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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文学上，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堪称不朽巨著，集其所处时代天体力学之大成，他被称为“法国的牛顿”。在数学上，他被视为现代概率论的奠基人，他的《分析概率论》是这个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至于拉普拉斯“势利小人”的恶名，主要来自他的政治活动。
他的政治生涯与伟大的拿破仑有着戏剧性的因缘。1783年拉普拉斯成为皇家炮兵的主考人，1785年（这年他成为科学院院士）他对一位16岁的少年进行了考试，这少年就是拿破仑。在大革命的恐怖时期，许多法国科学家上了断头台，但拉普拉斯至少可以为大炮计算弹道，这帮助他躲过一劫。拿破仑当政之后，拉普拉斯颇受宠信，据说“拿破仑时代的一切勋章都佩戴在他的胸前”，他被封为伯爵，做到内政大臣——尽管拿破仑对他的行政能力评价颇低，认为他只是“一个平庸的行政官员”。等到拿破仑倒台，王政复辟，拉普拉斯立刻转而效忠路易十八，他签署了流放拿破仑的法令，自己则被封为侯爵，坐进了贵族院。事实上，每次改朝换代，拉普拉斯都能加官进爵，因为他具有“一夜之间从狂热的共和主义者变成热忱的保皇党”这样的政治变脸能力。
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加上政治上的见风使舵，给了拉普拉斯幸福的一生。晚年他依旧安富尊荣，甚至没怎么受过病痛的折磨。78岁那年，拉普拉斯在留下了“我们所知甚少，而我们未知的无限”的著名遗言后寿终正寝。而在他的葬礼上，在泊松和傅立叶那些隐恶扬善的颂词中，拉普拉斯被描绘成一代天才和圣贤。
对于拉普拉斯这样一个人物，我多年来保持着相当的好奇心，遗憾的是，自己勤奋本来不够，旁骛却又太多，一直也没有能力去正经研究过他。
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相当牢固的观念，认为我们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只能研究中国自己历史上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研究西方人的东西，资料既有困难，语言又有障碍，很难“搞得过”西方同行。当我们要拿出成果和西方同行交流时，我们也总是以讲我们的“老古董”为胜，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有资格与西方同行对话。以至于有时听某些国内同行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报告其论文时，几乎通篇都是汉语拼音的朗诵，只是其间不时用“and”、“so”、“if”之类的英语单词将它们连缀起来。
对于这种现象，虽然我们内心深处难免隐隐有些自卑，但碍于面子，通常很难说出口。幸运的是，我们那些在国际上拿了大奖的电影导演，及时给我们送来了一颗很好的安慰丸，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话当然不是他们发明的，只是他们的获奖使得这话频繁出现在媒体上而广为人知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用在文学艺术之类的领域固然有其道理，然而学术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更是如此，因此这句话在学术研究领域只能是一颗安慰丸，而且它的药效正趋减弱。
现在，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深入，特别是互联网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后，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出国访问已经很容易了，国外的资料也比以前更容易获取。所以中国学者已经有可能和西方同行处在同样的基础上，对某些西方课题进行研究。
其实，就像我们看到的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历史和当代问题的研究一样，那些研究中有的水准也只平平，因为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而出现隔靴搔痒甚至郢书燕说等状况，但是它们之所以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参考价值，是因为这至少表现了另一种文化对我们的文化中某些成分的观察和判断。持此以观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则中国学者完全不必妄自菲薄。
王幼军博士这本《拉普拉斯概率理论的历史研究》，就是一个可喜的例子。
王幼军博士原是学数学出身，她是我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之后所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恰好她一直对概率论及相关的问题有浓厚兴趣，所以当我们决定以《拉普拉斯概率理论的历史研究》作为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很兴奋。
不过，这时我们遇到了老问题，即中国学者研究国外课题时，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能力总是相对受到限制。幸好王幼军博士勤奋刻苦，努力克服了许多障碍；恰好当时又有一个机会，我就送她到德国去访问了几个月，以便“亲近”欧洲的那些相关资料。结果她的工作做得非常之好——我得坦率地说，比我原先期望的更好，而且受到国内数学界权威人士的很高评价。而在本书出版时，王幼军博士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改进，使之更上层楼。
就国内的数学史研究而言，许多前辈的名作和后起之秀的力作，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成就，直接正面研究西方课题的工作，迄今还不多见。故本书的出版，既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新成果，同时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生培养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王幼军博士的这项研究，也得到几位数学史界优秀学者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本系的纪志刚教授，这是要竭诚表示感谢的。
（《拉普拉斯概率理论的历史研究》，王幼军著，即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术史课程的理念与实践
陈平原
念研究生时，专业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因博士论文关注古今小说的转折，谈“中国小说史”，对我来说，也还算本色当行。没想到，走上北大讲台才四年，学术兴趣就开始转移。从1991年秋季起，十五年来，我在北大中文系为研究生讲授的专题课，“文学史”与“学术史”的比例，几乎对半开。
