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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以降登高一般只在高处即可，登山之举越来越少。隋杜公瞻为《荆楚岁时记》注释说：“近代皆宴设于台榭。”登高远眺，心胸顿觉宽广，更以饮酒咏诗助兴。《东京梦华录》记北宋开封重阳节，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于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明代北京重阳多登香山山峰、法藏寺高塔、报国寺高阁，南京登高则多在雨花台。至清代，根据地方志记载，似可看出士人多登高，用意远望览胜，一般的百姓或有此雅兴者，多以登高取避邪之意。
茱萸避恶
唐人张说《湘州九日城北亭子》首句：“西楚茱萸节”，反映出古人把茱萸作为重阳节的标志之一。据《风土记》可知，三国时代已有用气味浓烈的茱萸插头避除恶气的习俗。这种茱萸，属香料，味辛香，可入药。茱萸在古代有多种作用，《齐民要术》卷四《种茱萸》引它书说明，其一是饮茱萸水。汉代的《淮南万毕术》说：“井上宜种茱萸，茱萸叶落井中，饮此水者，无瘟病。”其二是种茱萸益寿除患。《杂五行书》说：“舍东种白杨、茱萸三根，增年益寿，除患害也。”其三是悬茱萸子却鬼。《淮南万毕术》说：“悬茱萸子于屋内，鬼畏不入也。”总之，古人认为茱萸可健体避邪，特别是茱萸子具有却鬼的咒物功能。插茱萸于头避恶的作用与种茱萸舍下类似。重阳插茱萸之俗自宋以后渐衰，但一直流传下来。明正德江西《新城县志》说，初九日男女老少俱插茱萸一枝，谓可避恶气。嘉靖福建《龙溪县志》说重阳节插茱萸以避恶。至清代仍然能看到上述风俗。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三部分重 阳（2）
佩带茱萸也是重阳习俗。《西京杂记》说贾佩兰于九月九日佩茱萸，《风土记》讲妇女带茱萸囊，《续齐谐记》载“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说明六朝时佩茱萸之俗。盛茱萸囊用红色，是因茱萸色红，红色被认为是避邪之色。唐诗中也有涉及佩带茱萸的诗句：如张说《九日进茱萸山诗五绝》：“萸囊系牧童”；孟浩然《九日》：“茱萸正可佩。”佩带茱萸也传至后世，宋洪皓《渔家傲》词：“臂上萸囊悬已满，杯中菊蕊浮无限。”嘉靖江西《南康县志》：“重阳登高玩菊，佩茱萸随其所适。”但总起来看，佩茱萸习俗在宋以后也处于衰落过程中。
自唐代开始，以茱萸泛酒而饮之风兴起，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与插茱萸、佩茱萸的衰落形成显明对比。孙思邈《千金月令》说重阳日饮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唐末五代《提要录》记载：“北人九月九日以茱萸研酒，洒门户间避恶。亦有入盐少许而饮之者。”又说：“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避恶。”可知茱萸酒饮法有二，一是研茱萸放入酒中加少许盐；一是用酒服茱萸子。宋人饮重阳酒更盛，《梦粱录》卷五说，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是因为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借此两物饮酒，以消阳九之厄。作为避邪翁的茱萸在明靖时代更成为重阳酒的填加物。嘉靖河南《商城县志》说重阳节要饮茱萸酒登高。嘉靖安徽《石埭县志》记载：“饮茱萸酒，云避不祥。”明代饮茱萸酒南方盛于北方。避不祥、避山岚、避毒、避邪气是人们饮茱萸酒的目的。清代饮茱萸酒进一步普及。
菊花延寿
菊花因在九月开放，有“九月菊”之称。《吕氏春秋》讲季秋的特征是菊有黄花，东汉《四民月令》说九月采菊，菊花成了九月的标志，也成了重阳的象征。王维《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臣上寿》有“无穷菊花节”之句，可知重阳节又称为菊花节。菊花之于重阳如此重要，难怪苏东坡针对岭南气候不齐的情形，提出“菊花开时即重阳”（《岁时广记》卷三四引《提要录》），不须以日月为断。的确是无菊不成节了。
