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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观察家报》耗去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但他仍然是笔耕不辍，继续写他的短篇小说。1955年初，他的短篇小说《周末后的一天》在文艺家协会于波哥大举办的一次比赛中获奖。这篇小说描写的故事也发生在马孔多镇，后来小说被收进《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部集子里去了。除此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利亚写《枯枝败叶》的时候忽然觉得其中的一章可以独立成篇，于是便把这一章抽出另写，写成了 《伊萨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并在1955年发表在《神话》杂志上。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也是从他的第二部小说的某一情节衍生而来。与此同时，他的那部被阿根廷出版社给退回四年之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枯枝败叶》也终于出版了。这本书的发行量很小。发表后，那时正处于非法状态的共产党设法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取得了联系，马尔克斯便参加了一个支部的活动。他们将地下组织搜集到的资料提供给马尔克斯，马尔克斯便用这些资料来进行新闻报道的写作，他的短暂的党内生活几乎仅仅是进行有关政治或知识界的讨论。他的同志们认为他的《枯枝败叶》所运用的手法并不适用于反映哥伦比亚现实中最为紧迫的问题。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第二部小说写作时，就有所改变了。
浪迹欧罗巴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观察家报》报道有关水兵贝拉斯科的真实报道和他对这次海上走私丑闻的揭露，使得他四面受敌。《观察家报》在那时，为了保护马尔克斯便立即派他到日内瓦去，采访报道四国首脑会议。这次旅行原则上是短暂的，但是，没想到，一去就是四年。
最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瑞士呆了一个星期。欧洲四国首脑会议闭幕后，他的报道工作也就结束了。但正当他打点行李回国时，报社给他拍来了一份电报：“请即赴罗马核实教皇是否行将噎嗝而终。”没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刚抵达意大利，这位罗马教皇的身体却已经康复了。于是，《观察家报》便命他留驻欧洲从事新闻报道。
他在欧洲起初是比较舒适的，每月有三百美元的工资，还有非常充裕的业余时间。于是，马尔克斯抓住这个机会，报名参加了“电影实验中心，”从此开始了他与电影文学的联系。在导演班，他学习了几个月，在那里结识了他的朋友电影工作者吉列尔莫·安古洛。这年，即1955年年底，他决定迁居巴黎。来到了巴黎时，他得知《观察家报》在这时已经被封闭，于是，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他失业了。
尽管如此， 《观察家报》还是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寄来了回国的路费。可是，那时他刚刚开始动笔创作一部作品，于是便决定留在法国一段时间。靠这点回国的路费，他在拉丁区居雅斯大街破旧的佛兰德旅馆最高一层楼上租下一个房间，满怀激情、日以继夜地不信写作起来，这部作品就是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马尔克斯在巴黎遇到了他的好友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那是1955年圣诞节前夕，刚到巴黎不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学院路的“巴黎高脚杯”酒家，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告诉普利尼奥，他已拿定主意，要把这个关于匿名帖的故事写出来。这个“匿名帖”的故事，马尔克斯在他的小说《恶时辰》中是这样描述的：
