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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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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及其后果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对中国过去二十年间所执行的新式陆海军
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
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
国丢失了对安南（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
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 （见第二章）。
②
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国于1884年“非正
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
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
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
人。8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
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10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1885
年3月23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
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
谈判迫使双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
沿。
然而，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
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
①
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此外，中国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而
大伤脑筋。正当北京的决策人继续举棋不定时，省一级督抚官员却完全陷于
思想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福州地方上，因为1884年8月
23日这里的十一艘舰只组成的中国建造的“现代”舰队，不到一小时就被法
国人摧毁。随着福州这次创巨痛深的惨败之后，以江苏为基地的南洋舰队也
由于领导无方、训练糟糕和纪律松弛，在试图打破孤拔将军对台湾的封锁时
大败亏输。
甚至中国在陆战中的胜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刘永福在东京取
得的有限的胜利，部分是由于黑旗军在非正规战争中东奔西突的勇气，但是
这些遭遇战也表明了法国人的弱点：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
完全缺乏准备。当1883年12月13—16日法国人在山西发动一次协同一致
的攻势时，黑旗军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击”。
①
法军在四个月后占领北宁的时候，刘永福据说是不战而退的。 甚至经常被
② 除了别的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伊斯特门：《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 、
87—90 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169—174 页。
① 伊斯特门： 《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 页。
① 考尔迭： 《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2 第481 页以后。《北华捷报》，1885 年5 月22 日。麦卡利
维：《黑旗军在越南》，第230—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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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嘘为中国大捷的谅山之战，法军之战败似乎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
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目击者的
记述表明，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
队”大批地开了小差。根据一位西方观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国人认为是同情
中国人的）的说法，谅山地区的清军装备得很好，但训练和领导都极差。②
胜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国军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为没有中国军事制
度影响的缘故，而且中国人的伤亡几乎总是比法国人的伤亡大得多。只有在
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
传的精明的准备工作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③
李鸿章通常被指责应对中国海军在中法战争中的覆没负有责任。批评家
们认为，如果他一旦接到请求就愿意立即派遣北洋舰只南下，他是有可能保
住福州舰队的。他和南洋大臣曾国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战时只顾本省一地
之利。但是，李鸿章之专注于北方防务是情有可原的，甚至连张之洞也认识
到这一点，这特别是因为日本在朝鲜的活动正在日益加紧。此外，就法国人
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打算进犯北方。他们之所以还不敢放手进攻华北，部分
④
原因就是那里有李鸿章的部队。 李鸿章虽然很明显地不急于以反对法国人
来考验他的舰队，但他并不缺乏爱国精神。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
整个清帝国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对法国的挑战作出迅速而举国一致的反
应。
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
虽然某些文人和官员相信，中国在1884—1885年与法国作战时实际上
是打赢了陆战，但是，中国海军的缺点却是暴露无遗了。有许多人要求作出
新的努力，例如应谋求更集中的协同作战。早在187O年，政界元老曾国藩
①
就已经提议，需要把海军船只置于单一的指挥之下。 1885年这个意见至少
在名义上突然变得可行了。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
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而以庆亲王奕䜣（1836—1916年）和李鸿章为会问办理
② 《北华捷报》，1885 年5 月22 日。斯科特：《中国的兵勇》，载《亚洲评论季刊》，第1 期（1866 年）
第226—244 页。
③ 刘铭传： 《刘壮肃公奏议》，卷3 第5、9—11 页。
④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15 页。伊斯特门：《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
