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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有研究，那么全书的篇幅将膨胀无比。顺便提到，吴先生说我和张寅彭的著作过于强调诗话的重要，在讨论各家诗学的主张时，往往只把目光集中在诗话上，这也与我们对提要的理解有关。我的叙录本不限于诗话本身，作者的其他著作我都尽可能阅读过，诗话以外的论诗材料也必提到。但著述有体例，提要毕竟是提要，如果都评述作者的诗学观念，那岂不成了清代诗论家评传么？且不说书的篇幅难以承担，要认真看完许多作者的所有著作，也不是此生所能办到的。
《清初诗学中的形式批评》一文我不曾拜读，当然也就不存在暗袭的问题，至多是巧合吧。虽然我应当为孤陋寡闻而惭愧，但吴先生似也应该容许英雄所见略同吧。至于袁枚《随园诗话》的版本问题，众所周知，诗话乃至诗集、笔记一再追刻，踵事增帙，乃是明清人著述出版的常识，我在一些诗话的提要中也一再说明。袁枚《随园诗话》在清代之流行，版刻之众多，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清诗话考》著录《随园诗话》62种版本，我先后寓目的近三十种，目录列出的补遗版本有一卷、二卷、四卷、六卷、七卷、八卷、十卷，难道我非要看吴先生的论文才知道随成随刻的问题？我说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明明和吴先生说正编在乾隆五十四年开雕付梓有所不同，为什么他会认为我是依据他的研究立论呢，无法理解。如果这样的常识问题也不能直接叙述，非要引用吴先生的成果，那么清诗话版本在我之前，从来没有人著录得如此齐全过，吴先生主编的《清代诗话考索》是否都要一一说明哪些版本是蒋寅发现的呢？如果吴先生真的认为像他举出的那种考证成果都要征引，那么《清诗话考》的每一则提要都有若干条类似的成果，全书不下几千条，都属于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考据和推论”，吴先生的大编是否打算都征引呢？
说到底，还是吴先生对自己的成果看得太重。像他这样一年研究一位清代诗学大家的大学者，自然很难理解他的成果对我这种鲁钝的、十几年才能研究一个大家的学者是什么分量，所以看到别人偶有类似意见，都觉得只能是从他那里窃得。最典型的莫过于，张寅彭提到郭绍虞先生晚年披露一个清诗话有三四百种的数字，但未及整理成书目，吴先生便指责他“没有交代郭绍虞究竟在何时何地披露‘三四百种’的数字，也没有交代郭绍虞《清诗话续编·序》的写作年代，故意含糊其辞。而且他怎么会知道郭氏‘未及整理成书目’？以郭绍虞在学界的声望地位，如确实有这些资料，还会消失于无形？这对郭氏的家人及门生，都是莫大的侮辱”。我想对郭先生这一辈的学者来说，像清诗话目录这种事，是不会将它当作学问，也不会自居为独到发现的，更不要说争夺发表权了。郭先生是近代以来用力搜集古代文学批评资料的第一人，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做宋诗话辑佚和考索工作，他的见闻和收藏之富不是我们所能猜测的。张寅彭曾赴郭宅看书，见到著录有清诗话的簿册，其中有些书名我们都没听说过。当然，郭先生当年使用图书断不如今天方便，况且年事已高，也不胜奔走之劳，他只掌握一个三四百种的数字是很自然的。而听吴先生的口气，竟隐然是说，若拿不出有力凭据，《清诗话续编·序》说“清人诗话约有三四百种”，就只能是看了他的《清诗话知见录》才知道的了。这真教人说什么好呢！
浏览吴先生对拙著的批评，真正有纠谬补阙价值的不一二数，而吹求之甚，有些地方到了令人奇怪的地步。就像《清诗话考》的书名，我自序已说明是袭用郭绍虞《宋诗话考》，而吴先生偏要说“书名似乎袭用本人研究计划名称”（这也是吴先生忽略别人体例说明的又一例）。吴先生还批评我体例不严，说《我法集》《诗文秘要》“这些论试帖、八股，甚至是论文法而非诗艺的著作，都可以说是清‘诗话’，那么诗话的范围就太广泛了”。请问吴先生，试帖诗难道不是诗中一体吗？《唐人试律说》算诗话，《我法集》当然就是诗话；《诗文秘要》也含有部分论诗内容，和《论学三说》《骚坛八略》是类似性质的书，怎么能说滥收呢？吴先生又说：“蒋寅的《清诗话考》，对于‘见存书目’中的很多清诗话，不知什么原因，有不少没有撰写提要或做进一步的说明。