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就买了《李白成》第一、二卷五册，很让我眼馋。同龄人里有一二志同道合者，都隐隐约约做着作家梦。夏天的夜晚在一个直升机坪似的草坪上看星星，聊书……类似的情形只有15年后在波士顿有过。
我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转业军人，我们回到了我的出生地上海。这一时期关于书的印象来自一个码头边的报刊亭卖的《外国文学研究》。徐迟编的，七角钱一本。第一期是蓝色封面的，有托尔斯泰的头像。我至今怀念那个时代的外国文学研究文字，没有八股腔，一点都不像学位论文。门户也没有森严到学英语的不准谈德国文学。稍后有《世界之窗》和《艺术世界》，再后有《书林》，那个时候大家怀着怎样的新奇求知欲在读这些东西啊。书店里排队买《战争风云》《镀金时代》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书的盛况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现象。《第二次握手》终于从地下走到地上。前些日子在《北京青年报》上得知这本小说有了60万字的修订本，有空去买来看看。能不能找回当年的阅读感觉就不知道了。当年为了买一套新版《辞海》，我可是骑车几十公里，花掉我妈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年过去，这东西可能在我姐姐家能找到，但愿没有长毛发霉。不知听谁说的，有一个上海书店是卖旧书的，这大概是我跟旧书店打交道的开始，很可能是我上大学时送我《康熙字典》的那个老兄告诉我的。从1978年到1980年，我有一部分时间是在上海书店的福州路门市、淮海路门市和四川北路门市度过的，今天不记得买过什么书了，但记得卖给他们《农业学大寨》之类，得了四块钱，那可是不小的书款，可以买三四本厚小说。在南京东路骑车让警察扣了，磨嘴皮子求情成功，回家瞒着父亲，他并不知道我把他的学习材料当旧书处理给上海书店了。有一阵子这些学习材料都是废纸的价格，而现在，《农业学大寨》属于“红色收藏”，有人趋之若鹜。不知硕果仅存的上海书店福州路门市还在不在。当年一本英文原版《勃朗宁诗集》，很旧的本子，五块钱。有一阵子觉得那时一本书五块钱真便宜。其实按五块钱在当时能买到的东西看，还是贵的。我跟上海书店的缘分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放假期间回上海，我在那里买到过有鲁迅印章的《小约翰》。这本书在我的“颠沛流离”的生涯中不知所终，很可能让我换了包子吃了。
我的本科是在济南的山东大学上的，学的是英美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填履历，每次写到英美语言文学专业的时候，心里总有点虚，好像并没有学到多少英美语言文学。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头一想，自己的外国文学的那一点底子，还不能不说是山东大学给打下的。当时的校长吴富恒系哈佛出身，他和夫人陆凡教授都是美国文学的专门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吴就是美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开拓人。八十年代，他在山东大学创办美国文学研究所和《当代美国文学丛刊》。吴还是第一任中华美国文学会会长。我进山大的时候，全校也只有44位正教授。外文系正儿八经的教授也就三四位。黄嘉德教授原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长，院系调整后来的山大。藏民国杂志的人和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大抵知道他和弟弟黄嘉音编过《西风》。系里介绍他的时候，说他是肖伯纳研究专家。我多少年后的确买过他翻译的《肖伯纳传》，但从他给我们上的《芭芭拉少校》课程看，他对肖伯纳并没有太大的热情。上大学前我在《书林》杂志上读过他的文章，好像是介绍《苏菲的抉择》的，他对斯泰伦的兴趣似乎更大些。