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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老师就在上课前几分钟走进教室了,虽然他个子不高,穿着也很朴素,但是当他开始讲课之后,我就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这门课吸引了这么多的同学。老师身上那种儒雅的气息和他渊博的知识让我很佩服,而他对学术一丝不苟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善于质疑权威的钻研精神更是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的风范。
以后的每堂课我都会早早的来到教室,为的是能够在上课前抢到第一排正对老师的位置,这样有了问题就可以直接请教老师了。吴老师也很热心,每次下课大家有问题的时候,不论是不是与课程本身有关,他都耐心的解答着,那种感觉就像父母在倾听自己孩子的问题一样。
我与老师的交往始于一次偶然,记得讲到汉代历史的时候,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的一个问题我顺口就插了一句,当时觉得很冒失,不想老师只是笑笑,同时送来了一束赞许的目光。下课后,老师来到我桌前翻看我所记的笔记,还指出了我笔记中缺漏的地方和有问题的地方。闲聊中老师得知我是理科生,有点惊讶,不过看得出老师对于我的回答还是满意的。老师推荐的几本书,课下我囫囵吞枣的通读了,虽然不是很明白,但觉得老师既然推荐就有道理,后来才发现其实大有裨益,至今仍然受益匪浅。
想想半年的课程中,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老师的笑容了。老师的笑容有种特殊的感染力,能感染每一个上课的人,让人不得不深深的吸引到课程的内容中来。至今还记得老师笑起来的样子,他笑眯眯的看着大家,仿佛看着满堂的儿女,我想那个时候老师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吧。
虽然老师讲的是和我课程不太相关的历史,但是这门课当时却是我上的最认真的一门课了,大一的上个学期,很多课程我都逃过课,包括很多重要的必修课,但是唯独只有吴老师的《中国通史》,一小节也没有拉过,甚至没有迟到过一次。考试之前,我到图书馆找了一大堆的参考书,抱到了考场上。我甚至还记得监考老师当时的那种诧异的眼神,因为似乎开卷考试从来也没有人抱着那么厚的一摞书来考试的。考试虽然不是胸有成竹,但是想想当时似乎也没有对不起老师的谆谆教诲。
想想吴老师教给我们的是什么仅仅是历史吗不!老师教给我们的东西远比知识本身重要的多啊。治学的精神、做人的态度,还有为人处世的道理,就在老师笑眯眯的授课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像吴老师这样,不仅仅是把单纯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知识是没有生命的知识,是死的知识,只有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把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所感所悟与学生分享,才能传递给学生有生命的、活的知识。
上完了《中国通史》的课之后,再看到吴老师的机会就很少了,但是每次看到老师我都会主动去打招呼,而老师每次都是微笑着向我点头,虽然他可能不会记得我是谁,不会记得我的名字,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尊敬一个我值得尊敬的人,是理所当然的。
再之后就看到了小龙老师住院的消息,看到了之后心里很沉重,想为老师捐款,但是看到了吴老师入院前的要求,又没有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心里默默的祈祷,祈祷老师能够早日康复。
然而噩耗来得让我们大家都感觉很突然,真的,很突然,让我们感到生命总是这样的脆弱,让我们感叹为什么总是天妒英才。中午打开电脑,看到了悼念的帖子,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把这个帖子置顶的,但整整一个中午我都面对着论坛的页面怅然若失。
凭心而论,做了十五年的学生,遇到的老师很多,遇到的好老师也不少,但是遇到能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却屈指可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用《史记·孔子世家》里的这段话来形容吴老师一点都不过分,至少在当今纷纷扰扰的校园,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太需要像吴老师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者,这样的一个堂堂的“人”。
(摘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论坛)
片断与细节
流浪琴手
离开的脚步渐渐安详了,像驶向八宝山殡仪馆的车,还有窗外投进的光……这光真像神话,就这么自然地进了你的心,人的心这时候多需要这样的光啊。
突如其来的降温夹带四到五级偏北风,来势凶猛。车大概走了不到一个钟头,想想,我有些日子没有出学校了,外面居然变化很大,不觉就想说:更新真快啊。车里空气很凝重。来北京第一次坐这么安静的车。眼睛累了,我干脆闭上。
……
“你坐下吧,”厚厚的镜片下眼神安详。
“我……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可是……”我没有口吃,也不结巴,可这时候脸烫得厉害,竟然不知所云了。没料到,第一次回答老师的提问就语无伦次,心中很难受。
……
“老师,我最近感觉很痛苦,许多问题都找不到恰当的答案。还有,课堂上回答问题也捉襟见肘,今天我本来还想说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下去,敬畏完全写在了脸上。
“哦,我注意到你了,你听课很认真,但要注意自己回答问题的思路,去图书馆借一本‘历史的偶然性’方面的书看看,对你会有帮助。”他淡淡地微笑,随口说了几句,对我来说,这微笑立刻就安抚了我躁动又充满疑惑的心,那厚厚的镜片背后暖暖的目光,在这秋冬时节让我这离家千里之外的学子心底漾起一层暖浪。
一时间,我徜徉在学科史课堂上老师讲述的大学之中。陈寅恪、王国维、胡适、鲁迅……燕园、沙滩红楼、水木清华……一个刚刚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总还怀着憧憬与梦想,突然被释放的身心,有一点点感觉就想要起飞,尽管他们懵懂于现实,无知于社会。
“痛苦,说明你在思考。大学是一个孕育自由精神的地方,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多读书,多思考。有什么疑惑可以发信件给我,要明白,这痛苦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要多反思,不断丰富自我,才能不断进步。”
从教学楼穿过狭长的过道就到了食堂,他似乎还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我若有所思……而这竟成了我与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单独交流。他在我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邮件地址,而后就去了教工餐厅。我也习惯性地朝清真餐厅方向走去。现在还记得清楚,转头的瞬间,我看到他面带淡淡的笑容。
