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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古发现，单纯的匈奴文物遗存中，兵器除箭镞外，以刀为主。对于所发现的所谓“剑”，可能以冯恩学先生关于匈奴考古的论述中“短剑（匕首）”的表述较为合理。
求实先生答记者问的报道中说，“求实引用著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著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这些史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我们看到，《冯家升论著辑粹》所收第一篇《契丹名号考释》中第三章《契丹字义之解释》的第二节《金太祖所语镔铁指契丹说》，专有题为《镔铁解》的一段论证，分列“中国方面之解释”和“西人方面之解释”，这应当是冯家升先生讨论“镔铁”问题的主要论著，但是其中并没有看到“汉晋以来”字样。冯文反而明确说，“镔”字，“以余所知，最早载见梁顾野王之《玉篇》，及魏收《魏书·西域传》”。求实先生的“引用”，却以“汉晋以来”的说法模糊时代断限，并且说，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这样的解释，不仅难以说服提出诘问的观众，也使得《汉武大帝》编创人员“历史正剧”的自我评价，不免打了一些折扣。
第二部分夜郎入朝（1）
据说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把南越相吕嘉的子孙宗族迁徙到了现今云南保山地方，予以惩罚。他因此设不韦县，把吕嘉的罪恶和吕不韦联系起来。如果这样的说法确实，那么，当时云南西部与南越地区之间，已经开通了可以实现区域文化联系的交通路线。
秦汉时期，居住在今四川西部、云南、贵州以及广西西部地区的文化传统与中原有别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西南夷地区是当时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西南夷地区的经济特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西南夷地区的文化风貌，也具有引人注目的鲜明的特色。
《史记·大宛列传》记述，开通西域道路的功臣张骞曾经向汉武帝建议由蜀地取道西南夷，经过位于今印度、巴基斯坦的身毒，可以通往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大夏。他说：我在大夏的时候，看到蜀地出产的蜀布和用邛山所出邛竹制作的手杖，问道：你们怎么得到这些东西的？大夏国人回答说：这是我们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身毒在大夏东南约数千里，风俗和大夏相同，只是卑湿暑热。身毒人民骑大象作战。其国“临大水焉”。以张骞的推算，大夏距离汉地大约一万二千里，在汉的西南方向。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估计应当距离蜀地不远。如果和大夏通使，经过羌中，道路险恶，羌人也会干扰；如果从北边走，则为匈奴所得；经过蜀地最为捷近，又没有敌对势力的阻碍。
汉武帝久有意于交通大宛、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康居，期望“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听到张骞的话，非常高兴。他命令张骞于蜀郡和犍为郡组织人员探索通身毒路。所派遣的官员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而为当地部族阻滞，“终莫得通”。汉武帝期望由西南夷打通身毒道路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不过，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却因张骞的建议得以促进。
西南夷诸部族中，较为著名的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莋都、冉和白马等。
据说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为了与身毒交通，汉武帝准备征伐昆明，于是在长安附近作昆明池操练楼船军，演习水战。也有一种说法，以为开凿昆明池的目的，是为了和越人水战。《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和《食货志下》都有关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组织昆明池工程的记载，或称“穿昆明池”，或称“作昆明池”，或称“修昆明池”。
位于长安西南的昆明池，是汉代关中地区最著名的湖泊。其规模之宏大，据说“方四十里”。《三辅黄图》卷四《池沼》引录《三辅旧事》的内容，说道：“昆眀池地三百三十二顷，中有戈船各数十，楼船百艘。”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颜师古注：“如淳曰：‘《食货志》以旧吏弄法，故谪使穿池，更发有赀者为吏也。’臣瓒曰：‘《西南夷传》有越、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货志》又曰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遂乃大修昆明池也。’”
昆明池仿像滇池，以操练楼船军为目的，水面之辽阔，可以想见。班固《西都赋》写道：“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以“云汉”“无涯”形容其宏大的形势。张衡《西京赋》也说：“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蒙汜。”《文选》卷二李善注：“言池广大，日月出入其中也。”潘岳《西征赋》的如下内容沿袭汉人之说，也可以看作对汉时昆明池规模的追忆：“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则汤汤汗汗，滉瀁弥漫，浩如河汉。日月丽天，出入乎东西，旦似汤谷，夕类虞渊。”元人甘立有《昆明池乐歌二首》：“彩鹢齐飞簇画旗，甲光如水入云低。长杨五柞遥相望，笳鼓归来日每西。”“博望封侯万里还，血流青海骨如山。将军新赐楼船印，锦缆牙樯杳霭间。”描写了昆明池操练楼船军的情形。
考古学者经过对现场的考察，发现了昆明池附近有西周文化的遗存。《三辅黄图》卷四《池沼》说，汉武帝挖凿昆明池时，出现黑土，询问东方朔是何缘故。东方朔说，西域胡人知道。于是问胡人，胡人回答：这是“劫烧之余灰”啊。
以“劫灰”解释昆明池底的黑色土层，推想应当是佛教传入中原之后形成的说法。唐代诗人杜甫“凤纪编生日，龙池堑劫灰”，元稹“僧餐月灯阁，醵宴劫灰池”，李商隐“汉苑生春水，昆池换劫灰”、“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韩偓“眼看朝中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劫灰”等诗句，都使用了昆明池黑土为劫后典故。昆明池劫灰传说，或许曲折反映了汉武帝时代开凿昆明池的工程中，前代灰坑一类生活遗迹曾经因此受到破坏。
