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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刘长佑的奏折。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 第10 页。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卷12 第3、21、31—37
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93 第18—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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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曾国藩，使他能对绿营制度的调整便宜行事。慈禧本人曾同曾国藩讨论
过这个问题。①
曾国藩把勇营的方案应用到绿营兵中来，虽然他还没有获准放开手来从
更根本的问题上大搞革新 （这或者是出于他本人的保守主义和政治立场之
故）。1869—1870年，他建议对新成立的营不予更动，它们的官兵可以从各
省较大的绿营标里挑选。此外，这样挑选出来的兵丁和下级军官的品质和表
现应受新的营官的考核，和勇营的办法一样，这些营官每人负责五百五十人
左右。与传统办法最大的不同之点是，曾国藩想使营官有权替换不合意的兵
丁，而从直隶省的老乡（包括那些没有注籍在世袭绿营兵家庭中的人）中招
②
募新兵。 营官本人也是由绿营兵高级军官——即将军或总兵——挑选的。
由于要贯彻回避法，将领们——以及事实上绿营的各级军官直至把总——都
必须是外省人。虽然这些新训练出来的绿营官兵不象勇营那样有同乡的关
系，但曾国藩希望练军的中级军官至少能够服役较长时间，并能够与练军的
统领建立亲善关系。关于支付练军官兵薪饷的条例由曾国藩起草，而于1870
年4月由清帝予以批准，它规定的薪饷比一般绿营兵的同级官兵的薪饷要优
厚一些。但曾国藩避而不谈要修改整个绿营兵制，以淘汰军队中无用的人
数。他希望为练军开辟新财源。③
事实上，清帝在前四年内就已批准其他一些省的官员的建议，即某些绿
营兵抚标可以裁减，把节省的经费用到支付未被裁汰的绿营兵的薪饷和武器
上来。1867年以前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就已经在这个基础上改编了福建的绿
营兵，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奉旨于1869年把他的抚标从一千六百人减为一千
①
人。 （见上卷第九章。）丁日昌还很认真地想把他这直接指挥的一千人变
成普遍改革江苏绿营兵的核心，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他在1870年离
职丁母忧去了。
清帝从曾国藩的建议中看到整个绿营兵制有可能保存下来并加以改造
的希望，便在1871年通令各省，必须把各该省勇营兵力裁汰到八千人以下，
②
只有江苏和直隶这两个战略省份除外。关于勇营的这一主要方针虽未严格
执行，但那些紧跟诏旨的省一级官员们现在找到了方便的借口来迎合每个省
的绿营兵的既得利益集团。有些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以左宗
棠和丁日昌为例，裁减了一些标的兵力，这样至少从理论上说筹措到了留下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7 第2 页。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2 第2856 页，1869 年2
月27 日条。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 第19、36 页。
① 左宗棠： 《左文襄公全集》，卷14 第17 页；卷19 第16—21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186—187 页。《皇朝政典类纂》，卷325 第4、8—10 页。
②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2 第9、505 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载《清华
学报》，卷10 第2 期 （1974 年7 月）第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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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绿营兵的薪饷。其他一些省份 （如山东、河南、山西及湖南）则完全照
搬曾国藩在直隶的办法，从绿营编制中抽出人员来组成练军各营，而这个办
③
法在1873年被兵部认为是应予优先考虑的。清廷并不反对勇营军官进入绿
营兵制。由于清王朝有给予承认的制度，作为它的组成部分，许多勇营军官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被授予了绿营军官的荣誉衔。他们中间更多的人
现在获准填补绿营中的实缺，从把总直至省的将军都可补缺，这些职务仍归
兵部控制，而高级将领的职务则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国藩的练军条例给各级绿营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员当然仍旧留
职未动。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绿营兵总数仍在四十万人左右，每年
①
需费六百余万两银子来维持这支军队。从朝廷的观点来看，这一巨额开销
也不是全然付诸东流，因为得到重新训练的绿营兵装备了比较现代的武器，
能部署在各省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因此它在十九世纪的余年中维持住了一般
②
的国内安宁。但是如果发生大战役，例如反对陕、甘、新疆的回民战争（更
不用说对欧洲列强或对日本的冲突），勇营可能继续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唯一
工具。
但是，勇营的组织原则依然不适应现代的军事实践。尽管官兵之间存在
着个人的亲睦关系，但勇营等级制使中、上级军官能获得不直接参加战斗的
特殊身分。要使营官——甚至哨官——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参加西
式训练，是极端困难的。自从1862—1863年以后，李鸿章曾经希望他的军
③
官们能从西洋人那里学到一二秘密方法，但除了给予原在常胜军中接受外
国教官训练的少数士兵以军官身分（如罗荣光和袁九皋）外，李鸿章的方法
只是使西洋教官训练他的洋枪队中的士兵。1864年后仍然留在淮军中的少数
