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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笼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长门赋》、《梨赋》、《鱼菹赋》、《梓桐山赋》、《难蜀父老》，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孔臧的《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刘胜的《文木赋》，汉武帝刘彻的《李夫人赋》，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答客难》，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
《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汉赋是怎样“体物”的呢？对于“体物”，《文心雕龙·比兴》的表述形式是“图状山川，影写云物”。汉赋确实十分注重对自然景观的描绘。有学者因此说：“汉赋有绘形绘声的山水描写，是山水文学的先声。”（康金声《汉赋纵横》）我们借助汉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的功夫，可以了解当时人生活的情境，有今人难以想象的自然美。《文心雕龙·诠赋》说，在“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之外，汉赋的内容，“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汉赋作者的笔触涉及自然生态，确实有“兴”有“情”，而且往往由较为平易的风格，透露出更为亲近的深忱厚意。汉赋作者如《文心雕龙·物色》所说，往往“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习惯以物喻情，于是在文学批评家的眼中，不免“‘葳蕤’之群积”，有“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的弊病。不过，我们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考察，却不能不珍惜相关的文字，因为其中对于当时人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态度的体现，虽然细碎，然而真实。
枚乘《柳赋》写道：“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又如孔臧《杨柳赋》：“绿叶累迭，郁茂翳沉，蒙笼交错，应风悲吟。”汉人赋作中对“绿”色的歌咏，并不仅仅表现出对生命力的爱重。作者对“绿”的赞美，往往还深含着一种对自然总体环境的亲和之心。枚乘《梁王菟园赋》所谓“枝叶荣茂”，刘胜《文木赋》所谓“丽木离披”等，都把自然生机的丰满和轻盈，充实和绮丽，萌动和生长，以简洁的文字，描绘得十分活泼新鲜。公孙诡《文鹿赋》：“麀鹿濯濯”，“呦呦相召”，“来我槐庭，食我槐叶”。路乔如《鹤赋》：“白鸟朱冠，鼓翼池干。”“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栏而为欢。”从汉代画像遗存中，可以看到“纵养”禽鸟的风习。汉赋所见麀鹿“来我槐庭”和白鹤“凭朱栏而为欢”的情形，也体现了汉代人生活情境中与自然的亲近。
汉武帝时代赋作的“闳侈巨衍”，如果分析其文化背景，人们都会注意到当时社会追求闳大和豪壮的时代精神，确实对文学风格也产生了影响。
第二部分司马相如及其赋作（1）
反映汉武帝时代人们的自然观的赋作，还有司马相如的作品。
司马相如《子虚赋》说到“蕙圃”所生，有“衡兰芷若，穹穷昌蒲，江蓠蘪芜，诸柘巴苴”，关于云梦地方，“其高燥则生葴析苞荔，薜莎青。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蘠雕胡，莲藕觚卢，奄闾轩于”。原始森林中，“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桂椒木兰，檘离朱杨，梨梬栗，橘柚芬芳”。在《上林赋》中，除了山岭上的“深林巨木”外，他对大泽广原的草色也使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掩以绿蕙，被以江蓠，糅以蘪芜，杂以流夷。尃结缕，攒戾莎，揭车衡兰，槀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持若荪，鲜枝黄砾，蒋苎青，布濩闳泽，延曼太原，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肸蚃布写，晻苾勃。”园林的繁荣，“扬翠叶，杌紫茎，发红华，秀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自然的绿色，在人们的视野中，“视之无端，究之亡穷”。
司马相如《上林赋》又写到上林湖泽的水鸟：“鸿鹔鹄鸨，鹅傷q目，烦鹜，葴鴜，群浮乎其上。泛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掩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学者姜书阁在批评汉赋“闳侈巨衍”，“重叠板滞”的重大缺点时，依然承认“《上林赋》写水禽一段”“是很值得称赞的”。
司马相如是西汉最著名的赋作家。他的作品最典型地反映了汉赋的特征。
司马相如之所以千古闻名，还在于他那富有浪漫色彩的情感经历。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年时喜好读书，曾经学习击剑，因为仰慕蔺相如的道德才华，自己改名为“相如”。他曾经在汉景帝时代为郎，后来客游梁地，成为梁孝王身边文学团体中的一员。《子虚赋》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梁孝王去世之后，司马相如回到家乡。因贫穷无以为业，不得不投靠在临邛（今四川邛崃）任县令的朋友。在一次富人卓王孙举办的宴会上，司马相如承友人之邀，抚琴奏曲。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新寡，又好音乐。司马相如以琴声致意。据说琴音蕴含诗意：“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有艳淑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接为鸳鸯。”“凰兮凰兮从我栖，得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心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卓文君窥视相如，心生爱慕，于深夜离家出走，私奔相如。司马相如于是和她驰车返回成都，而家中徒有四壁。卓王孙大怒，说：女儿没出息，我不忍心杀她，但是我的财产，绝不分给她一钱！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又回到临邛，卖了车骑，买了一个酒店经营。卓文君当垆操作，司马相如身穿奴婢的衣服，当市洗酒杯。卓王孙深以为耻，闭门不出。后来终于听从了别人的劝告，分给卓文君奴僮百人，钱百万。卓文君于是和司马相如回到成都，买田置宅，成为富人。