有天，镇里各家的墙上出现了几条匿名帖儿。这些没有署名的揭人隐私和诽谤别人的帖儿引起镇民许多冲突，酿成了不少悲剧，甚至还发生了流血事件。末了，大批镇民被迫出走另投他方。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在巴黎的佛兰德旅馆动笔把这个故事想写成一个短篇。但第一天晚上，一口气他就写了十张稿纸。他这才感到，一个短篇绝对容纳不下这个故事，于是决定改写为一部长篇作品。于是1956年的头几个月马尔克斯就按步就班地创作这部小说，写成了《恶时辰》一书，为了写这部作品，他将他那部记者用的打字机的钢键一根根地都打坏了。
匿名帖儿的故事写得越来越长，而且还分出许多枝杈，衍生出好多别的情节，常常是写着写着就偏离了主要的线索。特别是其中一个人物，按作者原来的构思是个次要角色，可是在作者的笔下却越来越丰满，越写越显得这个人物非常重要起来，他的故事简直就可以单独再写一部了：那是参加过内战的一名老年人、一位老上校，他无休无止地在等待一笔退休金，他人穷志不短，他还养着他那个被谋害致死的儿子的一只斗鸡。“上校和他的斗鸡的故事从我那部小说里跳出来了”。
其实，这个故事源于这样一个形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利亚一家鱼市上有好几次总看到一个人靠在栏杆旁边，像是在等待的样子。这个人使马尔克斯联想起另一个人物，一个没完没了地在等待着什么的老人。然后，这一形象又很自然地和他童年时代的追忆对上了号：外祖父的形象。这个等待的老人，应该是一位上校，内战的幸存者，他等待着对他的赫赫战功表示酬谢。描写斗鸡的设想和他的故乡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一带，和所有加勒比地区一样，斗鸡是一项极为普遍的民间运动。
除此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将回国的路费用完之后忍饥挨饿的经历，也为这个故事增加了感性的东西。那时，他每天到楼下去等信送来，满心盼望有个好消息，这部小说里的上校也该象他一样惴惴不安地准时到邮局去。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被上校这个人物以及他的斗鸡所吸引，于是便决定把这个故事从描写匿名帖儿的小说里抽出来。
1956年，也就是马尔克斯二十九岁时，在巴黎完成了他的《恶时辰》的初稿，然后用一条彩色领带把小说捆了起来，藏进手提箱里，集中精力去撰写关于上校的故事。他怀着同样的激情投入了这项创作。他写了又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部小说他总共打了11遍草稿最后终于在1957年l月完成了，这是他的一部杰出的作品，当时他对此还茫然不知。
剩下了日子就极其艰难了。1968年，马尔克斯成名后，巴黎的一家报纸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段艰辛、冒险而又奇特的生活进行了报道。
他没法找到工作，因为必须要有介绍信。可他举目无亲，谁也不认识，又有谁会给他工作做？再说他又不会讲法语。有时候，他捡几个空酒瓶去换点儿钱，有时候则检点旧报纸，他就以此度日。马尔克斯有整整三年过着这种窘迫拮据的生活。当时他们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与马尔克斯处于同样困境的还有好些拉丁美洲人。他们发现要是向肉店老板买一块牛排，他就会奉送一根骨头，这样就可以熬一锅汤了。他们常常彼此之间从有肉骨头的人那里借骨头来熬汤，然后再还给他。那时候无论肉店老板、面包店老板还是店员或服务员都很粗野无礼，如今他们一个个地倒全和蔼可亲了。也许“这大概是因为我当时买一块牛排还要人饶一根骨，而如今我一买就是一公斤肉的缘故吧。我不敢肯定这是否就是他们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的缘由，要不，法国人真的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时候，马尔克斯在居雅斯大街的一家旅馆下榻，旅馆名“佛兰德”，老板是拉克鲁凡先生夫妇。当他一文不名时，他就跟他们说，我付不出钱了，他们就让他搬到阁楼上去住。“我想，要不了两三个月。情况就会改善的，不料我一住就是一年，而且总是交不出一分钱来。”一年之后，马尔克斯付给他们十二万旧法朗，这对他来说可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款项啊。后来，马尔克斯又到了巴黎，第一件事便是打听佛兰德旅馆的拉克鲁瓦夫妇的下落。可听人说，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有一次，马里奥·巴尔加斯路过巴黎在韦特旅馆下榻。马尔克斯就去拜访他，当马尔克斯走到这家旅馆时，发现老板竟是拉克鲁瓦夫妇俩！令人颇为惊异的是，马里奥当时的处境竟跟马尔克斯在1960年时一模一样，他们同样也对他说类似的话，请他搬到阁楼上去，他也跟马尔克斯一样，好长时间掏不出一分钱来。也正因为如此，马尔克斯才写出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而马里奥写出了《城市与狗》。