前引曹丕与钟繇书说菊花可辅体延年，有助彭祖之术。彭祖是传说活了800岁的人物，延年有术。菊花成为延年之术，这是长生不老神仙思想的反映，对菊花的这种认识实际是汉代的产物。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南阳郦县有甘谷，谷中水甘美。据说其山上有很多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余家不再打井，饮用此水，上寿能活百二三十岁，中寿活百余岁，活七八十者被认为是夭折。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为南阳太守，听说此事，命令郦县每月送水30斛，用以饮用洗澡，最终未能产生效果。正因为人们相信菊能延寿，所以又称其为“延寿客”。
菊花在重阳节最重要的功能是饮酒之用。《西京杂记》不仅说重阳要饮菊酒，令长寿，还谈到制菊酒方法：“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故谓之菊花酒。”这一记载反映了南朝人的观念。萧梁时代的文献多处提到菊酒，证明其时此俗之普遍。前引吴均《续齐谐记》中有饮菊酒消祸的记载，刘孝武有《九月酌菊花酒》诗，庾肩吾《九日宴乐游苑应令》诗中说：“玉醴饮花菊。”杜公瞻在《荆楚岁时记》注中说到北方人重阳节要饮菊花酒。此后唐代诗歌、宋人笔记以及明清方志均有不少重阳节饮菊酒的记载，既有酿造的菊酒，又有在酒中放菊花的所谓泛酒。
簪菊也是重阳节俗。唐末《辇下岁时记》说：“九日，宫掖间争插菊花，民俗尤盛。”南宋杭州人重阳日“泛萸簪菊”（《武林旧事》卷三）。簪菊之俗传至明清，如河南的《光山县志》、《固始县志》都有“簪菊”的记载。
重阳节必不可少的还有赏菊。陶渊明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名扬千古，重阳赏菊更是其田园生活的重要内容，他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九日作》）。唐人生活在一个诗歌的时代，咏菊之作，不胜枚举。王勃《九日》诗：“九日重阳节，门门有菊花。”写尽唐人爱菊之盛。为何菊花受人垂青呢？除了陶渊明菊花诗体现的孤傲绝俗品格外，元稹《菊花》诗说：“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冬季即将来临，菊花最后的辉煌引起人们无限的爱恋和惋惜。宋代反映开封和杭州的几部著名笔记更为我们描述了赏菊的具体情形。当时无论禁中、贵家，还是士庶之家，重阳赏菊必不可少，菊花品种有七八十种，且香而耐久。特别著名的有万龄菊，白黄色蕊若莲房；桃花菊，粉红色；木香菊，白而檀心；喜容菊，纯白且大；金铃菊，黄色而圆；金盏银台菊，白而大心黄。杭州禁中庆瑞殿重九时，“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重阳节使人置身于菊的世界。直到清代重阳节还保留了展示菊花供人欣赏的风俗。《燕京岁时记》说菊花又称九花，富贵人家以菊花数百盆堆成九花山子和九花塔。《清嘉录》讲苏州人喜欢瓶插菊花供欣赏，还将千百盆菊花堆叠成“菊花山”。
重阳花糕
《西京杂记》最早提到九月九日食蓬饵。隋杜台卿《玉烛宝典》记载：“九日食饵、饮菊花酒者，其时黍秫并收，以因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说郛三种》本）可知饵是用黏米制成，由秋报尝新之俗形成。据汉扬雄《法言》卷一三解释：“饵，谓之糕；或谓之餈（cí）。”可知饵、糕是同物异名。关于饵的材料，《周礼•；笾人职》说：“羞笾之实，糗饵粉餈。”晋干宝为之注解：“糗饵者，豆末屑米而蒸之以枣豆之味，今饵也。”入以枣豆之味，可能是在豆米糕上饰以枣豆。
隋唐时代的重阳食品，据隋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中说，北方人食饵。唐代节日食料，九月九日为“麻葛糕”（《唐六典》卷四）。唐朝逢重阳节要设宴招待百官。“糕”与“高”谐音，寓意步步升高，是吉祥语。唐代还有了“五色糕”的名称，卢僎《卢公家范》说重阳日要上五色糕（《天中记》卷五）。