唐代诗人卢照邻《相如琴台》诗写道：“闻有雍容地，千年无四邻。园院风烟古，池台松槚春。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寂寂啼莺处，空伤游子神。”杜甫有《琴台》诗，也回忆了司马相如的故事：“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皇意，寥寥不复闻。”可见司马相如演奏而卓文君倾听的浪漫琴声，流韵千古，弥久不歇。
蜀人杨得意在汉武帝身边任管理猎犬的狗监。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深心欣赏，感叹道：我怎么就不能和此人同时呢！杨得意说：臣的同乡司马相如说这篇赋就是他写的。汉武帝于是召问司马相如，相如说，确曾作此赋，又表示“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完成之后，汉武帝读了，也从内心赞赏。所谓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就是那篇著名的《上林赋》。
据说司马相如口吃，不善言谈，但是善于著述。他曾经在朝廷任职，然而不追求官爵，后来称病，在茂陵闲居。
司马相如为赋，曾经极言帝王贵族生活之浮华奢丽，又发表批评说，淫乐侈靡的风气，其实是应当予以坚决否定的。相互就奢侈荒淫相攀比，相竞赛，并不能够宣扬名誉，相反只能自贬自损。司马相如这种委婉的批评，是受到司马迁的重视的。他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最后，以“太史公曰”的口气说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在这里，就对于最高统治阶层浮侈之风的批判，发出了思想的共鸣。
第二部分司马相如及其赋作（2）
乐府：一种文化制度·一种文化风格
乐府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极有价值的宝贵遗产。
乐府本来是政府的音乐机构，其最初设立可能在汉武帝以前。汉武帝任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主持编制庙堂乐歌，歌词主要由文人编写。同时，乐府广泛地在民间采风配乐，赵、代、秦、楚等地的民间歌谣，都是乐府采集的主要对象。乐府采集的民歌，经过加工配乐，就称为乐府诗或乐府。乐府诗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乐府采集的民歌，多有民间优秀作品，其内容往往真切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表述了民众情感，因而新鲜生动，富有感染力，从而也具有了珍贵的艺术价值。这一部分乐府诗，是秦汉时期文学的最大成就。建安年间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在乐府中属于杂曲歌辞一类，是这一时期乐府民歌中的杰作。人们在回顾乐府诗创作和传播的历史时，不能不珍视汉武帝时代歌手和文人的历史贡献。
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五言诗。东汉时，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模仿乐府创作的五言诗。这些作品与乐府诗相比，一般篇幅较长，叙事较曲折。《文选》所收录的《古诗十九首》，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东汉创作的五言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五言诗，多托名于汉武帝时代的人物，如题为苏武和李陵赠答的五言诗，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清代学者有“汉武乐府，壮丽宏奇”的评价（郎廷槐《师友诗传录》），应当理解为对汉武帝时代以“乐府”为标帜的文化成就的肯定。不过，“壮丽宏奇”，也许并不是汉武帝时代乐府作品的主要特征。
《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武帝扩充乐府机构编制，在各地采集民歌，又让司马相如等文士制作新歌，是服务于祭祀活动的。于是，祠坛之上，神光止集，皇帝亲自望拜，歌乐唱奏，营造了神秘的宗教文化气氛，在场的人都不能不为之动情。
对于所谓“采诗夜诵”，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以为其中言辞可能有不宜公开的内容，所以要在夜间歌诵。这样的解说，并不是合理的。其实，这里所说的“夜诵”，只是因为某些祠祀活动是在夜里进行。比如，“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仪式的进行，从黄昏直到黎明。
赵敏俐《周汉诗歌综论》指出：“汉武帝利用‘新声变曲’为郊祀之礼配乐，客观上等于承认了从先秦以来就一直难登大雅之堂的世俗音乐——新声（郑声）的合法地位，这为其在汉代顺利地发展铺平了道路。从艺术生产的角度讲，是借助了官方的力量，推动了从先秦以来就已经产生的世俗音乐——新声（郑声）的发展。”这样的评论，是大体准确的。汉武帝以活泼的郑声充实贫乏的雅乐，是有文化革新意义的进步的举措。
郑声，早在春秋时代就遭到大学者孔夫子的严厉贬斥。《论语》引用孔子的话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他看不惯人们喜好本非正色的紫色竟然超过了红色，看不惯人们喜好本非正音的郑声而干扰了雅乐的影响。孔子又因为“郑声淫，佞人殆”而主张“放郑声，远佞人”，以为应当摈弃郑声，疏远佞人，这是因为郑声倾向于淫荡，佞人会导致危亡。对照这样的儒学训导，可以理解汉武帝对于礼制在文化风格方面的革新，是怎样的勇敢。
《汉书·礼乐志》还说，汉武帝时，“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不仅祠祀用乐，当时“朝廷”上下演奏的乐曲，都回荡着郑声。
事实上，在汉武帝之后，西汉晚期的帝王们就对乐府制度逐渐修正。汉宣帝时，博士谏大夫王吉就曾经建议裁减乐府设置。汉元帝时，宣布乐府裁员。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宣布“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宣布“减乐府员”。汉哀帝时，又将“郑声尤甚”和社会风习的“淫侈过度”联系起来，据孔子“放郑声，郑声淫”的主张，下令废除了乐府官。《汉书·哀帝纪》的记载是：绥和二年（前7）六月，“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
不过，由于汉武帝乐府倡起的音乐风格已经在百姓中流行长久，官方又没有制作雅乐予以替代，“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汉书·礼乐志》），有条件的民户依然享用着郑声带来的愉悦和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