黄教授虽然因为美国教会的背景在《文史哲》上写过检查，但在教授中生活待遇是高的。他与校长都住在男生宿舍隔壁的专家楼。当时聘请的外教也在那个小院子里。他和夫人挽着胳膊去食堂买馒头的情形至今还印在我脑子里。听说，有时候他早饭喜欢吃丹麦曲奇。在那个时候，丹麦曲奇还算奢侈品，要九毛钱一袋呢。九十年代中期他过世后，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写过一篇纪念文字。黄教授是福建泉州人。我跟他并没有私人交往，不知怎的今天仍然没有忘记他。系里的另一位教授张健担任着系主任，他是《格利佛游记》的翻译者。八十年代初他和吴校长都是最早一批出国的人。吴校长回来作出访报告，说美国的教堂还没有他家村里的小庙年头久。张主任从加拿大回来说，西方生活方式就是腐朽。几年后我自己有机会去加拿大和美国，发现多伦多的机场一路进城里就像置身安徒生的童话。
1984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助理翻译。我们的办公楼东西两侧是贡院东街和西街，是令人产生历史遐想的地方。秋天一到，这两条巷子满地金黄的落叶，大概是银杏树的叶子。西街今天长安大戏院的位置二十年前是马海德大夫住的朱门小院。我亲眼看见他往街心扔乱放在他家门口的自行车。北边东总部胡同有马寅初的寓所和班禅的宅子。那时候，有很多藏族同胞来这里朝拜，是胡同里的一道风景。再往北是慈禧的娘家桂公府，以北有洛克菲勒拿协和医院剩余的建筑材料为自己的母亲修建的宅子，对面是王世襄先生居住过的芳嘉园雕花门楣小院，他老先生住在这里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李一氓先生的小院子我是进去过的，是办公差去的。之前敲错了门，把另一个院子的住户惊动了。是范用先生。他正好有封信给氓公，于是让我顺便带过去。一氓先生听明我的来意后表示，美国人要见他的话，谈线装书可以，并不认为自己了解延安整风运动的事情。我从李府出来后想去找找俞平伯老君堂的踪影，想看看《古槐梦遇》里的古槐，然而终于没有找到。听说那里是我们单位的幼儿园。营造学社的发起人朱启钤自己设计的宅子我进去看过，当时还是文物保护单位。竹竿胡同小学据说是梁实秋上学之所，也去看过，不过没有对往西的内务部街他的故居的印象深。内务部街和史家胡同南北挨着，西口有中国书店的灯市口门市。这个书店是真正诱发我搜集书籍的地方。我不记得在这里买过多少英文书了，至今保留了百十来本牛津小蓝皮书，都是那里淘换来的。二十年前，门市的里间有火炉，有老先生闲聊。羊皮的《华兹华斯诗歌全集》我没留住，美好的买书记忆倒是留住了。我后悔没有买下《约翰·克里斯多夫》法文本，当时25元是个大数目。往南有东单门市，往北有隆福寺门市，往西有东风市场门市，那时候也还真能找地方买廉价的旧书呢。
就《清诗话考》回应吴宏一教授
蒋 寅
拙著《清诗话考》2005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学界薄有好评，书也很快售罄，即将重印。像这样一部涉及千余种诗话、数千种清代文献的清诗话目录及提要，以个人之力积十多年之功完成，舛误和疏漏肯定是难免的，师友同道也不断有所教益，这都是正常的，也是我欢迎的。其中吴宏一教授的批评比较特别，含有较多的非学术因素，且不尽符合事实，需要做一些回应以澄清事实。
虽然友人早已告诉我，吴宏一教授在华东师大讲演，对我参加他项目撰写的清诗话提要及拙著《清诗话考》多有苛责，但我看到他发表在《九州学林》2006年春季号上的《从清代诗学的研究到清代诗话的整理——写在（清代诗话考索）出版之前》一文，还是很惊讶。文中对拙著的批评，如指出查慎行《集世说诗》不是诗话，黄河清《朴学堂诗话》既见于见存书目，又见于待访书目，都是中肯的；《贞一斋诗话》提要“李取袁说殆无其理”，虽只是笔误（“李取袁说”应作“李斥袁说”），并非论证问题，也是应该改正的，我很感谢吴先生的指教。还有，我说吴先生“所录各书又未注明版本及收藏，使人无从考究”，是因《清代诗学初探》系十多年前所读，偶记忆不确，需要向吴先生致歉。但通观吴先生的批评，终觉有些吹求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且言下时有我剽掠他成果的意思，以吴先生这样有名望的前辈学者，如此批评他的同行、同行的著作，当然会有影响，作为当事人，我不能不略加解释，用吴先生的话说就是要“以正视听”。
