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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对台湾的幻想现在等待刘铭传巡抚去实现了。刘铭传在中法之战
之后来到台湾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
（以及它们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关税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达四十五
万两，后来还略有增加。这笔款项都被拨做台湾陆军费用。1885年，清帝每
年另给刘铭传八十万两，为期五年。这个数目由福建省库和福州海关出资四
②
十四万两，另由上海、九江、汉口、宁波和广州等海关出三十六万两。 鉴
于他的计划庞大，刘铬传的总收入还是不丰裕的。他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非
凡的中国官员”，不过，一位现代的审慎的学者把他五年的巡抚政绩评为“最
多也不过是一个瑕瑜互见的记录”。③
刘铭传忠实信奉李鸿章关于武装备战的重要性的主张，所以他马上通过
欧美商号大批订购大炮和枪支。在刘铭传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
已经用大炮装备了台湾和澎湖的要塞。从1856年开始的三年内，刘铭传给
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三十一门新的阿摩士庄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
口径是九至十二英寸。他还买了一万支后膛枪，并计划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
工厂，他到1886年花了二万多两建造工厂，花了八万四千两买机器、金属
和更多的枪支及子弹。这座新兵工厂约有三百名雇工，在一员德国工程师的
带领下工作，它向刘铭传的部队提供枪炮的子弹，而且当1887年刘铭传为
台湾铺设铁路的计划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工车间被证明是极其有价值的。①
早在1886年，刘铭传就计划在台北和台南之间搞电报，搞海底电线把
台湾、澎湖和福州连接起来：所有这一切计划都被认为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
的。由于与德商泰来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合同，这两条线路在 1887
年完成，此时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以后的第五年。②
正如他在打太平军及捻军的年代那样，刘铭传这位目不识丁的纠纠武夫
不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还急于让他的士兵实行西法操练。刘铭传认为，
台湾岛上的绿营兵在全国是最下乘的。它的名义上编制是一万四千名，实际
数字在1884—1885年是四千五百名。刘铭传着手搞一项重新训练的计划，
从优秀射手中挑选新军官。刘铭传也不满意台湾的勇营。他在1885年的奏
折中说，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主张，实行新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9、283—319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21、131 页。黄家谟：
《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36 第6、7 期合刊 （1968 年4 月）第179—180 页。
② 《刘壮肃公奏议》，卷6 第1、3 页；卷8 第16、18 页。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史》，第186 页。
① 斯派德尔：《1884—1891 年刘铭传在台湾》 （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 年），第165—166、170—172
页。
②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3 第1 期 （1963 年11 月）第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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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现在当后膛武器已引进国内的时候。“倘令枪码不明，则远近高低茫
无准的，是有枪与无枪同矣。”①
1885年后期有十六营楚勇在台湾，由左宗棠原来将领之一刘璈率领，此
人在1881—1885年任台湾道台。刘铭传现在接管了刘璈的楚勇，还统带着
他本人带到台湾来的十营淮军。淮军的补充兵员主要从刘铭传的家乡合肥取
得，这使他到 1888年拥有总数达四十三个营，即二万二千人马。两位欧洲
教官训练着他的士兵。②
刘铭传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规定的五年期满以后每年还有八十万两协饷
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岁收的办法，这就是要使农田的实际所有主缴付
更多的税。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调查，而这项工作在清代却从未在
一省的范围内开展过，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湾二省以外。李鸿章知道中国农
村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森严，所以他在受任直隶总督以后的1870年明确指
③
出：“通省清丈，断办不到”。可是，刘铭传1886年恰恰着手解决了这个
问题，结果把台湾地赋的估计收入从183，366两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
468两。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两年中，刘铭传已经成立了两个清赋局，一在台北，
一在台南，挨家挨户编造土地清册。他正在利用渡过福摩萨海峡而来的移民
两个世纪以来的开拓成果。从十八世纪初起，数量不大的人们（有人说台湾
①
全部是四万人）曾得到政府的专利执照，准许他们开垦大块土地。 可是，
这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实际从事垦殖。反之，他们把每块土地
分给几个开发者，后者又转而把地再租给佃户。当涌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和地
价上涨时，许多开发者实际上又变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
户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这些地主在台湾被称为小租户：他们应向那些专
利执照持有者（被尊称为大租户）交付他原来收到的土地收成的百分之十左
右。根据传统，只有执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税。由于台湾岛上清朝官僚体制的
腐朽无能是臭名远扬的，专利执照持有人往往连并不沉重的地税也予以规
避。例如，刘铭传惊愕莫名地发现，淡水全县每年的土地税仅能收780两！
另外，许多专利执照持有户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户常常是具有绅士地位的
很大的地主，他们根本不纳税。
① 《刘壮肃公奏议》，卷2 第11—14、20 页。
②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0 页注46。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168、
177—178 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202 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 第35 页。
