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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以下几种汇编适当地集中了零散的资料，因此适用于作为研究的起点：
首先是在第一和第八章已经介绍过的几种资料集，即由陈真、孙毓棠和汪敬
虞分别收集的近代工业方面的资料；李文治关于农业的资料；彭泽益关于手
工业方面的资料，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有关上海钱庄方面的资料。
对这些资料必须补充以大量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日文资料汇编，
如：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清国通商综览》、东亚同文书院编的《中国经济全
书》、根岸佶的《清国商业综览》、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清国行政法》，
以及1906年以后由中央政府和某些省政府出版的官方年鉴。象费行简的《近
代名人小传》、金梁的《近世人物志》和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这样的传
记词典，可惜都过分着眼于官方阶层及其政治和文化活动。最有启发性的材
料主要能在地方志、私人日记和报刊中发现，尤其可以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写
实和讽刺文学中看到，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绣像小
说》，它发表过刘鹗、李宝嘉和吴沃尧的小说。西方资料（外交和传教士的
各种档案和报告）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但是仅在1895年以后才有大量社会
性的资料，而那时的中文资料也变得更有说服力了。
也许因为现有资料的性质已经使史学家们丧失了信心，或者因为他们的
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政治或文化上的现象，或者因为先验的研究计划束缚了研
究，所以我们一直对王朝最后四十年间的社会演变很少了解。施坚雅的《近
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是有关这一课题的最完整的著作目录。
它表明除了几部主要由中国和日本学者编写的开拓性著作外，研究仍旧是很
不完整和极其零碎的。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够深刻或全面地阐述这个问题。
但是，新的读者通过与西蒙的《中国的城市》（此书受库朗热的《古代城市》
的启发而命名）在1885年所作的多少有点田园式的描述以及与杨懋春的《中
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它分析了民国时代的社会）进行对比，就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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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尚待填补的空白。在施坚雅所编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和埃尔文、施
坚雅合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中的大量文章，对解释社会风情都
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于特权阶层的研究比较起来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关于绅士…文人的
扩大、变动和财产方面的基本著作，如张仲礼的《中国的绅士》和《中国绅
士的收入》，何炳棣的《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更给这方面的研究大添异
彩。马什的《1600—1900年中国官员的变动状况》，只对收入恒慕义的名人
传记词典中的官员进行分析研究，此书现在已被李国祁的统计性调查《清代
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所增补和修改。后者根据地方志补充
的资料描述了官员的出身地和社会背景以及州府官员们的传略。关于买办，
有郝延平出色的专著《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关于商人，有陈锦江的《清
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有关近代企业资金积累的著作，也揭示了新
的社会集团的出现。这方面有下面一些文章：邵循正的《洋务运动和资本主
义发展的关系问题》、张国辉的《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
义发生问题》、汪敬虞的《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和由
东京教育大学编辑的《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文集。贝尔热的《中国的资
产阶级和辛亥革命》一书叙述共和革命时期上海的近代商业的社会背景。鲍
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对军事发展提供了总的看法，
这看法由于有王尔敏编的 《淮军志》（这是一部研究征募军官团的有用的著
作）和刘凤翰的《新建陆军》而变得更加完整了。至今还没有这类论述1901
年以后的近代军队的专著。新知识分子一直是许多人研究的题目，著名的有
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兰金的《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
命》。许多传记性研究也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如关于西化和中国的条约口岸
的著作有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女权运动和妇女状况的著作有
吉波伦的《秋瑾》。
有两本关于当时工人的状况和斗争的扎实的研究：汪敬虞和聂宝璋的
《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和赵亲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
人运动》。对于不该被忽视的手工业工人阶层的介绍，有樊百川主要论及经
济方面的《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和彭泽益的《十
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二文。
农村社会一直很不受人注意。村松佑次和天海谦三郎的大量著作（上面
已经谈到他们的两个文集）对理解土地组织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其研究范围
仅限于江苏南部、直隶和满洲地区。由东京教育大学编的文集《近代中国农
村社会史研究》包括对湖南和四川农村状况的分析。然而山东是景甦和罗崙
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这部内容最丰富和最有创见的专著的主
题。它利用了一系列非官方的农业生产的档案。迈尔斯的《1890—1949年河
北山东的农业发展》一书事实上涉及清帝国时期的情况极少。萧公权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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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是论述十九世纪农村社会生活的最好著
作，但它主要考虑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
令人费解的是，对民众运动的研究反而比对农民处境的研究下的功夫要
大得多。关于这期间主要运动的专著，可看第十章的脚注。由谢诺编辑的论
文集《十九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英文版为《中国的民
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内容稍有不同）专门论述了秘密会社，
并附有一份很有用的书目。科思嘉也娃的《1901—1911年中国的民众运动》
扎实地研究了义和团以后的农民骚乱的总的情况。杨庆堃的统计分析是一项
开拓性的著作，这项工作应该进行下去（此文名《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
几种最初形式》，载小韦克曼等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
小韦克曼的《叛乱与革命：对中国历史上民众运动的研究》（载《亚洲研究
杂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237页）一文指出了当前这一
课题的史学研究上的动向。
我们对不同社会集团的理解，特别是对它们的变化及其衔接的理解肯定
是不周全的。这反映于对辛亥革命时绅士和资产阶级各自作用的意见分歧
上，这个情况特别在张朋园、市古宙三和贝尔热的文章（载于芮玛丽编的《革
命中的中国》）中可以看出。在地区性研究方面有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
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特别
是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它们阐述了改良和政治运动对社会变
革的作用，尤其是在统治阶层内的作用。巴斯蒂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
革概况》一书中说明了教育改革的社会影响。这些著作都指出了社会分化的
特征，而这个特征的产生不仅取决于经济利益，而且至少（如果不是更多地）
还取决于文化的标准。
（陈书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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