九十年代初，斗转星移，个人的心境及趣味大为改变，原先以小说史为中心的学术设计，不得不做大的调整。有些偶然因素，加快了这一调整的步伐，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是《学人》集刊的创办，一是北大的选修课制度。后者要求像我这样自认为“授业”还算认真的教师，必须不断地给学生提供“新知识”。你要是几年不变，只念一本经，研究生无法重复选修。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也可以同一锅汤，每年更换不同标签。只是那时年少气盛，决定另辟蹊径，多讲一两门自认为有意思的新课。
刚刚闯入一个陌生的学术领域，仅仅发表了三五篇相关论文，就敢走上大学讲台，实在有点冒险。当初之所以有如此勇气，靠的不是“学术功力”，而是“现实需求”——自信这门课对学生有用，也自信经过努力，自己能闯过这一关。感谢北大相对宽松的选课制度，更感谢诸位修课同学的大度与宽容。这门几乎是“现炒现卖”的专题课，居然博得一片掌声。这让我很受鼓舞，十五年间，竟变着法子，开出了如下系列课程：
第一门课：“现代中国学术史”，讲授时间为1991年、1993年、2006年春；
第二门课：“中国文学研究百年”，讲授时间为1996年、2000年春、2002年春及2002年秋（台湾大学）；
第三门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讲授时间为2000年秋、2004年秋；
第四门课：“《中国小说史略》研究”，讲授时间为1992年、1995年、1999年秋；
第五门课：“中国大学研究”，讲授时间为1997年秋、2001年秋及2004年春（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上述课程，有的标明学期（春、秋），有的则只有年份，这只是记忆问题，别无深意。在大学教书的都明白，专题课的设计，题目不能太小，范围划大点，翩然起舞时，才能更为从容。实际状况也是如此，讲了这么多轮专题课，从不曾照着题目“面面俱到”过。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我的学术史研究，以问题为中心，不学梁启超和钱穆，不写“百年中国学术史”。除了学力不足，更因我之进入这一领域，本来就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当然，其中也包含某种学术理念——对“通史”类著述的普遍怀疑。
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后，不少书评提及作者之“别有幽怀”。如称这部书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但很大程度是为了解决自身以及一代学人的精神困惑。正是这种压在纸背的“现实关怀”，才使此书采用以问题为纲目的特殊体例——“历史需要今人这样谈论，才会显得亲切可爱；今人需要有人这样谈论历史，才会觉得寂寞得慰，困惑得解。”（李书磊：《陈平原学术观讨论》，《文艺争鸣》2000年3期）也有人由此引申，称此书“蕴含了具体的历史”，可也带有“自我陈述”的意味：“因此，比较梁启超、钱穆的学术史，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其说是一部‘客观’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不如说是一部‘论辩’的‘中国现代学术史论’。”（旷新年：《学术的凸显——评》，《科学时报》1999年3月2日）这是同代人才有的感觉，后世读者，单看字面，不见得会有如此深入、细腻的体味。
说实话，写这书，在我，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自我训练”，更是一种“心灵的探寻”。既与历史对话，也在思考现实人生，平实冷峻的笔墨下面，原本掩藏着深深的困惑与挣扎。将这一写作过程，称之为“思想突围”或“自我拯救”，一点不过分。只是有感于近百年来“以经术文饰其政论”的传统对学术研究造成的伤害，我不希望在史著中发牢骚，放冷箭，于是，将个人的郁积、亢奋与期待，统统搁在同时期撰写的随笔或文化评论中。比如，发表在《读书》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独上高楼》《超越规则》等，还有刊于《二十一世纪》1993年6月号的《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以及《东方》创刊号（1993年10月）上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同样是九十年代初在北大讲授“学术史”课程的副产品；正因其不太“学术”，更能体现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
与《学术史研究随想》同刊《学人》第一辑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还有发表在《学人》第二辑上的《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这两篇试笔，无论论题还是思路，都带有某种象征意味。关注“学术与政治”、“官学与私学”，明显包含某种现实思考，说“寄托遥深”也不为过。至于借章太炎、胡适之来沟通晚清与五四两代学者，呈现中国学术之转型，因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在，很容易理解。反而是那些散落各处的单篇文章，容易被忽略。
讲课不同于著述，不必“言必己出”，有时借用前辈成果，再略加发挥；有时解说文献，再组织讨论。著述就不一样了，必须有自家面目，不能瞒天过海。往往是这样的，讲课时效果很好，等到落笔为文，却踌躇再三。写不成大文章，丢了又太可惜，于是转化姿态，变成了“学术随笔”——我谈康有为、刘师培、黄侃、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等文，就是这么来的。在三联版《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2006）的自序中，我曾提及：“集中所收各文，多少总有点专业上的发现，与作家所写人物传记不同；但拟想读者依旧是大众。”笔墨虽有变化，讲求的依然是学问的根基。这些不无“一得之见”的小文章——包括那些谈论“学术”的短文，大都得益于我的学术史课程。
学术史课程的开设，对我的阅读、思考与写作，影响很大。只不过有的成绩斐然，有的则雷声大雨点小。比如，跟“中国大学研究”课程相关，我先后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等书；至于涉及“《中国小说史略》研究”的，则只有《论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等寥寥数文，还有就是那册还算精美的《（名著图典）中国小说史略》（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信誓旦旦要为此书做一个学术史性质的“笺证”，甚至已跟出版社签了“君子协定”，可就一直腾不出手来。两相比较，你很可能认为，前者远比后者更值得夸耀；其实不见得。因为，开设学术史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训练学生，而不是凸显教授的风采。而后者对于中文系的研究生来说，或许更有意义。
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作为北大教授，每年都要讲新课，压力其实很大。同一门课，隔两三年讲一次，只能部分更新（参看本书收录的两份“中国现代文学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