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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场战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动基地，然后向广州前进。在其他方面，这次
举事倒很象 1895年的那一次：参加者主要是秘密会党的成员，也有许多中
国基督教徒（可能有百分之三十是孙中山原来的人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
和西洋人；战略是用一支小部队发动一场大起义；最大的障碍是如何获得武
器并把它们运进内地交给战士；一再推延起义日期和更改起义计划使行动走
漏了风声，从而使政府有时间从容准备对付这次起义。在10月份开始打响
的战斗后的两个星期内，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风。几天以后孙中山下令解散革
命部队，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里检讨第二次失败的原因。
孙中山感到可以增强信心，因为他的战略的主要之点似乎是很正确的。
惠州之役表明，一小股起义战士能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大规模的部队。广东的
居民在开始时只是不支持政府，但他们的中立马上变成了给予叛乱者以积极
② 唐·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第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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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成千人参加了战斗，同时由于农民壮大了革命队伍，所以能容易地
弄到粮食和军需供应并获取情报，并更易伏击打援和打败大得多而装备精良
的敌人部队。可是，这还是尚待加以发展的萌芽状态的游击战术。地方上给
予革命军的支持大部分是为了地方上的问题，孙中山的人马只是进行了最低
限度的、短期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努力。他们没有反反复复地试图详细说
明地方问题的原委，没有培养潜在的反满或反帝意识，没有传布新的政治思
想，也没有开始成立独立于或不同于现存秘密会社之类的新组织。据说，孙
中山在1897年在英国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年尚没有明显
的表现。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只是一种传统的扎克雷起义或盲动主义式的暴
动，还不是二十世纪的革命。
因此，对一个比孙中山更加客观的观察家来说，他的运动在1900年的
失利以后，前景看来是颇为暗淡的。回顾一下，暴乱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是它
勃然而兴，忽然而亡。考虑到1900年的局势不稳，同时应注意到这种不稳
乃是国内一百多年动乱和外国数十年来对中国剥削的结果，那么，革命党人
的成就比起他们拥有的广泛机会来说就相形见绌了。要么就是学者们夸大了
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么就是1900年的革命确是一场很软弱的运动。
孙中山的名望这时一落千丈，致使其余革命党人给他谥以种种恶名，例
如称他为“不学无术的亡命之徒”，“胆大妄为的寇盗”，或胸无点墨的“莽
汉”，等等。年轻的领袖湖南人宋教仁说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孙中山只能
大声嚷嚷而已。可是，孙中山自己却回忆说，1900年失败以后，人们不再这
样贬损我了；“进步分子实际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①
孙中山有几年很少改变他的战略。他仍和从前一样，非常喜欢把他的运
动的基础放在讨好秘密会社、海外华侨、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直到1903
年9月以前，孙中山把他的总部设在日本，但他本人却从一个华侨社会旅游
到另一个华侨社会去筹款，去征募追随者和探索外国支持的可能性。他在河
内创办了一个小小的兴中会支部，而且会见了法国当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获
得法国的援助。法国人曾对孙中山一度感到兴趣。惠州举事之前四个月，他
会见了法国驻日本东京的公使，请求后者协助他弄到武器和军官。按照这位
法国公使的说法，孙中山答应“给予我们所可能要求的一切”作为报答。据
说，孙中山在1900年6月曾经说过：“我们不是外国人的敌人。远远不是。
②
相反，我们呼吁他们理解我们祖国的新生和变化。”法国人继续密切注视
孙中山的活动。1903年他们又一次会见了他，并且他们向法国殖民部长报告
说，孙中山曾答应给予法国以“最诱人的经济利益和一种保护国的地位，以
① 李剑农：《1840—1928 年中国政治史》，英译本第183 页。对孙中山性格的种种描述，见K。S。刘：《宋
教仁和辛亥革命》第24 页。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35—36 页。
②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 （36）第33 盒 （1906－1909 年），第2 号文件。法国
外交部长1900 年7 月28 日给殖民部长的信，报道了1900 年6 月7 日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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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对他梦想建立的新国家实行保护”。但是，法国仍未给予援助。
到了1903年后期，孙中山甚至未能组成一个象1900年举事时所拥有的
那种软弱的组织。秘密会党、海外华侨和外国人合在一起只能结成脆弱的联
盟，当然不足以构成一次革命的坚实基础。孙中山注意到了农村中可能存在
群众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纲不能引起农村人民的兴趣，他除了和不
甚可靠的秘密会社有联系之外，和乡下居民并未建立联系。孙中山的几次失
败，再加上几位亲密合作者的死亡或变节，使他平日昂扬的精神受到暂时的
打击。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道：“时〔1903年7月〕我在日本，财力甚窘，
①
运掉不灵。” 他在东京逗留了几个星期，在灰心之余启程去檀香山，重新
周游海外去寻求华侨的支持。
1901—1905年的学生运动
到1901年，除了蓄谋未遂的叛乱和1900年的外国入侵之外，清廷又面
临着中国上层阶级迅速扩展的离心离德的倾向。自1895年以来，对传统思
想的忠诚心已大大动摇，致使某些向往西化的人甚至准备接受西方的殖民化
统治，以期促进中国的变化。与对清政府的严厉批评和官员明目张胆地不遵
从北京诏旨的情况相比，这种失望和听天由命的情绪还不是那么普遍的。清
廷在1900年动员战争的号召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未被理睬。与此同时，甚
至在1898—1900年的反动年代，某些省份的当局还悄悄地继续搞维新，如
派留学生出国等。
1901年以后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产生了那些在后来将有助
于推翻清王朝的社会集团和组织。这些集团和组织包括新近纷纷成立了商会
的新兴商人阶级、一个新的军人集团和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这个新的知识阶
层首先形成并逐渐活跃起来。它是1895年出现的维新派绅士的旁支。和这
些绅士一样，新兴知识分子阶层主要也出身于上层阶级，至少也曾经受过一
定的传统教育。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把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官僚当做他们的