① 这一节关于刘铭传的土地税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叙述，所根据的是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
财政改革》，第452—454 页。迈尔斯：《1684—1895 年清帝国治下的台湾的传统经济》，载《香港中文
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学报》，卷5 第2 期（1972 年12 月）第383—386 页。威克伯格：《十九世纪后期台湾
的土地租赁》，载戈顿编：《中国地方史中的台湾研究》，特别请看第86—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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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台湾北部，刘铭传赢得了当地绅士领袖人物的合作，税制改革进
行得颇为顺利。小租户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发给地契，并且每年比照
他们的土地征税。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户每年向专利
执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湾
北部实行。可是，这改革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却遇到了抵抗，这部分是由于土
地调查中的种种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事，它是由当地
②
的地主施九缎领导的。 虽然新税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广，刘铭传认
为必须与台湾南部的更加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于是同意了这样一
个方案：某些专利凭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而与小租户一起
分担新征的土地税。
同时，刘铭传还想开辟该岛的商业财源。他开征了种种厘金税，但由于
外国商人的反对，许多种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馏厂征收樟
脑税，不过他不得不准许外国商人免交厘金税出口。这些收入来源，加上关
税和土地税的留成（即平余，这是征税所收之铜钱折算成银两的“成色差
额”），使得刘铭传治下的台湾甚至在 1889年协饷已经停解之后岁收总数
仍能达到二百一十二万两。①
刘铭传用这有限的资财计划了许多亟待开发的项目：办铁路，开航运，
采煤，兴建一所洋学堂，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国都
必须为防御日本而进行准备之际，刘铭传的部队却必须在台湾的高山密林之
中与“凶残的生番”作战。
台湾土著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移民到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估计增加到了二百五十万人的时候，自然要引起对较低山丘可耕
地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那
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
“山区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后者也购买了火器并且善
②
于把守山隘，他们经常突袭平原，杀人泄忿。 刘铭传部分地为了便于同他
们作战，部分地为了取得樟脑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条横亘东西两海岸的道
路，穿山越岭，止于彰化。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数以百计的清军士兵和几
位最好的淮军军官染病而死于瘴疠地区。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对“生
番”打了四十次仗。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
败仗，例如1889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
①
内。清军的士气很低；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
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② 见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4 页注64。
① 《刘壮肃公奏议》，卷8 第21—22 页；参照第20 页。
②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114、135 页及以后诸页、252 页。
①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288—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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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巡抚既是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
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
务，他在1886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三年以上者，
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
长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十年之内那里的
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吏部认为，
该部在台湾十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三年之内可自选
县长。②
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但在1889年，清
廷强调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
③
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 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
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
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七十年代
政府所举的公债。④
到了1890年，刘铭传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样逐渐丧失了希望。甚至
他的卓越的地籍调查工作也被御史们攻击一通，说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乱。
①刘铭传开设了一个商务局（英文名称为The Formosan Trading pany），
它的经费来源一为台湾官方资金，一为私人所认捐款，特别是新加坡华侨的
捐款。虽然它在1888年拥有两艘英制新轮船，但它在与外国商号的竞争—
—甚至在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一直赔累。1888年，刘铭传改组
基隆的著名煤矿为官办的“基隆官煤厂”。但它缺少周转资本，所以刘铭传
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一百四十万两的投资，其条件是这个企业应在二十年内
在台湾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