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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好看的写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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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谷书屋品茗
  谷林在一篇题为《先生私衷和时代侧影》的随笔里谈到胡适读日记的一个故事,颇有点意思。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二七年七月间,胡适读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先是感到“很有趣味”,继续读下去,“更觉得此书价值之高”,认为“他的读书札记大部分是好的。他记时事也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于是兴之所致便一气写了九首六言诗题此日记,其中第一首云:
  
  五十一本日记,
  写出先生性情;
  还替那个时代,
  留下片面写生。
  
  胡适的诗都是大白话,读来没什么诗味,但是却把日记这一文体的特点勾划得一清二楚,这就是:一,日记最见作者的感情和性格;二,日记能为时代留下一片历史的剪影。最近我读了一部《叶圣陶日记》(乐齐编,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之一),深感胡适这四句话说得的确在理,叶圣陶的日记就是那种既能见到作者性情,又能让人欣赏一片时代写生的日记佳作。
  叶圣陶写日记始于一九一○年十月二日,那时他还是一个刚刚过十六岁生日的中学生,除二三十年代中断过一段时间以外,他的日记一直写到一九八八年一月他逝世前一个月,前前后后总共写了六十年。叶圣陶去世前,曾出版过一本薄薄的《日记三抄》,此外还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过一部分,直到九十年代出版了二十六卷本《叶圣陶集》,他的日记才得以大量问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大型文集所收的日记虽多达一百五十七万字,也还是节选或摘编,据估计,大概还有多于此数四至五倍的日记作品未能收入,可见叶圣陶日记的数量之巨。作者生前曾把他的日记编定为四个集子,即《圣陶日记》《西行日记》《东归日记》和《北游日记》。乐齐编的这部《叶圣陶日记》就是从这四部日记中选编而成,书分十一个部分,二十九万二千字。
  叶圣陶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夜黑如磐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开始走上觉醒的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而且很早就接受现代启蒙教育的叶圣陶,自然具有与一般市井子弟迥然不同的思想和气质,这一点,在《辛亥革命前后》日记里看得特别清楚,且让我们看看这两段日记:“开眸隐见晴光,急起视之,西墙果有一角嫩阳也。久雨之后倍觉欣喜,想农家必额手相庆,谓天公不肯绝人矣。”(八月三十日)
  “秋收已有一半绝望,又雨矣,奈何!各处掠米抢薪之举屡见于报纸,常熟有数千人入城抢掠富家,兵士弹压亦归无用。似此举动,将来何堪设想!然亦非暴动者之罪也。仓禀空虚,耕三未余其一,奈何奈何!”(九月四日)
  这是一个思想早熟少年的心灵写照,天气阴晴变化竟如此使他牵肠挂肚,嫩阳方露,他就立即想到终年劳苦的农家因此可以免灾得救了,而且对发生在江南一带的饥民暴动寄予了深切同情和理解。在这段时期的日记里,除了记述他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对民族压迫的憎恶和许多人生思考、读书体会外,尤其可贵的是,还记下了他对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追求和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向往和歌呼。武昌起义成功后第三天,他从报纸得知义军攻战武昌的消息,便欣喜若狂地写下了这段日记:
  “武昌已为革党所据,新军亦起而响应,推黎元洪为首领,则协统也。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此事也,甚为迅速与机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武昌据天下上游,可以直捣金陵,北通燕赵。从此而万恶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气当昌,其在此举也,望之望之。”(十月十二日)
  从这天起,叶圣陶几乎有闻必记,详尽记录了这场伟大革命从胜利到失败的全过程,也记下了这位爱国少年的喜悦、失望和忧思。正如胡适所说,叶圣陶的日记是可以补史的。
  抗日战争爆发,叶圣陶举家迁往四川,最后定居于成都,一九四二年四月傅彬然从桂林来成都,邀请叶圣陶去桂林商量开明编辑方针,并拟请叶圣陶主编《国文杂志》。当时桂林由于政治情况特殊,从上海辗转而来的文化人大都集中到桂林,饱经战乱流离之苦的叶圣陶也极想与一别五年的老友们会晤。经过再三踌躇,决定不顾交通困难、耗费巨大,随傅彬然赴桂林一游。正是这样一个契机,叶圣陶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学遗产——《蓉桂往返日记》。日记的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民俗、餐饮、琐闻等等,由于所记都是闻所未闻,因此像我这样一个没有那种经历的人,读起来真有点象听天方夜谭那么新颖有趣。
  叶圣陶的蓉桂之行是从五月二日启程的,从成都到桂林,现在坐火车不过两天工夫,但那时交通落后,竟像坐老牛破车,整整走了“一个月又三天”。在滞留贵阳的五月二十七日,叶圣陶作了一首被王力称为“绝妙”的五言诗《公路行旅》,对这次旅行的艰辛作了生动的描写,诗道:
  