他,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无法磨掉的痕迹的老师。说来,在到学校之前我就认识了先生。得知自己要去那里,就提前在校园网上了解学校信息,无意中在中文系网站上看到了先生的姓名和电子邮箱地址,即以一个大一新生的身份发了一份邮件给他,先生回复了,我们算相识了。后来,在中文系的网站上看到中文系男老师合影,一个个子不高,目光温暖而深邃的人吸引了我,虽然不知道他是谁。来了学校后名才算真正认识了他——带我们“中国近代史专题”的吴小龙老师。
大学一年级上半期一晃就过去了。在飘落的雪花中,又一站梦的驿旅结束了。先生所教授的“中国近代史专题”也早早结了课,考了试。而我与先生在之后的日子里,也只几次碰面打个招呼,便匆匆走开。新学期开了新课程,涉及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话题少了很多,记着先生邮箱地址的笔记本也被我整理到了抽屉里,在这期间我给先生发过一封电子邮件,内容是我的一篇习作。成立风入古文学社的时候本打算找先生,但听同学们在说先生身体不适,便作罢。再后来,选学年论文时,我就近选了文学概论老师的题目,便又与先生擦肩而过。暑假中,先生病倒,在住院期间,我看望他时,先生已经不能言语,我们只有静静地望着病床上躺着的他,对这个世界似乎已经没有知觉的他。在与病魔的较量中,他已然骨瘦如柴,始终都没有睁开眼睛,直到我们静静地离开也没有。两位女同学当时就哭了,而我一个人把头仰得老高,北京的天,黄昏时候,看不到星星,而那天我看到了月亮,而且被放的老大。这大概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了。
又是一年秋风起,二年级的我静静地站在我敬仰的先生遗体前,鞠最后一躬,送最后一程。有人哭了,很早就有人哭了,不过只是抹眼泪,没有声音……
秋风瑟瑟。
(摘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论坛)
愿你在天国与“少中”诸公相会
卢晓蓉
这些日子以来,我的案头始终摆放着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凝神注目之间,似乎还能嗅到它散发出来的油墨的清香。书的封面设计素净而别致,两张老照片明暗相间地套叠在一起,书中人物仿佛呼之欲出。书的排版和印刷也相当考究,连平日出版物中常见的错别字亦很少见到。看来,出版商和责任编辑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书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的,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吴小龙。我等候这本书足足已有五个年头,现在终于盼到了它。可惜书到作者手上的时候,他已身患晚期癌症处于弥留之中。
大约在七八年前,我在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有了一些时间来搜集我祖父卢作孚的资料并开始了对他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第一次接触到“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名词,进而对五四时期这个名噪一时的进步青年组织有了些许了解。这个偶然发现,就像一道电光激活了我的大脑细胞,使我在与祖父有关的庞杂浩繁的生平资料中,找到一条首尾相接的线索,发现了在他传奇人生的背后蕴藏着的驱动力。“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这个极具“五四”特色的“少中”宗旨,不正是祖父一生所恪守的行动纲领吗而“少中”的八字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则更是渗透到了他的骨髓之中。于是我在一篇忆述祖父早期生涯的文章《奋飞的起点》中,以“吸纳进步思想,参加少年中国学会,选定奋飞的道路”为题,单辟一节,试图探讨少年中国学会与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现代化先驱卢作孚之间的关系。原本我还想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找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并追索“少中”其他成员的踪迹,可是却苦于资料缺乏,无师可从,只好半途停顿。
又过了两年,大约在2001年夏秋时分,我偶然从一本杂志上读到了署名为吴小龙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顿时兴味盎然地一口气读完。尽管其中仅在一段文字的末尾,出现过我祖父的名字,却仍然让我激动不已。这段文字,或许可以揭示吴小龙甘冒“一厢情愿”的风险,勇“向兴亡事里寻”,醉心于“少中”研究十余年而不悔的原始动因:
这个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几乎积聚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它筹组于“五四”前一年,成立于“五四”后一个多月,发起人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陈清、张梦九、雷宝菁七人。在它的会员中,为国人所熟悉的,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成为青年党的有左舜生、李璜(这两人与曾琦并称青年党的曾、左、李)、余家菊、陈启天;先为中共,后为国民党的有周佛海;科学、教育、文化界的更多,著名的有: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李劫人、方东美、周炳林、康白情、恽震等人,甚至还有四十年代的中国船王卢作孚。光是看到这样一些人,曾经聚在同一个学会里,就足以叫我们惊奇了,再想想他们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就更令人惊叹……以至于四十年代时就有一种说法: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我在翻阅当时的书刊时见到这句话,不禁大吃一惊:这一段辉煌,后来可是给抹得干干净净、遮得严严实实的啊。因为有了这样的“惊奇”、这样的“惊叹”,这样的“大吃一惊”,就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要把“少中”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还原其“全貌”的艰难路程,我不由对这位作者肃然起敬。也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得知吴小龙在2001年5月15日,积其九年的研究成果,写完了《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少中”在沉寂七十多年以后,竟然还有学者在研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