余灰的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译经上·竺法兰》：“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胡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
唐人胡曾《咏史》诗中有一首《昆明池》，其中写道：
欲出昆明万里师，汉皇习战此穿池。
如何一面图攻取，不念生灵气力疲。
第二部分夜郎入朝（2）
诗句中发表了对“汉皇”一意“攻取”而不顾百姓疾苦的批评。温庭筠有《昆明池水战词》：“汪汪积水光连空，重迭细纹晴漾红。赤帝龙孙鳞甲怒，临流一盻生阴风。鼍鼓三声报天子，雕旌兽舰凌波起。雷吼涛惊白石山，石鲸眼裂蟠蛟死。溟池海浦俱喧豗，青帜白旌相次来。箭羽枪缨三百万，踏翻西海生尘埃。茂陵仙去菱花老，唼唼游鱼近烟岛。渺莽残阳钓艇归，绿头江鸭眠沙草。”诗人感叹“茂陵仙去”也就是汉武帝的生理寿命结束之后，当年“箭羽枪缨三百万，踏翻西海生尘埃”的英雄胜迹，只留下一派鱼雁和谐的自然的静谧。
所谓“西南夷”以及邻近的部族群中，较大的部族联盟有夜郎、滇、邛都、徙、莋都、冉、白马等。唐蒙向汉武帝建议，“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出不意”，是制服南越的奇计。汉武帝于是委任唐蒙为郎中将，开通夜郎道路，说服夜郎侯及周围的部族首领归附汉王朝，在这里设置了犍为郡。又组织巴蜀卒修治道路，自僰道直通牂牁江。司马相如也受命以郎中将身份到邛、莋等部族宣扬汉王朝的神威，终于使当地成为蜀郡的一部分。司马迁记述：“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滇王降汉，欢迎中央政权派遣官吏，并请求入朝。汉武帝以其地为益州郡，赐予滇王王印，让他继续管理原有的臣民。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证实了这段历史。
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发军五路征伐南越，其中就有“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来自夜郎的部队沿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西江水路而下，计划与其他四路大军在番禺（今广州）会师。事实上，夜郎军还没有赶到，南越国已经平定。但是这一计划的拟定，说明汉王朝对西南夷地方已经实行了有效的控制。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王朝的使者来到滇国时，滇王对汉使者说：“汉孰与我大？”使者来到夜郎国，夜郎侯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是因为道路不通，他们各自作为当地的主宰，不知道汉的广大。于是后来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
中国文学艺术的一个收获季节
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有特别显著的功绩，他本人的“文采”，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
第二部分汉赋的成就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丰收的季节，中国古代文化的盛世。
汉赋的成就，在当时的文化收获中最为辉煌夺目。
赋，是从骚体演变而来的散文和韵文并用的文体。赋的成就，也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巧文多智的特色。
汉赋，当时是文学的壮流。《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学成就“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中，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等“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陆贾赋三篇”等“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孙卿赋十篇”等“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客主赋》十八篇”等“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总共多达78家，占诗赋总合的7358％。篇数合计多至1004篇，占诗赋总合的7618％。其中除个别先秦和“秦时”作品外，均为西汉作品。
西汉早期的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等，都借物抒怀，意境深沉。枚乘的《七发》，开汉武帝时代长篇赋的先河。
汉武帝时，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司马相如及其作品。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这一时期赋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这些赋以气势恢廓，景物迷离，词藻华美而绮丽为特征，正反映了当时文化气度的宏阔广大，时代精神的豪迈勇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
方铭先生在分析汉赋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时，强调其色彩特色，有“色彩绚烂，气势雄奇，醉人心魄，迷人魂梦”，“绚丽而不失深沉”等评价，称赞其“鲜明而丰富的色彩夺人目精”。在对汉赋的典范进行讨论时，又有“形象生动”的“彩色的骚体句式”诸语。汉赋的华丽风格，是和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流气象相一致的。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汉武帝时代比较著名的赋作家和赋作品，大致有：
枚乘赋九篇。
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
淮南王赋八十二篇。
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
吾丘寿王赋十五篇。
上所自造赋二篇。
兒宽赋二篇。
枚皋赋百二十篇。
常侍郎庄怱奇赋十一篇。
严助赋三十五篇。
朱买臣赋三篇。
宗正刘辟彊赋八篇。
司马迁赋八篇。
广川惠王越赋五篇。
平阳公主舍人周长孺赋二篇。
当代研究古代文学史的专家们收辑的《全汉赋》中，汉武帝时代的作品则有：枚乘的《七发》、《梁王菟园赋》、《临灞池远诀赋》、《笙赋》、《柳赋》，邹阳的《酒赋》、《几赋》，公孙乘的《月赋》，路乔如的《鹤赋》，公孙诡的《文鹿赋》，羊胜的《屏风赋》，刘安的《屏风赋》、《薰笼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长门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