宋代有关重阳糕的记载比较详细。《岁时杂记》说：“二社、重阳尚食糕，而重阳为盛。大率以枣为之，或加以粟，亦有用肉者，有面糕、黄米糕，或为花糕。”可知糕的原料有用小麦粉制的面糕和用黄米面制的黄米糕两类，糕中可加入枣、粟、肉等。这两类糕在《梦粱录》中均有记载：面糕，一般以糖面蒸成，上以猪羊肉、鸭子肉为丝簇饤，插小彩旗，叫做“重阳糕”。米糕，“以五色米粉塐成狮蛮，上以小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为细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为饼糕小段，或如五色弹儿，皆入韵果糖霜，名之为‘狮蛮栗糕’”。另据《岁时杂记》说，“糕上置小鹿子数枚，号曰食禄糕”。以“鹿”谐音“禄”取吉祥之意。《东京梦华录》说糕中除放栗子外，还有石榴子、银杏、松子肉等。重阳糕在杭州也称“菊糕”，“以糖肉秫面杂糅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以榴颗，标以彩旗”（《武林旧事》卷五）。糕中如“以苏子微渍梅卤，杂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颗，名曰‘春兰秋菊’”（同上）。
明清时代重阳节吃糕是最重要的节俗。花糕的名称十分流行。嘉靖《广平府志》说：“用枣蒸面糕，谓之花糕。”面枣糕流行于北方。南方有所不同，正德《江宁县志》说重阳糕“或粉或面为之，又用面裹肉炊之，曰骆驼锦”。扬州的糕是“以糖、肉、秫（shú）面杂揉为之”。“糕上作土羊，标以彩幡供小儿嬉戏”（万历《扬州府志》）。江阴的“重阳糕”格外讲究：“以九种为羹，脔鱼肉众腥其味，有九炊面为糕，和以肉枣，曰重阳糕。市卖者染以五色，杂剪彩为旗。”嘉靖《建宁府志》称重阳糕为“寿糕”。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花糕有二种：其一以糖面为之，中夹细果，两层、三层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一蒸饼之上星星然缀以枣栗，乃糕之次者也。”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三部分结语
认识中国古代岁时节日的风貌后，我们感到其具有以下文化特质。
一是天人合一的万物圆融。岁时节日主要是适应天象、物候自然界的产物，对自然神崇拜与追求合谐，敬鬼神而宠万物。节日中信仰的神很多，如门神、喜神、路头神、星神、天神、龙神、仓神、真武神、紫姑神、土神、谷神、月神、灶神等等，祭祀神灵有一定的仪式；古人还盛行节日验占，如立春、上元、中秋等节日用多种方式卜问；还有些对虫蝎的迷信作法，龙头节用炭灰围宅舍，以避虫蝎。用迷信方法却病辟邪也是古人习惯，如上元节走百病，“上巳”折柳辟邪，端午节门插蒲艾、悬门符，身佩艾虎、香囊，儿童戴续命缕等等；许多节日有禁忌，如元旦禁倒秽物于地，二月二妇女忌针；宗教也影响到节日，如四月八日吃结缘豆，天贶节有翻经会；还有乞巧等特殊仪式，充满了万物有灵的神秘性。人们主动适应自然是为了顺利生活。所进行的禳灾、求吉活动，早期信仰成分重，逐渐演变成一种形式，后世主要是传承，神秘性让位于娱乐性，遂使岁时节日充满了生活情趣。娱神活动很早也表现出娱人的强烈色彩。观社火、看烟花、赏龙灯、踏青、竞渡、放风筝、打秋千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年节工艺美术品更是琳琅满目，春联、剪纸、年画等等美不胜收。追求与自然的合谐，表现为对生活的热爱。
二是祖先崇拜的人文倾向。岁时节日风俗具有浓重的崇祖色彩，很多节日以崇祖为主要事项，元旦、清明、中元、寒食诸节的特点都是崇祖，其他不少节日也有程度不同的崇祖内容。崇祖与生殖崇拜也密切相关，“上巳”春游，中秋节的摸秋、送瓜，上元节北京正阳门摸钉的祈子行为，实际上是为了祖先的香火。中国的节日可以说是“每逢佳节倍思祖”，人们“抚时序之代兴，感吾亲之长往，为人子者，能无风木之悲乎！”（福格《听雨丛谈》卷六）于是为祖先“解炎热”，“送寒衣”，焚香化楮，时享不断，家里供神牌，野外祭坟墓，定时间，有仪式，毕恭毕敬。聚族而居地区，祖先崇拜更为强烈，祭祀的祖先世代远，无论是祠祭还是墓祭，大祭祖先均是在节日进行。对于死去祖先的尊崇，也表现在对存世尊长的敬重，重要节日照例要行跪拜礼。祖先崇拜还表现在重视人际关系的调适，团圆、拜年、串亲加强亲族联系，邻里互相友爱。重视人际关系也就是看重现实，对于神的信仰和崇拜是为现实生活服务，节俗洋溢着入世的精神。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