上文提到的《唐风怀诗话》，即是一例。现在再举个例子来说，像张元的《谭艺一得》，从《清代诗学著作简目》到《清诗话考》，蒋寅都只是著录书名，说是‘一卷，乾隆十三年刊本’而已，其他一概付之阙如。蒋寅应该交代根据什么资料著录为‘乾隆十三年刊本’，如果有些提示，对读者而言，才是负责任的表现。否则真如他自己所说：‘未注明版本及收藏，使人无从考究’了。即使一时找不到原书，也不妨查查张元的《绿筠轩诗》集等等著作，看看有没有可以提供给读者参考的资料，不应该只著录书名、卷数等寥寥三言两语，其他一概略而不提。”吴先生大概忘了，他的《清代诗话知见录》一部分书连卷数都没有，像金张《学诚斋诗话》、夏敬渠《唐诗臆解》等，仅有书名，既无卷数也无版本，那还不是限于所知的缘故？我在自序中已说得很清楚，《清诗话考》不是所有诗话的提要，只是阅读所及，无论是著录或提要都留有许多未及考察的问题。《谭艺一得》至今未获寓目，只能根据图书馆藏目著录，实属无奈，吴先生以此求全责备，似乎没什么道理吧？就像说“王辅铭的《练音诗话》，蒋寅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引录；虽然不知胡氏究系何据，但南京图书馆、中国社科院都藏有王辅铭补续练音集等著作数种，藏书地点即蒋寅就学就业之地，不知何以蒋寅未做进一步之考察”。在此我竟要为没利用南京图书馆和本院的图书负责了。前者只能怪我在南京大学读博士时没有远见，不知道以后会研究清代诗学，没有趁便去看一看；后者则还要请教吴先生，中国社科院哪个图书馆藏有王氏著作？文学所图书馆肯定是没有的，我怀疑吴先生是将中科院误作社科院了。至于指责我著录原良《韵林随笔》为《三山存业十编》本，只据孙殿起《贩书偶记》，未曾查勘版本异同，则又像俗语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吴先生《知见录》著录的就是《三山存业》本，我至今都不知道哪儿有这部书。吴先生知道它又名《听潮居存业》，是因为已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编》；我编这些目录时，《丛编》尚未问世，又何从得知？凡此等等，足见吴先生临文吹求过甚，已失常态。
说到底，我们不像吴先生，可以拿港府的资助动员海内外学者共襄其事。我们都是自耕农，长年累月，一点一点地爬梳资料，一部书一部书地看。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既无“优渥”的资助，又因家累重，难得有外出的机会专门访书，只能利用开会，每到一处便跑图书馆访求，可以说成之甚艰。即如湖北省图书馆，我每出差，必去看书，最近的一次是看徐增的《九诰堂集》抄本。粗粗浏览，用时一天半，阅览费加车费恰好200元，这还只是看诗话作者的集子，不是看诗话本身。这样的辛劳，非亲历过类似工作，绝对无法体会。我不敢承应负责大陆所藏全部诗话的提要，也是知难而退，宁愿自己慢慢地做。只因终局茫然无期，同时也因手边做的清代诗学研究难以结项，这才将《清诗话考》付梓，以塞本院业绩考核之责。就像自序所说的：“鉴于清诗话收藏星散，访求困难，自己十多年造次于斯，颠沛于斯，不过寓目半数，所余半数愈非唾手可及，什么时候能尽数毕览，竟茫茫无期。2006年春夏之交，因‘非典’蛰居不出，将历年所积资料整理一过，编成这部《清诗话考》……毕竟是十多年奔走爬梳之劳，虽非完璧，但能尽早为学界提供一些清代诗学文献的线索，贡献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在作者还是感到莫大的快慰和振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管是谁做出的成果，总有助于学术。本来，从编纂《清代诗话考索》的角度说，有局部的阶段性成果出版，尤其是像我和张寅彭这样摸索十多年的著作，包含大量的独创性成果，足资参考、完善集成性的《考索》，如果是我会感到庆幸的。但吴先生的态度不是这样，他丝毫不提《清诗话考》在资料考订上的大量成果，毛举一二疏忽不周之处大做文章。甚至连索引中可能是工作疲劳中误入的《本事诗》作者孟檗的名字，都要用惊叹号来强调，仿佛我这个研究唐诗起家的人竟然连孟檗是唐人也不知道。这除了显出吴先生对同行成果的敌视，必欲骂倒而后快，还能说明什么呢？