有关吴先生对《清诗话考》的批评，后面再说，先说一下我为吴先生主持的《清诗话考索》撰稿的经过，这是吴先生非难的起点，也是首先让我很不理解的地方。吴先生在文章里说：
研究计划刚开始执行时，我就邀请了蔡镇楚、蒋寅、张寅彭三人参加，请他们就近撰写当地所收藏的诗话提要各四十种。蔡镇楚和蒋寅都曾经表示愿意负责所有大陆收藏资料的提要撰写工作，但我以为这非一人之力所宜为，所以婉拒了他们的好意。
这里的叙述，涉及我的部分与事实有点出入，看来是吴先生的记忆有误。首先，承包所有大陆收藏诗话的提要撰写工作，是吴先生提出的，并不是我主动要求。当时他试探我的意思，问我是否能将大陆这边的诗话提要都承包下来。起初我不敢应承，因为只有两年时间，目录中不少书我还不知藏所，哪敢立这样的军令状？只因做清诗话提要是我的长远计划，一直决心读完所有的书，这才想借这个机会来实现梦想。我请吴先生给我一个考虑的时间，回去经过核算，我向吴先生提出50万港币的工作预算，理由是清诗话主要收藏在大陆，计八百种书，每种书阅读加撰写提要平均按两个工作日算，每个工作日的劳务费按200元计算，差旅费和复制善本费10万，剩下8万用于图书藏所偏僻找不到人帮忙时，我自己去出差。凭我多年的经验，这是难度很高的工作，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还要具备高度的专门知识。撰写人必须找对清代诗学有相当研究的学者才行，这样的人在国内我敢说找不出二十个人。试想让一个教授跑很远的路，坐在图书馆看两天书，再回来翻阅各种文献，最后写出千字上下的提要。一天200元，除了真有志于研究清代诗学的人，谁能乐意做？
可是吴先生回信，表示经费有限——不是像他文章中说的“获得相当优渥的资助”，所有大陆收藏诗话提要的撰写，承担不了这么大的开支。而我在寄出信后，也越想越觉得心里没底，既得如此答复，乘势就坡下驴，如卸重负。没想到事情并没完，过了大半年，吴先生来京又约见我，重新探讨合作的方式。此时我已彻底想清楚这件事决无把握，便说明自己承担社科院的研究项目，时间已很紧张，没有精力再承担别的课题。因为吴先生是前辈，不好断然推辞，于是表示如果吴先生的工作遇到什么困难，比如有些书不好找，我可以提供线索；文学所收藏的善本，如果需要，我可以作为朋友帮忙，撰写一部分提要。当时吴先生的助理何继文君在座，相信他能记得我说的话。1999年11月，我在日本京都收到吴先生来信，邀我参加“清诗话考索”项目，我回信同意。他寄来约写三十种清诗话提要的合同，不用说，都是文学所收藏的珍稀善本，我当然都看过，而且早就写了提要。但根据吴先生要求的体例，我又重新阅读原书，不断补充材料，直到规定交稿日期，才定稿交付。我问过吴先生，每条提要后是否署撰写者姓名，答复是港府规定不能署名，涉及到版权，我也没说什么。此后与吴先生再无联系。偶尔开会遇到，他说有些书还不知下落，我仍表示若需要找什么书，我可以帮忙找。
时间不觉过去，后来就逐渐从师友处隐约闻说吴先生对我很不满意，大概是说我狮子大开口。我感到很意外，俗话说“生意不成仁义在”，项目的委托和预算本是双方协商、自由选择的，我的预算是不是太高，结果明摆在这里：吴先生已做了六年，花费估计也少不了，到现在还没成书。后来他支付稿费的标准，相信是参照我的估算制定的，然而这样的条件仍不能不说是很苛刻的，因为不能署名。后来我问过香港的教授，被告知副教授以上职衔的学者参与合作项目，是应该署名的。那么吴先生是依据什么规定，我就不知道了。说实在的，无论是为学术还是为朋友帮忙，这都算不了什么，前后经过也都光明磊落。不知吴先生何以要闪烁其词，仿佛我汲汲于此事，而他是很客气地“婉拒”？这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涉及我的处事态度和处事方式，所以想澄清一下。
吴先生在文章中，对张寅彭出版《新订清人诗学书目》很是不满，说：“有知情的朋友购书相赠，并且说对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可以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