  自古行路难,今难倘有余。
  临程谈黑市,过站上黄鱼。
  蚁附颠危货,麇推老病车。
  抛锚愁欲绝,浑不傍村墟。
  
  叶圣陶从成都出发一路乘坐的都是敞篷载货卡车,只有到了广西金城江才换成火车。那时的交通秩序相当混乱,司机可以一路随意拉客(称为“黄鱼”),而且票价奇昂(黑市价),这样一来,车上的乘客就更加拥挤,人就像一群蚂蚁颠簸在高垒的货物上,随时有被甩下来的危险,汽车一旦出了故障,乘客还得下来一起推车,真是苦不堪言。这一天叶圣陶还专门记了一笔:“作诗一首,咏公路行旅。子恺昔画汽车损坏,多人推之,题曰《病车》,颇觉新颖,故诗中用之。”
  《蓉桂往返日记》最有意味的还是对战时文化人的纪实描写。经过了五年颠沛流离,尝够了“相思不相见”的滋味之后,一旦老友重逢,那份“惊呼热衷肠”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他的笔就像喷泉一样,汩汩不止地记下了当时欢快相聚的情景,在他的笔下,每个人的性格、风采都显得那么可爱可亲,楚楚动人、如“清癯而健”、“年老而精神不老”的沈钧儒;重庆商务被炸后,仍在一间小屋里坚持“治事”,“勤奋更甚”的王云五;一人身兼数职,“繁忙特甚”的顾颉刚;“貌清癯,须发萧然”的柳亚子;“五年来行路最多,见闻自广”的茅盾;“状貌严肃,发言颇缓而沉着”的梁漱溟;“上唇已蓄髭,壮健诚恳犹昔”的孙福熙;以及那个口齿不清,“手脚皆抖动不已”,“为科学研究牺牲至此,深可悲悯”的高士其等等,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老友重逢,一番感慨之后,自有千言万语要一吐为快,叶圣陶也都有闻必录,如实记来。在桂林期间,他与茅盾夫妇畅谈的次数可能最多。六月七日下午六时诸友至天然餐馆聚会,“席间雁冰谈在西北时骑马、射猎,饮马酪,吃烤羊之情景颇动听”。六月九日十一时叶圣陶又至茅盾住所,应其招饮。午后一时忽传来防空警报,未久又传来紧急警报,但茅盾夫妇不惊不慌都不跑,于是叶圣陶也安然留下。就在警报期间,“雁冰为余谈在新疆一年间之所历,颇长异闻。旋飞机声起,隐隐闻投弹声,继见高射炮之烟两朵,复次见敌机四架,飞行甚高。约历一刻钟而寂然。雁冰继续谈说,中气甚足,直至四时半而终止。雁冰夫人复谈香港脱险经历,南北往来行程经历皆可听”。
  叶圣陶对老朋友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的记录尽量书之,惟恐有漏,那么他给自己又记下了什么呢?我觉得最感人圣深的就是他那种为抗战前途时忧时喜的耿耿真情了。五月二十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无名无目,忽来贵阳闲荡,浪费时日,深悔多此一举。敌人于浙东进犯,将取衢州、金华,而滇省亦告急。东南西南,两皆危急,忧心如捣,复何意游历乎?”凡是在抗战时期生活过的人,读了这段日记,都不会不为之喟然一叹。
  叶圣陶日记的可读性很强,这除了内容丰富,真实可信外,文笔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的日记悉以典雅优美的浅近文言写成,读来韵味十足,令人陶醉,如“夜间读《Sketch Book》。户外月光皎如白昼,起视庭中,四壁无声,露滴淅淅堕衣袖间,盖秋气深矣。”(1911年10月4日)“夜饭仍小饮。灯下作七绝一首。来重庆后只觉得喧嚣不宁,而昨夜醒来,众响毕绝,惟闻雨声与杜鹃声,此境不可不记也”(1942年5月12日)“八时归。九时睡。臭虫肆扰,久不成眠。方得朦胧而忽传警报,看表方两点。遂独往文供社,月光下照,诸山生辉,人群如流水而余侧其间,宛然梦境也。”(1942年7月3日)佳句可说俯拾皆是,美不胜收。因此,叶圣陶的日记不仅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像《东归江行日记》(1945。12。25—1946。2。9)就是一部打着时代烙印的,可圈可点的优秀记游文学,如果拿它与陆游的《入蜀记》来对照,是可以依稀看出一点悠远的文脉来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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