权国构成挑战和威胁，最终导致战争。在列宁那里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在“霸权稳定论”主要倡导者、美国大牌学者罗伯特·吉尔平那里，是可能改变世界权力结构的“霸权战争”。略为不同的是，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吉尔平却没有这样绝对。在面对崛起的新兴强国的挑战时，后者认为现存的霸权国有三种基本策略：第一，消除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即发动预防性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的挑战者”；其次，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张来寻求减少保持其地位的成本；第三是减少承担的外交义务，包括直接放弃承担的某些义务，“与威胁性较小的国家结盟或寻求和睦关系”，对新兴大国退让从而让其“分享维持现状的好处，换取其分担维持现状的成本”。（Robert Gilpin，War and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91—193）。国内众多论者被“霸权战争”这个概念的简约之美所迷惑，似乎忘却了吉尔平所总结的第三种策略。如果说前两种选择是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常态的话，那么，这“第三条道路”或许是现实世界，或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种趋势，代表了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至少在国际经济领域。何以见得？这就需要实证性的经验研究，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张振江博士的《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45）》，就具有这样的说服力。
就国际的权势机构而言，十九世纪“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已经让位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转换是如何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显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美国借二战领导者和战略物资提供者之便利，一举取代英国而成世界的领导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再次证明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基本经验，没有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赢得过霸权战争的胜利，相反，新的霸主通常是前一个霸主的同盟或伙伴。这的确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味道。那么，美国作为英国的盟友，又是如何取代英国地位的呢？如果考虑到国家的综合实力首先表现在经济实力，世界领导权也较多地表现为国际经济的主导权，显然，国际经济秩序中英国主导地位让位于美国，或者通俗地说，英镑让位于美元，就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