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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成和黄遵宪等外交官和高级官员的影响下，政府终于开始意识到华侨在经
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从1869到1895年，曾就在主要的华侨地区建立领事
馆问题进行谈判。清朝的外交是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反对美国和加拿大在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及澳大利亚在1890年以后采取限制华人移入的措施。它
抗议虐待华侨。1893年9月13日，上谕正式废除禁止海外移民的传统法令，
并采取措施颁发护照，禁止地方官敲榨归国华侨。这些措施鼓励了侨汇和归
国投资，并且在移民不断增加的时期方便了大陆同海外华侨保持经常的联
系。二十世纪之初厦门每年出境登记者有十万人，新加坡每年入境近二十五
①
万人。 1907年华侨汇回的资金有七千三百万两。他们还为中国现代企业提
③ 福田省三： 《华侨经济论》，第80—81 页。
① 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1 期。
② 关于清政府的新政策，参见戈德利：《晚清对东南亚华人的眷顾》，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 第2
期 （1975 年2 月号）。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41—942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8—1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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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相当多的资本。
华侨汇款回国使沿海府县大量居民得以维持生计；它促进了广州地区、
华东诸省、甚至往北远及满洲等地的工业化；就全国范围来说，侨汇数量大
大有助于弥补商业赤字和外债造成的收支不平衡。而且在南洋（即东南亚），
有为数众多而且十分活跃的华侨富商甚至还为祖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大量人
才和精神鼓舞。在广州附近创办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的陈启沅、李
鸿章的幕僚伍廷芳和1901年曾奉旨负责经济发展政策的百万富翁张弼士等
人，都是南洋华侨。华侨熟悉西方事务，相信经商的优越性，而且因身处备
受歧视之地而产生的一种自卫感，使他们能热爱祖国和坚持自己的民族特
点。他们带来了影响大陆的文化模式，例如言论自由和中西结合的教育制
度，1886年哈瓦那开设的一所学校就采取了这种办学方式。虽然清政府利用
其海外臣民的财富和才干，但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也向海外华侨寻求物质
支持和罗致人才，以帮助他们逃避在本国受到的迫害。特别有帮助的是秘密
会社的支持：这些秘密会社在国外已经发展壮大，这样就便于为处于少数民
族地位的华人提供有组织的保护；它们也有反对满族王朝的传统（参见第九
章）。②
在清王朝的最后三十年，华侨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作用，远远超过
了他们在人口方面的影响，仅仅在中国东南部的少数地区，华侨的人口影响
才是重要的。
② 深入研究这些会社的著作有库默：《1800—1900 年马来亚的三合会概述》；摩根：《香港的三合会》；
布莱思： 《中国秘密会社对马来亚影响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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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在大规模民众起义被镇压以后，半无产阶级兴起了，即令下层人民的国
内迁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缓和这一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产生的现象。不论
城乡地区都广泛存在着赤贫如洗的民众，他们生活不稳定，居无定所，受饥
馑、天灾和传染病的打击最重。当时的有识之士对这一情景作过最有份量的
①
描述。他们把这种不幸归咎于以下几种情况的综合影响：农业困难，人口
增长，内战后的遣散兵员，由于引进技术和现代化企业所造成的失业（尤其
在运输业和纺织业）。
由于大多数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生计维艰，稍有风吹草动、农业歉收或
税收加重，都会使流民队伍扩大。当时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常使得大片
地区荒无人烟。直隶和奉天在1886、1890和1891年遭到水灾。江苏约六十
个县和安徽约四十个县从1886到1911年连年遭受旱涝风虫灾害的袭击。受
灾最严重的是黄河沿岸诸省，成千上万的村庄年复一年成为旱涝灾害的牺牲
品，使它们既无时间又无资金去修复沟渠堤坝。许多地方的水利工程被弃而
不用，这便加重了不利的气候条件造成的危害，而使问题更加严重；废弃的
原因不单是管理腐败无能，而且也在于地方资源枯竭。1902年四川七、八十
②
个县遭受旱灾，破产的饥民多达几十万。 农村传统的团结互助和政府的微
薄救济，对于数不胜数的、失去了任何生计的饥民来说都无济于事了。在许
多地方，游民的比例高得惊人，陕西某县高达百分之九十，云南某村高达百
①
分之三十三，湖南某县高达百分之二十五。 当然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遭受了
同样的打击；在南方的富裕地区，人们还算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但是，对于
大多数地区来说，连年战争和天灾的影响使得贫穷化更加普遍、更加深重
了。②
一般说来，清政府是维护地主利益的；1854年的上谕要惩办拒绝交纳田
③
租的农民，其罪同于逃税。在受灾的情况下，官方则首先保护有恒产的农
民和有固定职业的人。穷人往往被家族或其他乡村组织所冷落或抛弃，但却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网：保甲和乡约制度从此只能约束那些
生活较好的公民，而不能控制穷人的行踪了。小说家鲁迅最尖刻地给我们描
绘了几百万挤在中国城乡而常年求乞的可怜人。他通过阿Q的性格作了这样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35—938、945—946 页。
②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第243 页。有关黄河和长江流域
每年的自然灾害，参见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中所列的表（第720—722、733—735 页）。
① 萧公权： 《十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第690 页。里昂商会编：《1895—1897 年里昂的中
国商业考察团》，第79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86—692 页。
③ 萧公权： 《十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第3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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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写：生计艰难的阿Q有时出于城乡人们的怜悯，有时出于他们残酷的蔑
