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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录，说明反对批准该协定的理由。 外国所采取的不赞成态度更加强了商界
的反对立场。除了美国的代办卫三畏博士赞扬该协定是“和平的胜利”外，
绝大多数其他外交官们都表示冷淡，不置可否。
即使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阿礼国还是竭尽全力地维护这个协定，他指
出，“在此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或是西方政府在对外贸易中作出过这样慷慨
的让步”，同时指出，中国给予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多，
①
所征收的关税也较轻。 然而，这些论证所起的作用都敌不过商界强有力的
反对立场和外国的冷淡态度联合起来的力量。继克拉兰顿担任外相的格兰维
尔勋爵断定：批准该协定将会扩大而不是减少误会和摩擦，因此于1870年7
月25日将它否决。毫无疑问，这一行动对中国和外国双方的利益都有损害。
总理衙门觉得，它对外国的善意和对友好的国际关系这两方面的信任被
出卖了。参加谈判的人普遍感到，外国人只取而不给，谈判的条约稍不如意
就立刻不认帐。继阿礼国为公使的威妥玛认为，文祥“渴望着报复，因为我
国否决协定一事使他丢了脸和带来不便，……由于1869年的协定被推翻，
②
使馆的困难大大地增加了”。 然而，总理衙门在报告英方推翻协定一事的
奏折中，措词却出人意料的温和，毫无怨恨之意：
“而外国政令，国家柄轻，商人势重，亦其实情……随由臣等尽情驳复，
仍告以如此项新约不行，则今后办事，中外商民均不信服等语，峻词直
斥……窥其用心，只以彼所注意要求之款，如铜线、铁路、运盐、挖矿
诸大端，中国已经拒绝。即已允之条，复觉得不偿失，藉此迟回。”③
总理衙门表现出的这种克制显然是它一箭双雕策略的一部分。对于中国
除
人，这样做便贬低了拒绝批准协定的重要意义 ，对外国人，则宣扬了英方
背信弃义的严重后果。显而易见，总理衙门对它在国际上奉行和解政策的失
败是不会大事宣扬的，而对外国人表示失望则是为了使他们处于守势。
③ 赖特： 《赫德与中国海关》，第382 页。
④ 关于这些备忘录的原文，可以查阅《中国通讯》、第4 号 （1870 年）和第6 号 （1870 年）。递呈词者
是对中国贸易感兴趣的伦敦的商人和其他人士，以及格拉斯哥、利思、爱丁堡、丹地、曼彻斯特、麦克莱
斯斐尔德、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的商会。
① 《中国通讯》，第10 号 （1870 年）：阿礼国爵士对有关中国条约协定进一步意见的备忘录，1870 年5
月3 日，第9 页。
② 见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英国外交部》，第104 页所引《外交部档案》，17/645，1873 年5 月16 日。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 第40 页，1871 年1 月21 日。
除 了前引总理衙门的奏折外，值得注意的是，英方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一事在《实录》、《东华录》这些
清廷文献中并无记载，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文祥、倭仁、沈葆桢、冯桂芬和王之春等重要政治家
的著作中也付之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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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之事使中国和外国列强间十年来的亲善关系
毁于一旦，从而引起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排外主义浪潮，这是夸大其
词。排外的骚乱早在1869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中国方面对英方拒绝批准协
定而表示失望的只限于一小批官吏，绝大部分民众并不知情。讲求实际的官
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在处理对外交往事务中，仍表现得认真负责。排外的
暴乱主要是由那些对英方拒绝批准协定一事不知底细的小士绅们煽动起来
的。因此，很难把英方拒绝批准协定之事和排外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过英
方的行为肯定加深了中国人关于外国人本性贪婪、行动捉摸不定的看法。如
果说，蒲安臣的出使助长了中国方面的自满，那么，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则
又一次加深了中国人对外国人可信赖的程度的猜疑。这两件事对中西关系同
样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②
1870年的天津教案
甚至在蒲安臣正在美国游历并邀请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
每个山头上”时，反基督教的活动已在全中国境内爆发了。作为一种异端信
仰的基督教是和儒家学说相对立的，它让男女教徒混杂集会礼拜的作法又和
中国的习俗背道而驰，因此关于教堂伤风败俗的谣言四起 （见上卷第十一
章）。教会偏袒中国教徒以及建筑教堂时不顾历来尊崇的风水观念，这都激
①
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反基督教的小册子屡见不鲜，而由绅士们煽动的反教
活动也时有所闻。这些活动招来了外国外交代表们即时的报复。他们（包括
阿礼国）觉得，如果不采取行动，其后果必然是“严重丧失在东方不得不赖
以办事的威信和影响”。于是在1868年8月，当扬州的一群暴民抢劫并焚
毁了中华内地会新建成的布道所后，阿礼国便派领事麦华佗和四艘兵船前往
南京，迫使总督曾国藩将扬州的地方官撤职，并赔偿损失。此外，1868年11
月当台湾暴民蓄意打破外国商人对樟脑的垄断而对他们发起攻击时，英国的
译员吉必勋和海军上尉格登便炸毁了中国设在安平的一座军事设施，并索取
赔款四万两白银。这类行动奏效迅速，但总是更加激起公众的情绪，引起仇
外心理。就连伦敦当局也认为阿礼国…麦华佗的行动违背了英国的政策，宣
②
称吉必勋…格登的行为“应受指摘”，是“轻率的和不可原谅的”。
1870年，天津是一次重大的反基督教暴乱的发难地。天津成为这次事件
爆发的现场并不偶然，因为它曾两次为外国军队所占领：一次为1858年谈
② 芮玛丽的《同治中兴》（第299 页）指出：“如果说收复安庆和设立总理衙门标志了中兴的开始，那么，
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和天津教案则标志了中兴的结束。”
