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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那支健笔永远停下了，那个书斋人去楼空了。他已经准备按计划进行的《毛泽东与文革》的研究，只在研讨会上作了扼要的发言，还没有正式开始写作。他经我介绍和另一位友人合作对“文革”初期若干重要文献进行重新诠释的写作计划，也才刚刚开头。他还有就俄罗斯问题写一组文章的计划……
听说小龙最后留下了一声叹息，这是一声轻松的、解脱的叹息，是一声无奈的、沉重的叹息，还是……也许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他那使人感到温暖的微笑，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成为一种鞭策的力量。
吴小龙的“细节”及其“警示”
杨慧林
吴小龙是我的好友，也是一位未曾暴得大名但是非常出色的学者。他突然因患脑癌住院时，我恰好远在他乡。而待我回到北京，小龙已不能如其在人大的陋室、在圆明园的土坯房、在挂甲屯的小院子那样，将早已被遗忘、早已被边缘化的故事娓娓道来。
小龙治学，最重细节。无论是对“少年中国学会”的开创性研究、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独特梳理，细节都是他一贯的关注。他甚至用一部著作的题目来提醒我们：“细节”中包括着“警示”。如今小龙的朋友们相约，以各自的文字延续他没有讲完的话题。于是我再次想到了得益于小龙的一些细节。
小龙曾就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纠葛作过极具启发性的讨论，其中引用的一组数字特别耐人寻味：在1924年可资查考的大约90篇“非基督教”文章中，批评《圣经》的只有1篇，批评耶稣的3篇，批评教会的5篇，批评基督徒的11篇，其他一般性的批评共为34篇，而专门针对基督教教育的批评则有36篇。（吴小龙《细节的警示》，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4～115页）
为什么教育会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此种情形的直接原因当然在于当时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不过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组数字的启示远不只如此。
“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基督教会以教会大学“作为传教媒介”的初衷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基于对受众和“目的文化”的不同理解，以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早期教会大学选择了全然不同的教学模式。这两种教学模式的区别，首先体现于作为不同授课语言的汉语或者英语。如果说“我们只能在语言中理解，而不是理解语言”，那么沿着吴小龙的提示进一步追溯历史，对照我们今天的教育仍可作为警示。
在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逐渐形成之前，参与办学的传教士就将汉语确定为授课语言，而且是白话文与文言文并重。1902年由“山东的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成员”起草的文件《联合教育工作基础》，一方面明言“联合学院第一位和最重要的目标是推进基督在中国的事业”，一方面规定“学院用中文授课”。（郭查理著、陶飞亚等译《齐鲁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不仅如此，山东的教会学校甚至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课程是讲授中国的儒学典籍。比如作为齐鲁大学前身的登州学院，“在预科时学生就要背诵4卷《诗经》和2卷《书经》。在学院里则要求学生复述2卷多的《书经》、4卷《礼记》、6卷《左传》和全部《易经》。课程中还包括了以前要求学生背诵的孔子的《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以及有关经典的注疏。”（《齐鲁大学》，第29页）
齐鲁大学对授课语言的选择，不仅是“本地化”的策略，也同那些传教士对西方现代思潮本身的警觉直接相关。比如狄考文（Calvin W．Mateer）就曾坦率地写道：“年轻人着魔般地学习英语，因为英语里有金钱。随着英语图书报刊越来越多，正在播下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种子。”总之，“如果……一开始就在课程中设英语……学校就会迅速地世俗化，就会与学院存在的目的背道而驰。”（《齐鲁大学》，第81…82页，76页）“学院存在的目的”当然是“推进基督在中国的事业”，而至少在狄考文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整体地输入西方文化。因此他宁可借助中国自身的传统资源，或者求同去异，或者改头换面，只要这些古老的说教仍然可能收拾人心、整饬世道。当山东基督教大学校务委员会在1915年正式批准采用“齐鲁大学”的校名时，“附会儒理”的潜台词已经不言而喻。
圣约翰大学的校名刚好与齐鲁大学针锋相对。无论其创办者对此是否有自觉的意识，当这些通晓汉语的传教士创办学校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
圣约翰大学只是在初期将汉语确定为“教学语言”，但是很快便倡导教会教育中的“英语运动”。也许可以说，这些传教士已经充分意识到语言的根本作用；即：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其实也是某种观念和价值本身。
后来长期主持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F．L．Hawks Pott）在1887年写给圣公会布道部的一份报告，被视为“教会教育中英语教学派的代表作”，其中认为“华人研究英文犹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乃至有传教士进而宣称“英语是一种道德语言”，“英语知识能使人具有大多数没有英语知识的人们所缺乏的道德品质。”（《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28页）
汉语教学和英语教学并不会影响到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然而至少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标志着两种不同的传教观念，也暗示出对于信仰与文化之关系的不同评价。于是恰如吴小龙的“细节”所示，这在齐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分别引发了“关于英语的斗争”和“关于汉语的斗争”。
