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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许多新的和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已经相当迅速地形成，特别是私人利益
倍蓰增加，同时又出现了一个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观念。1911年的
清朝政策把这些日益发展中的利害关系捏成一个对当局持批判态度的质
体。但它们的多样性造成了无数不同组合的可能性。在分析 1911年时期及
以后不久的中国事件时，中心问题是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响可从新军发动的起义中见到：新军已受同盟会宣传的
影响，但他们与绅士和谘议局议员协同行动，并得到后两者的支持。最普遍
的结果是出现一种省政权，它由都督伙同绅士和谘议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
领导。但军政和民政之间的关系各省颇不一样。在某些省份，商人成为军人
…绅士…谘议局的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员或同盟会
会员则侧身于新统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团之中。在此期间，广大农村的农民
起义在消失，而旧式的政权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来。
1911—1913年的这种混乱和多样化成了当时的重要特点。晚至十九世纪
九十年代，还存在着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动的各种清规戒律。到了1911年，
那些束缚被打破了。1911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围绕在思想和行动的新基础是如
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上。1911—1913年间，由于宗旨不同和组织不稳定而出现
的变化无常的组合，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新的势力数量过多，政见又是那
么不同，因而互相难以调和，也难以与旧秩序的许多残余势力妥协。但是没
有回头路可走了。当张謇接受清帝国的灭亡这个事实时，他说，各人都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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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张，世上无物能限制这种力量。 一个与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不同的国家
正在诞生。
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有迹象表明，人们
在沿着新的路线寻找解决办法。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采取了步骤，
要召开一次国民议会和成立国民政府。湖北的领导人宣布成立汉族政府，并
呼吁其他省与湖北省一起起来行动。此后不到一个月，湖北呼吁其他革命政
府派代表到武汉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之事。同样，浙江和江苏两省宣布独
立后不久，它们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仿效北美大陆会
议”）。因此到11月初，已有两个要求召开全国“独立”省份大会的活动，
一个在湖北，紧接着另一个在上海。
各省分离主义的力量依然强大，但讨论继续进行，直到1912年3月一
个新的国民政府产生。1911年后期和1912年初所议论的是清帝退位的条件、
新首都的地点、内阁和国会的作用以及宪法和联邦制的性质等问题。这些是
压倒一切的全国性问题。它们是在参加中国政治生活的公众中进行讨论，其
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
这样，似乎已经吞没革命的“传统”势力也许根本不是那么传统性的。
的确，旧的社会精英在1900年以后仍表现了明显的韧性，但根据许多世纪
中他们长期保持的力量来衡量，这股势力也迅速地开始起了变化。从 1911
年起在谘议局、省一级和全国性政权中非常突出的新绅士，可能真正代表了
一次社会革命的开始。由于新军同意与他们合作，它可能已经发现新绅士比
我们通常想象的要更加激进。可以这样来假定：发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
领导人是温和派中较激进的人 （“进步的立宪派”）和激进派中较温和的人
（“保守的革命派”）。这样来探讨，可能证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①
革命派锋芒的消失
同盟会会员和其他公开宣称革命的革命组织成员，除了对新军的起义作
过贡献和在1911年后期参加地方和省级政权外，1911—1912年又在全国范
围内活动得特别积极。例如，黄兴在10月28日到达汉口指挥革命军。其他
人在导致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的重要谈判中担任了主要角色。甚至
孙中山在1911年底也重露锋芒，不过他的关于向共和主义过渡的三阶段论
的思想已被遗忘。总之，如果与他们在1908至1911年期间的相对静止状态
相比，革命派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3月这段时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
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使他们地位突出起来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所
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广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国纲领。他们的接触面最
广，因而最适宜于集结各种力量和从中互通声气。
① 玛丽安·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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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革命派的显赫是短命的——只是从1911年10—11月各省独立运
动至1912年3月袁世凯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间的这段短暂时期。在那几个
月中，未经他们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响全国的决定，但他们缺乏实行政策的
力量。没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们不能左右全国政局，就象不能控制地方或
各省的政治那样。当解决全国性基本问题的时机来临时，他们不得不让位于
袁世凯，这又与熊秉坤和吴兆麟连长不得不让位于黎元洪将军和湖北的汤化
龙议长的情况一样。
1911—1912年讨论国家事务的主要的参与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凯。武昌起
义后不过四天，清廷就转而向袁世凯求助。虽然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得到让
他担任拥有大权的总理的满意条件，但他约在11月初就派一名僚佐与武汉
的革命派商谈。这位僚佐汇报说，他的君主立宪制的主张根本没有使革命派
改变立场，但他们一致盛赞袁世凯。①
大约从11月8日起，革命派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袁世凯。问
题不在于他是否将担任总统，而在于他是否将支持革命。他是否会迫使满洲