巴黎并没有变，倒是马尔克斯自己变了，现在只要马尔克斯愿意，就能找到工作。不过，马尔克斯要是没有这三年穷困潦倒的生活，他可能当不了作家。他在这儿学会了：谁也饿不死，而且谁都能学会在大桥底下睡觉过夜。1956年年底，《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完成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便离开佛兰德旅馆搬进了达萨大街的一间“女佣客房”。原来，那儿住着一位西班牙姑娘，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时与她有过一段短暂的、急风暴雨式的爱情瓜葛。后来，这段爱情消失，而代之以两人的友谊。
到社会主义国家去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达萨大街继续写他的匿名帖儿小说，一直写到1957年中期，他的好友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又回到了巴黎。于是，两个人便决定到社会主义国家去看看，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三十岁。
他们先去西德，然后再到了东德、又去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这次旅行写了许多文章加以报道，他感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最糟糕的是东德。他看到，人们虽然吃得很好东西也很便宜，但是，那儿给人的感觉什么都很难看，千篇一律、灰不溜秋。他们早餐时吃的东西在其他地方简直可以用一吃顿正经的午餐，而且价格要低得多。但是他们象是很沮丧、很痛苦，无精打采地吞食着那一大份肉和煎蛋。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压抑的还有人们那种悒郁寡欢的情绪以及他所见到的市政建设的拙劣的审美意味，特别是柏林“斯大林大街愚蠢可笑的情景”“真不可思议，东德人民既然已经夺取了政权，掌握了生产资料、商业金融和交通，何以竟如此忧郁呢？他们是我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忧郁的人民。”
对捷克斯洛伐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印象就要好多了。“我见到的捷克人，没有一个不对自己的命运多少感到欣慰。大学生们几乎没有就当局对文学和外国报刊毫无必要的控制以及难于出国外访表示不赞同的意见。”“那是人民似乎并不感到神经紧张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儿，人们并不感到 （无论确凿与否）自己受到秘密警察的管制。”他刚一到捷克斯洛伐克就觉得“在欧洲与我们哥伦比亚各城镇之间，居然有不少相似的东西”，“这不禁使我感到，那个酷热的、广漠的、只有一个人趴在一辆摆满彩色瓶子的冷饮小车上呼呼大睡的车站，简直跟圣玛尔塔那一带盛产香蕉的地区的尘土飞扬的车站一模一样，何况，唱片更加深了这种印象：那是哥伦比亚的洛斯潘乔斯博莱罗舞曲、古巴的漫博舞曲和墨西哥的科里多舞曲。博莱罗舞曲《佩尔菲迪娅》播了一遍又一遍，而仅仅在我抵达之后数分钟，还播放了拉斐尔·埃斯卡洛纳演唱的《米格尔·卡纳莱斯》。”
在捷克，一条小小的街道，也能引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浮想：“那儿有一条小小的街道，即炼金术大街，那是为数不多的，建造得很平常的一座博物馆是逝去的岁月把它形成这个样子的。据说在十七世纪，那儿有几家卖新奇玩艺儿的小店。而炼金术士们则在店堂的后院烧自己的眼睫毛，说是这样可以搞到点金石和长生不老之药。天真的顾客们张大着嘴巴等着奇迹出现，可末了，自然是空欢喜一场，他们一个个地张大着嘴巴脱离了尘世（为了买一贴长生不老之药，他们那点放在玻璃柜上的钱，可真是攒之不易啊）随后，炼金术士们也都一个个仙逝归天，而随之同归于尽的，还有他们那些妙不可言的处方。其实，那些玩艺儿，不过是一些杜撰的 ‘科学’歪诗罢了。如今，这些小店一家家门户紧闭。然而谁也没有为了讨好观光游客而对这些小店加以乔装打扮。为了不让蝙蝠和蜘蛛充斥店堂为了显示年代的久远，这些小店每年都有人用黄色和蓝色这两种粗拙的，幼稚的颜料油漆一遍，因此总显得崭新光鲜，只是这不是现代概念上的崭新，而是十七世纪那种崭新。这些小店即没有门牌号，也没有可供咨询的材料。你要问捷克人：
‘这是哪儿呀？捷克人便会神色极其自然地回答你，使你恍若置身十七世纪： ‘这就是炼金术士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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