政策》，第166 页注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7 第13—14 页。参照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
策》，第180 页。
①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季刊》，5 （1973 年）第2 页。在谈到曾国藩的
计划时，李鸿章1871 年写信给他说：它“目前固办不到，内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卷11 第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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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这一“中国海军部”的组织可以比得上总理衙门，它最后拥有六名帮
②
办，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员则主要是满人。 醇亲王本人这时似乎已转
而相信自强运动。但海军衙门应该主要被看做是慈禧太后及其宠幸们所搞的
鬼把戏，意在与李鸿章分享北京能从各省提取的经费，虽然它表面上的动机
是无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宫廷政治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一位御史攻击恭
亲王和军机处应对东京的军事挫败负责，作为摄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
了整个军机处，而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五名新军机大臣来接替。恭亲王
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从总理衙门免职，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庆亲王。作为年
轻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不便在军机处或总理衙门供职，但慈禧太后再次降
①
谕，“着醇亲王奕䜣（就军机处事宜）一并与议具奏”。醇亲王的心腹顾
问中有孙毓汶：这是一位精明而贪得无厌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
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军机处供职，直至1895年，即醇亲王死后的第四年。②
虽然醇亲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机期间也站在“主战派”一边，但他过去对
海军事务却不感兴趣。他曾给神机营买过西洋军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
③
开始以矛盾复杂的心情对铁路和机器开矿表示兴趣。他和慈禧太后之决定
成立海军衙门，无疑是受了李鸿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个星期逗留时
的影响的结果，那时这个计划正被提出来反复加以研究。
李鸿章非常急需经费来维持和建立他的舰队及其相关的设施。虽然他同
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鲜问题签订了协议，李鸿章仍然相信，中国迟早会因
它的这一最邻近的藩属而与日本相对抗。醇亲王也能够看到朝鲜的重要性，
但他也知道，他的异母兄弟和政敌恭亲王由于反对慈禧太后喜爱豪奢的苑囿
宫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愤怒。李鸿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每
④
年只从各省收到约六十万两用作海防经费。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军衙门看
做是这样一种手段，即它将迫使各省在满足皇室的园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
为海军多出经费。李鸿章别无其他选择，实际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
起。
清帝现在给各省施加压力，要他们给海军衙门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经费
四百万两，按照上谕所说，甚至为此削减绿营和勇营兵额以及废除海军的中
国帆船式战船和无用的陈旧轮船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设“海防
②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第14—18 页。
①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4—135、145 页。
②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1 页。张其昀等编：《清史》，第6 册第4902 页。
③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洋务运动》，第1 册第117—118 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
第57—58 页。
④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 第60 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载《中国历史学会史
学学刊》，第1 期 （1969 年）第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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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为此目的，公开实行卖官鬻爵，官员被鼓励出钱来“报效”，以使自
己能够晋升或使过去的渎职行为得到宽恕。①
慈禧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宫西面围绕三海的、有许多亭台楼阁
的御花园，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离宫。早在1885
年6月，她曾命令满洲的四大富裕贵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内）帮助苑囿的
建设，即伸手要他们捐钱。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几家共捐出二十四万两。
1886年1月的一道上谕，公开为三海建设要求粤海关监督帮助经费，而且还
要求海军衙门本身作为“借款”提供款项。醇亲王在12月份写信给李鸿章
说：神机营和海军衙门已从当时筹措到的二百二十万两中提供了七十五万
两，但池苑工程还需要更多的钱。因此，醇亲王建议李鸿章应该筹集更多的
经费。他希望李鸿章的衙署能帮助弄到一笔七十万两的外债，其名义是“可
否指称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李鸿章只得照办，而且他显然在这
笔外债中增借了二十二万七千两，以用于他的舰队。这笔钱由当时正在帮助
李鸿章搞直隶北部铁路计划 （这计划得到海军衙门的赞助）的伍廷芳来筹
措，而由德商泰来银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总数为五百万马克，年息五厘五，
②
由天津、牛庄和芝罘海关收入于十五年内偿清。李鸿章最后放弃了他筹款
不举外债的原则——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这样做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每年从海军衙门收取他的应得份额约一百五十万两
（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过是记在海军衙门帐上）。他也从海军衙门
接受数额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应付特殊需要。他分别通过驻英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