西方人，包括变成了清帝国臣民的法国人毕乃尔在内，都不能对军官或士兵
进行广泛而系统的教练。很明显，中国人对西方战术之是否可行和是否有全
面效用，是持保留态度的。戈登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清朝的军官们很赞
赏外国式的步兵方阵，“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排成这种阵势”。中国人
“承认我们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的步兵要先进得多”。除此以外，
勇营军官虽然承认西方炮兵的价值，但不想学习炮兵操练。戈登说，他们甚
①
至不想学习“喊口令”。
③ 《皇朝政典类纂》，卷326 第6 — 8 页。
① 见恭亲王1884 年1 月奏折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奏折，载《洋务运动》，第526 页。又见张佩纶：《涧
于集》，卷6 第10 页。
② 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2—73 页 （注70—73 ）。关于使用练军镇压地方叛乱，在《宫中档光绪
朝奏折》中现在已有更详尽的材料，例如卷2 第302、664、667 页；卷3 第172、318、323、399、445、
518、753 页。
③ 邓嗣禹与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 页。
① 戈登档案 （英国博物馆），Add。MSS。52，389 （1864 年8 月26 日）；52，393，“关于英帝国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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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能够同时接受西方的帮助而又保持自立吗？另一方面，不接受外
国的训练，勇营兵也能学到现代战术要求必须具备的军纪和技艺吗？凤凰山
（距上海二十五英里）训练计划的始末就暴露了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凤凰
②
山训练计划是常胜军解散后不久由戈登在1864年5月提出来的。英国公使
和上海领事很热心地赞助凤凰山训练计划，它也得到总理衙门“口头保证”
的支持，李鸿章最初也由于相信戈登而对此表示欢迎。李鸿章在1864年6
月拨了一千三百名淮军（由二、三名最好的军官带领）给戈登。
英国人对这个计划感兴趣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认为已经衰败的满人政府
不可能进行集中领导的戈登，主张英国人应该帮助发展一支中国军队，但要
③
“通过抚台，而不是通过毫不起作用的北京政府”。英国公使卜鲁斯虽然
不完全同意戈登的对清政策，但也相信应该给予中国人以军事援助。但是，
正是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的态度，使李鸿章警惕起来。巴夏礼本来只希望
所训练的中国军队能够保卫上海，使那里不可能再继续出现骚乱。他也嫉妒
法国人，因为法国人还在上海附近保持着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小小训练营
（这些中国军队直到1865年中才归还给中国当局）。所以李鸿章责怪巴夏
①
礼想“揽我兵权，耗我财力”。
可是在1864年底，戈登放弃了这项训练计划而返回英国。李鸿章不得
不接受巴夏礼的提名，任命英军的杰布中尉为凤凰山的新任教官。在标明日
期为1864年11月的一份协议中，巴夏礼接受了李鸿章的交换条件，即淮军
将领潘鼎新应对中国官兵的任免、薪饷和装备享有完全的控制权。训练计划
应从海关收入中拨款。杰布的职责只限于训练和教课，包括监管也由中国人
支付薪津的十五名外籍教官。可是，杰布被证明是一个不好的人选，他经常
②
离营外出，而当他上班时他又死扣《英国步兵操典》，毫不通融。1865年6
月，李鸿章奉旨派步兵和炮兵到直隶边境防止捻军的进犯，所以他毫不犹豫
地命令潘鼎新从凤凰山带领一整营军队（外加在那里受训的三百名炮兵）北
上。巴夏礼领事提出强烈抗议。虽然李鸿章同意以其他淮军部队代替凤凰山
的这八百五十人，但他这时已不再相信凤凰山的训练计划，一再驳回了关于
扩充此计划的要求。
凤凰山训练营后来的事态的发展，突出地暴露了中国与西方的摩擦以及
外国教官与淮军本身这两方面的弱点。1865年7月杰布中尉被调回英国，上
的秘密备忘录”（1864 年）。
② 详见史密斯： 《外国人在凤凰山的训练和中国的自强》，载《现代亚洲研究》，卷10 第2 期（1976 年）
第195—223 页。
③ 戈登档案，Add。MSS。52，389，1864 年6 月19 日。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27 页。可是李鸿章在1864 年7 月指出，由于戈登负责训练计
划，“以后无甚波澜”；《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 第21 页。
② 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7 第10—11 页。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526—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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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道丁日昌马上设法以戈登的老部下文兹坦利取代了他。英国领事坚持应任
命一位英国现役军官，但被驻北京的公使馆驳回。文兹坦利的为人通情达理
而小心谨慎，但他缺乏足够的权威，他的平庸的洋员教官们也未能获得士兵
的爱戴。至于勇营军官们的行为则很遭人非议。虽然哨官们在阅兵和显示军
容时总是在场，但他们平时很少参加实际训练。不仅如此，他们和他们的上
司还在发饷之日从各哨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薪饷中克扣五十块墨西哥鹰洋以
中饱私囊。文兹坦利很赞赏士兵们在步兵、榴弹炮和火箭炮训练中的熟练动
作。但是，与八旗军和绿营兵中的情况一样，凤凰山勇营的许多官兵也都有
①
鸦片烟瘾。士兵们还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 他们不时对外国人表示不满：
训练工作不得不因天津教案（1870年6月）的影响而被搁置了起来。但在恢
复了例行训练以后，士兵的愤怒又转向腐败的勇营长官，这表明勇营制度官
兵的融洽关系还是存在着局限性的。由于军官滥用权力，包括一位营官施行
②
过不公正的惩罚，1872年爆发了两次兵变。1873年5月，在经过了九年并
且花费了大约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