人退位，从民国的当选代表而不是从清政府那里接受统治的委任，并且在他
担任总统期间尊重共和制？在汉口集会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凯
保证支持民国，他可以担任总统。谈判和时断时续的战斗同时持续到12月2
日实行停战时为止。
反对选举袁世凯的力量相对地小，但仍足以推迟一项协议的达成。反对
主要来自上海的一批议员，他们反对与汉口人士合作，并且坚持要一个革命
的总统。此时表示愿意接受革命派的条件的袁世凯，不得不在他们解决内部
分歧的时候等待时机。他们终于在12月29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从
而解决了内部分歧。
与袁世凯的协议直到2月初才达成。按照习惯的说法，这次拖延应归因
于袁世凯的背信弃义的阴谋。有人坚决认为，袁世凯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满洲
人的命运，所以他只要接受革命派让他担任总统的提议就可定局，但他宁愿
继续搞权术，直到他把总统的职务抬高到比隆于皇位时为止。他希望依靠自
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灵活的政治权术来操纵一切，以使满洲人丧失权
力，并把革命派打入冷宫。可是这种意见又指出，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之举是把袁世凯当作背信者来打击的。因此袁世凯才勉强接受孙中山作出的
保证，即一旦满洲人退位，孙中山将听从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凯在华北的地位远不如通常想象的那样稳定。①
① 僚佐为蔡廷幹，他对革命派年岁甚轻的印象甚深，甚至超过了对他们的不妥协的共和主义的印象。在与
他会晤的四十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龄最大，为48 虚岁。见西里尔·珀尔：《马礼逊在北京》，第230—231
页。
① 见陈志让的《袁世凯》以及下面几篇文章。麦金农：《梁士诒和交通系》，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9
第3 期 （1970 年5 月）第581—602 页；《北洋军、袁世凯和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载《亚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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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朝廷有许多敌人，所以他必须非常谨慎地从事一切谈判，特别是那些涉
及逊位的谈判。中国国内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实际上是对他不利的。革命军在
南方实力雄厚，在北方有潜在的支持，而袁世凯自己的部队则不完全可靠。
他的地位之不稳定还归因于列强的意图捉摸不透。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认
识到，英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可是，英国人宁愿选择随波逐流的路线。他
们尊重袁世凯，乐于见他恢复职务，但他们对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拥有广泛的
支持也印象很深。他们宁可要满人名义上统治的君主立宪制，但也不准备进
行干预去促使它实现。同时，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国人的
利益所在。虽然英国人没有直接干预，但很显然，如果他们要帮助什么人（哪
怕是无意识的），那么帮助的对象就会是革命派。袁世凯本人后来抱怨说，
英国的干预要对建立共和国的潮流负完全责任。虽然袁世凯可能夸大了英国
的作用，但显然伦敦除了促使他担任民国的总统以外，没有另外帮助他什
么，而他任总统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这条路线也是立宪派中的老朋友，象
有影响的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凯所采取的。张謇在
1911年11月终于采取了反清的立场。他当时对袁世凯说，君主立宪制适合
于象日本那样的小国，不适合于象中国这样大而复杂的国家。
因此，袁世凯发现自己为时势所迫而设法与革命派妥协。一切迹象表
明，他正是这样做的。他自己的文官顾问们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
团不但由唐绍仪率领（此人公开赞成成立一个由袁世凯任总统的民国），而
且甚至由革命派领袖汪精卫任代表团顾问。同时双方的军事代表还进行了非
正式的和谈；12月20日，政治谈判小组和军事谈判小组分别拟出了协定。
每个协定的要点都是要成立一个民国。北方代表团团长同意成立民国，只是
说他必须把协定提交袁世凯和内阁最后批准，于是暂时休会。他随即向袁世
凯建议应由资政院作出决定。袁世凯接受这一意见，经过朝廷的详细讨论
后，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开资政院的诏令。有一位学者曾经指出，12月20
①
日的协定“本质上与北方和南方最后一致公开同意的协议是一样的”。那
么，为什么又拖了两个月之久才作出妥协呢？
可能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比袁世凯更加拖延了这次解决。如果袁世凯的地
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不稳定，如果列强追随英国也赞成成立民国，革命派到
12月中可能已发现自己处于比预料中更加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当武昌起义
爆发时，正在美国旅行的孙中山从一份丹佛的报纸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担
与西方领导人谈判的重任。他反省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出了英国是中国取
得国际地位的关键，这不但是因为它的国力和在中国的利益，而且还因为它
杂志》，卷32 第2 期 （1973 年5 月）第405—423 页；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
究杂志》，卷25 第2 期（1966 年2 月）第213—217 页。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载《革
命中的中国》，第419—442 页。
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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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的盟国。因此，伦敦是他的第一站。他在10月末到达伦敦，一直逗
留至11月21日。不知确切与否，他从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那里得到
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国以赞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孙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孙
中山回中国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贷款事项与伦敦商谈。孙中山自己的
记述也指出，他对新政府取得英国援助的前景非常乐观。
当孙中山于12月21日到达香港时，他与其他同盟会领袖们讨论了策
略。胡汉民坚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统治权，革命派此时的主要问题是打败
袁世凯的军队。因此，孙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