① 关于教会问题的优秀著作，可参阅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3 — 7 章。
② 费正清：《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0 第3 — 4 期（1957 年12 月）第482—483、
488、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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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天津条约时，另一次为1860年谈判北京条约时。甚至在和约签订之后，
一部分英法军队仍驻扎在大沽，一直到1865年才撤走。外国军队的存在总
是引起愤激的原因，加上法国方面又火上添油，在1860年占据了天津的皇
③
家离宫作为领事馆。1869年，在一座破庙的旧址上建立了维多利亚圣母院
的教堂和育婴堂。由于中国人很少把孤儿送到这所外国人办的机构，修女们
便订出办法，为每名收养儿童付出一笔奖金，这样就鼓励那些称为“儿童贩
子”的坏蛋去拐骗儿童。这种奖金规定以及高死亡率（因为修女们特别愿意
为生病和垂死儿童行洗礼），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猜疑。谣言广为传播，
说外国人在他们的深宅大院内对儿童施行魔法，砍掉他们的四肢，并将他们
的心脏和眼睛挖去制药。
1870年，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对该育婴堂进行了调查，查明这些不着边际
的指控并非事实。后来，好斗的法国公使丰大业和他的一等秘书突然持枪而
至，要求为修女们平反。当他看到暴徒而地方官竟无力驱散时，他一怒之下
开了一枪，虽未击中该地方官，却击毙了他的侍役。这群暴徒为了报复便杀
死丰大业和他的助手，焚烧了教堂和育婴堂。被杀死的有十名修女、两名牧
师、两名法国官员和三名俄国商人，还有四座英、美教堂被捣毁。这次危机
使十年来的亲善和合作顷刻付诸东流。外国炮舰迅速开到天津，同时七个国
家的公使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清廷委派它德高望重的臣仆、那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彻查这一案
件。年迈多病的曾国藩接受这项艰巨任务后，不料发现形势远比他所预期的
更棘手。法国代办要求将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都处
死，而保守的中国官员和士子文人则吵嚷着反对作任何让步或安抚。在这种
紧急情况下，曾国藩表现了非凡的正直和胆略。他不是一心求稳以迎合公众
的情绪，而是甘冒政治风险提出一个必须弄清该案是非的无所偏袒的意见，
他劝说清廷必须首先对英、美、俄三国进行赔偿，使它们不致被卷入到法国
的案件中去。曾国藩旋即亲赴育婴堂直接向儿童进行了解，结果弄清他们并
非拐骗而来，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自愿送来的。他请求清廷发布辟谣声明，证
明并无虐待儿童之事，以此恢复修女们的名誉。
为了解决这一纠纷，曾国藩建议将道台和天津的知府、知县撤职；将十
五名元凶处死，另外二十一人流放。曾国藩主张，如果法方仍不满意，还可
考虑加重处罚。
保守派当即谴责曾国藩卖国，北京的湖南会馆将装饰在墙壁上的曾国藩
手书对联付之一炬；大学士倭仁嘲笑曾国藩在处刑问题上和法方讨价还价的
思想。清廷也认为曾国藩的建议难以接受。正当这时，驻武昌总督李鸿章提
出了一个比较合意的解决办法，即建议将八人处死，十二人充军。李鸿章被
调来天津接办此案，曾国藩则被派为驻南京总督。曾国藩深感个人不称职，
③ 即望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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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不断受到保守派的谴责，因而灰心丧气。他在致友人书中说，他“外
惭清议，内疚神明”。
幸运的是，法国在中国表现的好斗精神因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而得到缓
和。李鸿章迅速将此事予以解决，他同意赔款四十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往法
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和知县充军；八名肇事者处以死刑，二十五名送往边疆
服苦役。崇厚率领的赔罪使团来到法国后，不料发现法国政府因忙于对普鲁
士的战争而顾不上接待该使团。总理衙门于是命令崇厚回国。可是，当他行
抵纽约时又被召回法国，法国临时总统梯也尔于1871年11月23日在凡尔
赛宫接见他时宣称：法国对处决几名肇事者不感兴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
和平和秩序。随着梯也尔接受了中国皇帝的道歉信，这一事件便告正式结
束。①
觐见问题，1873年
虽然外国的外交使节1861年时驻在北京，但是他们仍被拒绝觐见幼帝。
恭亲王曾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并表示皇帝尚在冲龄，不宜觐见。虽
然外国代表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没有理由非要和一个年龄才五岁的皇帝
见面不可，但他们仍争辩说，一再推迟觐见乃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当然，
中国方面之所以拖延是由于外国人不肯行叩头礼，而这是和中国之为天下共
主的神话以及古已有之的纳贡制格格不入的。
总理衙门的策略使觐见问题延了期，但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当
1867年秘密讨论修约问题时，总理衙门就该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
意见。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李鸿章声称，与恭
亲王接触就足以上达天听，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交代表另有所获。至于皇帝
成年后的觐见仪礼问题，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统治者的礼
节。曾国藩则坚持，康熙帝（1662—1722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
敌国，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
位的敌国的使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