敌人。这两者都深切地关怀中国的命运，都决心引导中国走上复兴的道路。
但是，这个新知识阶层还比较年轻，又因游学外国而怀有新的世界观。
二十世纪头十年初期的一个短时期内，有一个人在发展维新派绅士和发
展新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同时起着重要的作用。脚踏两只船的梁启超是一个活
生生的证明，表明改良派知识分子和激进知识分子是靠得多么拢。戊戌变法
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往东京，他办的一种报纸开始介绍各种新思想。梁启超一
③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 （36）第33 盒 （1906－1909 年），第4 号文件。印支
总督致法国殖民部长的信，1903 年2 月26 日。关于孙中山与法国人的关系，又见蒙荷兰德：《法国与孙
中山，1900—1908 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 第1 期 （1972 年11 月）第77—95 页。
① 《孙文自传》，载《国父全集》，卷1 第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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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贪馋地吞嚼着西方和日本的各种各样著作，一方面马上用一种生动活泼
而吸引人的文体把它们传达给读者。他还办了几所学校。他的著作燃起了整
整一代人的希望。到1903年，梁启超提倡实行最激烈的社会、文化和政治
上的变革，使知识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响。
其他年轻的中国人也起而仿效梁启超的榜样。早在1900年，与梁启超
的报纸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译载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并且开始登载关于中国
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社论。中国学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人
物——华盛顿、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但他们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
源到了卢梭和孟德斯鸠那里；他们有时甚至上溯到希腊人那里，但不久就主
要转向卢梭和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如达尔文、穆勒，最后转向了斯宾塞。“进
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思想开始统治着学生们的头脑。
日本的变革和发展的气氛也有助于越来越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的
出现。日本的榜样告诉人们，摆脱外国的统治和赢得列强的尊敬是能够办得
到的。1902年，英国甚至接受日本为盟国。中国学生在一个战争狂热日益高
涨的时期纷纷涌入日本。学生们被日俄战争的景象弄得异常激动，因为战争
是为了决定哪个帝国主义强国将统治这部分特定的中国土地而在中国国土
上进行的，而中国政府只好坐观胜败，毫无办法。由于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
和对中国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记忆犹新，学生们对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对中国
的无能及耻辱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学生的各种刊物充满了攻击帝国主义和攻
击满人屈从帝国主义的言论，充满了提倡尚武和爱国精神的言论：他们认为
日本人在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们谴责本国人民的懒散、自私
和愚昧无知，所以他们呼吁万众一心，呼吁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国人
赶出中国领土而牺牲个人。
在学生这些要求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识。
它把对中国过去的骄傲感和这样一种信念揉合在一起：中国人民应该根本地
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因此，梁启超的论“新
民族”的一系列论文是当时最风靡一时的文章，因为他的这些文章中的基调
是给过去以适当的评价，但也应该向前看，展望一个新的未来。这样便巧妙
地作了外国人对中国作过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是以保存中国人自尊心的方
式作出的。
梁启超发现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它确是民族性的根本。他
说，中国的特殊品质是伟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于其他民族，它应以
能够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他又说，它象一棵树：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
其枯萎将指日可待。进一步使民族返老还童的办法，在于从其他变成独立的
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选我们本来缺少的品质。梁启超自居于十九世纪改良
家之外，因为后者只袭取西方文明表面的东西。他们只想嫁接树枝到我们的
枯树干上来，而不理会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质、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
根本之根本的东西就是梁启超所称的“公德”，此即凡有利于群者即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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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乎群之利益者为恶的原则。中国最大的缺点即是“在吾国民中竟无人视国
事为己事者”。①
梁启超在论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即他们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和他们决定激烈地改变中国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后，他还指出了第
二个矛盾。使中国人对国事不感兴趣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对本乡本土有特殊感
情。学生们也不例外地存在这一矛盾，但他们力求解决这个矛盾。
去日本的中国学生或者由他们的省府出资，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钱，或者
由私人担负。其中最常见的是省政府出资。当学生到达日本后，他们分别组
成各该省同乡会，而且主要也是与同省的乡亲们交往。他们住在一起，出刊
物，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和《江苏》等。有些集团甚至组织该省
的独立运动或“自治”运动（见第六章）。
学生们的同乡观念虽然仍很强烈，可是，他们也认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