视，到处受嘲弄和侮辱。④
这些不堪一击的人们——从农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
⑤
匪——都很容易成为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因此鸦片、赌博和卖淫盛行。但
是，城乡贫民也向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提供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军。高
度活跃于沿江各省的哥老会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员，就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工
匠、太平军之乱后被遣散的散兵游勇、苦力、因交通改进而赋闲的船夫等等；
①
三合会则主要是吸收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抱有政治
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具有宗教性质的教门，这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
的被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支持。②
因此，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底层的特点勿宁说是生活不稳定和朝不保夕，
而不是在继续发展。其总的结果似乎是使得各个集团和各家各户的处境都每
下愈况，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传统结构趋于崩溃，并且使得那些结
构所提供的一定经济保障也遭到破坏。
诚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并非全是暗淡的。在象中国这样幅员广阔而又
情况复杂多变的国度，有许多白手起家而发财致富的例子；有从普通苦力变
成百万富翁的例子，如叶成忠；有设法把日子过得很好的勤劳机灵的农民的
例子；还有一些保持繁荣安宁的地区的例子。同另一些比较富裕的中间等级
的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和其他经纪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现代
上层社会。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还是由拥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职业的农民组
成。这些人也有个别流动的现象（只是未经研究，我们还不能比较其比例是
否比过去为高）；在许多地方，这类农民的生活资料正在减少，如山东和直
隶，一个县的平均耕地面积从1870至1910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③
在某些地区，他们在全体人口中的相对重要性随着他们人数的减少而有所降
低。但是在这类农民内部，他们的地位、作用和职业的变化却是微乎其微的。
但另一方面，不再属于传统士农工商职业阶层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这些人
也不再受反映这些阶层特点的旧的组织体系和结合方式的限制。这种人包括
产业工人和一切毫无恒产的人（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有无恒产是很重要
的）；它还包括破产的农民和工匠、形形色色的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以及散
兵游勇和落魄文人。
传统的社会体系便是这样从上、下两个方面一起瓦解的。不仅上层阶级
④ 鲁迅：《阿Q 正传》。
⑤ 参见萧公权的《十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中的引文（第399—402 页）。
① 汪诒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
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18—121 页。
② 王天奖：《十九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2 期。
③ 迈尔斯： 《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37—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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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瓦解和变化，而且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个边缘的平民阶级：他们不受法
律的管辖，环境还驱使他们不受社会的控制，不受社会秩序的制约，也不受
社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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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化的动力
外因和内因
在清朝最后四十年，有许多因素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
是各种形式的外国入侵。它直接造成如买办和洋务专家等新的社会集团的产
生，也促使某些行业衰退，如手工纺织业和华中、华北的传统水陆运输业。
在许多地区，对外贸易使得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增加了有些居民的贫困和
失业。不过，外国渗入的间接后果似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要深远得多。西方
人的出现以及中国同外界的接触都推动着许多新的活动，改变了某些固有的
职能，同时使得一批现代的商人和实业家、军阀、大地主和城市知识分子新
兴起来，同时传统的士绅文人阶层则处在瓦解和变化之中。
然而，必须着重指出，在清末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中，知识分子运动在
实现社会经济变化方面似乎比帝国主义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某些马克思主
义历史学家试图说明，1895至1898年的维新派是“资产阶级代表”，这是
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
了资产阶级，或者可以说是发明了资产阶级。象张謇等士绅文人在中日甲午
战争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他
们的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只是在1905
到1911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
动机。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在下层阶级中，仇洋反教的宣传似乎比外国经济剥削的恶果更能激发民
众的有力反抗。在外国人大规模活动的影响彰明较著的地区，其居民比外国
人很少涉足的地区的民众似乎更不容易掀起暴动。1870年以后，许多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