前辈学者余嘉锡先生著《四库提要辨证》，自序说：“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一得之愚，或有足为纪氏诤友者。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泱也。”我不敢说，我与吴先生易地而处，也会有同样的结果。但这却是任何一个学人对他人著作、对批评应有的襟怀和气量。吴先生主编的《清代诗话知见录》也有不少可议处，比如香港地区藏书部，按大陆藏书全部列出书名，再在香港有藏本的书下添注香港藏本，以致香港藏书的篇幅几与大陆相埒，这岂非很滑稽？王尔铭《云史日记》我们三个人的书目都收入，我和张寅彭都看过该书，而吴先生却加个按语：“此书是否诗话，待考。”这是不是又有自作聪明之嫌？若让我罗织其中的问题，光是编纂方面的，随便也可以举个若干条。确实也有人发现问题，并约我写书评。我回答：“你说是有这部书好，还是没这部书好？”他说当然还是有这部书方便，我说“那不就得了”。
庄子有言：“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想必是我提到吴先生《知见录》时，个别结论因记忆不确，致吴先生见愠，以至文中不无溢恶之言，我也不敢说自己没有怒语，毕竟我们都不是圣人。但本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想澄清一点事实，还学术一个公正。因为吴先生的批评已涉及对一个学者基本的学术品格和胸襟的判断，尽管吴先生谊属前辈，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做出回应。本文如有开罪吴先生之处，我也不辞其咎。既然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时间和学术本身自然会有公论的。
社会共生
张桂华
（一）
在中国社会经历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关系和城乡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在经济昂首前行的同时，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结构需要调整，关系需要理顺，而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这一现实需求的集中反映，既是执政党意志，更是包括各阶层广大民众的普遍心愿，显然，这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保障。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篇大文章，一项大工程。无庸置疑，政府的立法是主体，需要将它细化、具体化为各项公共政策，通过行政体制从上往下地加以贯彻执行。除此之外，还需要理论前导和系统设计，需要上下认识一致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认同。“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初期的选择，但在矛盾错综复杂、变数繁多的今日，任何缺乏理论指导的率性而为，都可能导致所无法承担的社会成本。
或许习惯成自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思维定势，从目前来看，许多围绕这篇大文章的做法，都类似于替身思考，把文章往下做、往细做、往政策咨询的思路上做，往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上做。很清楚，这是软科学争取课题获得经费的捷径，是上有所好下必从焉的结果。这没有什么不好，也确实为各级政府所需要。但相形之下，这样的大文章却少有人往上做，往深处做，往宏观往哲学上做。建设和谐社会，既需要各方面各层次的政策制定和贯彻落实，需要细化、说明和可操作，需要无数实际的也易见成效的工作，但同样也需要宏观把握，需要哲学的建构，需要系统性的阐述和解说。
尽管少有人做，却总是有人在做，胡守钧提出“社会共生论”，撰写《社会共生论》专著，意图即在于建立这样一种哲学，一种和谐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