齐鲁大学1906年的学生罢课，是要求以英语授课。英语课程在1907年年底获得校董会批准。（《齐鲁大学》，第77页）而当圣约翰大学的外籍教员认为汉语的教学方法陈腐落后、“不足以表达抽象的思想”、甚至会导致“精神上的自杀”之时，有中国学生用相似的措辞提出反论：“舍弃民族语言，无异于民族自杀。”结果中文在圣约翰大学“成了‘进步’或‘革命’的语言”。在1925年的学潮中，中国教员面对外籍教员的英语发言，最有力的反驳也是将语言与语言所要表达的内容直接关联起来：“吾今日可操国语以语中国人之所欲者乎？”这位发言者就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1946年圣约翰大学的第二任华人校长上任以后，终于宣布学校的布告一律改用中文。（《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33…35页）
上述的一切，或可为吴小龙所示“细节”提供注脚；而其中的“警示”，我总觉得是小龙力图“诱导”我们参与讨论的话题。以我对小龙的了解，我深知在他那些“诱导”性的“细节”背后，其实已经有他不想说尽的潜台词。而破解其潜台词的另一个“细节”，则可能藏他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之中：曾琦、王光祈等两位最为激烈的批判者，晚年居然成为了天主教徒。
我无法将这“细节”的“警示”说尽。不同的读解可留待小龙的亲人，以及在小龙弥留之际帮助他的友人钟志邦先生。
少年中国梦
黄 波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梁任公这段激情澎湃的文字，国人耳熟能详，建成一“少年中国”，也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在追怀这一梦想的时候，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上个世纪初那个径以“少年中国”命名的民间社团组织。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而其分化和实质性解体又最令人惊奇的一个社团。当其盛时，几乎囊括了那一时代的杰出青年，堪称风云际会，而这样一个荟萃精英的庞大组织，从分化到解体，虽只有短短两三年时间，却仿佛瓜熟蒂落般自然而然，局外人几乎看不出这种分化、解体中有什么剧烈动荡，不能不让后世读史者困惑和茫然。之所以会如此，除了文献不足征之外，后人对这一段历史有意无意避讳也是原因之一。我常常奇怪，后来被贴上“左”“中”“右”标签的许多人物，溯其平生，都与少年中国学会大有渊源，可是在提到这一段历史时却往往语焉不详，就连被公认为少年中国学会之核心的王光祈，人们追忆其功业，也似乎都愿意浓墨重彩地表彰其后期在音乐学上的贡献，至于少年中国学会期间，其思想和言行则一笔带过。而在论述李大钊这样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左翼”人物时，人们倒是乐意提及少年中国学会，只是因为要彰扬李氏的不妥协精神，又不能不把与李氏趣向不同的人弄得过于脸谱化。老实说，由于以上种种，少年中国学会的面目越来越不清晰了。
然而有意无意将少年中国学会模糊化的近代史会是完整的吗？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国内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一部专史，这就是已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吴小龙先生的大著《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以下简称《研究》）。这本《研究》的篇幅并不算大，除去附录，大概不到二十万字，可是涵盖少年中国学会的所有相关问题几乎都论到了，而且许多焦点性问题，作者都有理有据推翻了陈说。此书能取得这些成绩，首先得归功于作者在资料占有方面所费的心力。读完了《研究》，我有些明白了，在吴小龙先生之前，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专著出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过去在另册之列的人物的著述了解不够，甚至不敢去了解。比如研究少年中国学会，怎能不读李璜、曾琦、左舜生等“国家主义派”巨魁的文字？怎能仅凭别人转述转引的二手资料，就草草对前人做盖棺之论？而吴小龙先生对少年中国学会的各派重要人物的史料，都下了钩沉索隐的功夫，这是写出一部客观的少年中国学会史的首要前提。其次，笔者还要称许作者坚持回到历史现场的学术精神与平和的写作心态。近代以来，少年中国学会的历史被遮蔽和误读者甚多，其中自有客观时势之下不得不然的因素，但现在已没有理由不还历史一个真相。正因为作者坚持回到历史现场，所以，少年中国学会分裂的缘由，以及不同人物在分裂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等等，读者通过书中引述的那些已为陈迹的文字，已知大半；正因为作者有平和的写作心态，所以他看问题常能超越一时之风尚。作者在书中提出：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争论，“并不像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发生在共产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之间的争论，而是发生在以政治改造为主要取向的会员，和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的会员之间的争论。”作者深刻的洞察力于此可见一斑。
读完《研究》，笔者也禁不住有一些感想，这些感想，有的吴小龙先生大著中已有所论列，但可能限于篇幅和论著体例，笔者读来觉得还不够“痛快”，有的不过是笔者掩卷之余的一缕暇思，总之都是拜吴小龙先生所赐。
感想之一，关于少年中国学会及那一代青年精英，应作怎样的整体评价？我们曾经习惯于用“左”“中”“右”界定少年中国学会中人，并据此来定其是非优劣，现在似有调整之必要。在强调国家认同的大背景下，至少应该承认，那一代青年精英都是怀有救世之忱、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只是在如何救世上，其选择的路径各有不同罢了。
感想之二，“不纯粹”究竟算不算少年中国学会的缺点？没有统一纲领，缺乏一种主义的支撑，一直被视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软肋，其实证诸后来的历史，我们毋宁说这种“不纯粹”的民间社团组织太少了，还未形成一种力量。如果像少年中国学会这样，并不硬性规定一种共同信仰，而仅仅强调道德操守，让会员广泛、自由地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问题的民间组织更多，在中国扎根更久，近代中国的面貌是否会和我们知道的有所不同？现在许多人在谈“中间社会”，少年中国学会之不能长久，是否是近代中国中间社会无法发育的一个缩影？
感想之三，能不能用“救亡压倒启蒙”的模式解读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