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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我们还有很多人，在中文系很长时间，当了教授、当了学者，可能学问做得不错，但他慢慢地就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职业了，他已经缺少了那颗文学的心。他的脑子里已经没有梦想了，他看到任何文学作品，没有喜怒哀乐了，他看到的都是那个庖丁解牛之后的部件，看到的都是骨头，看到的都是筋，啊，这是结构、这是反讽、这是什么什么东西。他看文学作品跟做数学题是一样的，最后呢，就容易泯灭天良。这一点不是夸张。在我们文学研究界，有大量的没有天良的人，而他并不是生来这样的，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职业化所导致的。我觉得一个人从事任何职业，都要小心自己这个职业本身给自己带来的危害，就像发明原子弹的那些科学家一样，我们不要等原子弹爆炸了之后，我们再去忏悔，其实人文科学界照样有一颗一颗的“原子弹”，害起人来也是绵绵无穷的。幽默不能成为主张和职业这一点，我觉得钱钟书指出得非常及时。如果说鲁迅那样的批判呢，可能对方不容易接受，就讲“啊，你就把问题上纲上线提得特别高”，但钱钟书完全是从哲理的、从美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这样的讲法更能被人所理解、被人所接受。因为你成了职业之后，就变成了与幽默的本质相矛盾的。
我最近在网上看一篇围棋大师吴清源谈围棋的感受。围棋也是这样，围棋本来是一种艺术，一种高级的智慧，但是它变成了一种比赛，比赛后面有奖金，有广告，很多人是为了得冠军而比赛，那么这种职业化就减少了下棋本身的乐趣。有的时候就为了比赛赢，就不择手段。比如说一个年轻的棋手和一个老年棋手比赛，那首先是要把他的身体拖垮，拖垮他的身体，“乱拳打死老师傅”，是吧？这其实从比赛角度讲是合理的，教练甚至可能会故意这样安排他，但是，它是不符合围棋美学的。你想很多像大竹英雄那样的棋手，看到对手把棋下得很乱、很糟糕，他就不跟你好好下了，他就输了你算了，你不就是要赢么？那就让你赢算了。好的围棋像好的文学作品一样，应该留下来是一盘佳作，是能够传世的。而近些年来，比赛虽然非常多，你看有几盘棋可以真正传下去呢？这都可以让我们思考这个职业化的问题。
钱钟书说，“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可以说这是钱钟书自己的幽默观。就是说真正幽默的人，你应该能够对自己幽默，你不是老随便开别人的玩笑，你应该把自己也看得不是那么重吧。你自己是个什么样，需要历史来评价，需要别人来评价。别人一时评价不好，你不要着急，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你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你，老向别人解释你，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别人爱怎么想你怎么想你，关键的是你要了解别人。最重要的问题是了解外部世界。对你自己的评价无所谓。你解释也解释不过来，你老到处解释你是一个好人，那没有用的。你解释多了反而让人觉得你居心可疑。不必解释，你甚至可以经常说，“我是一个坏人”，经常说自己是坏人，大家就会觉得这坏人还有点优点，不错。
对《说笑》的分段讲解（5）
5，“补充”：首尾暗合我们下面来看最后一小段，第五段：“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搀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典学者的参考。”
这第五段是“起承转合”之外的一个补充，本来上面四段已经把问题说完了，上面四段本身也可以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了，但是作者意犹未尽，他先指出假充幽默的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或出于利用”，什么事情只要是好的、具有好的价值的东西，总难免被人利用。任何好的东西都会被人利用。钱钟书说，俗物收集骨董、附庸风雅，这有的是。鲁迅也曾经指出，他说那个有钱人，买来青铜器，然后擦得锃光瓦亮，摆在客厅里，给人家来看，擦得特别亮的青铜器，告诉人家，这是司母戊大方鼎，让人看。利用好的东西是一切社会、一切时代的共同特点。就像现在好的名牌产品，很快就会出来假冒的。不管法律多么严密、不管怎么打假，这是滚滚洪流，一定要被假冒，而且最后好的要被假的打败。这是经济学上的有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样的规律制约下，好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要被坏的东西所驱逐。比如说，你去买桔子，两个人的桔子一样，其中有一个说他的桔子是从新加坡来的，说“他的桔子卖2块钱1斤，我这是新加坡来的，所以我卖8块钱1斤”，而你觉得这两个桔子差不多呀，你一定不会买这个8块钱的桔子，你绝对会去买那个2块钱的桔子，而事实上，他可能真是新加坡来的，所以在竞争之下，他没有办法继续做生意，最后他只好放弃卖精品，只好也去卖那个2块钱的桔子，所以那个好的东西就会被淘汰掉。在商场上是这样，在学术界、在文化界、在艺术界，经常都是这样。所以，钱钟书这里说“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这是不一定的。他说“假货毕竟充不得真”，可能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真理必然会胜利的这么一个愿望，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个短时段里，在一个被限定了的时空里面，不一定是善良获得胜利，不一定是真理获得胜利，而经常是假、丑、恶获得胜利，这就是人生活着的意义。如果人生活着都是一片美好，老是好东西胜利，那活着有什么劲呐？那不必奋斗了，反正好的都会胜利。正因为好的东西不一定要胜利，经常是坏的东西胜利，我们活着要跟它们斗争，活的时候要反抗，这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接下去，钱钟书又发挥“银笑”的词义，钱钟书是要把他的学问发挥到每一个角落里去，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联想。他暗指“幽默”的人实际上像卖艺的小丑一样，说笑卖钱，那么，又回到文章的第一段，“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最后用“银笑”来扣它，这是一种暗合，好像对联一样，上联前面出了，在下面给它对上。
“幽默”的风格与启悟（1）
所以说，钱钟书这里表现出，真正的幽默是一种高级的智慧和高尚的人生态度的自然流露。真正的幽默不是制造出来的，它是一种高级的智慧和高尚的人生态度的自然流露。如果人为地去制造，就容易变成无聊的滑稽表演。
1，文章的三个特点上面我们把这五段文字读了一遍，也赏析了一遍，通观全文，可以说，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议论散文。文章的主题是批评“幽默文学”，这条主线是贯穿始终的。如果说鲁迅是从社会效果上批判了“幽默文学”呢，“不合时宜”，鲁迅是讲它“不合时宜”，鲁迅并没有说幽默这东西不好，就是说在中国这种情况下，你在那儿领着人大笑，这是不合适的，那边日本要侵略我们，这边人民受苦受难，那边还有包身工，跟现在有的民谣一样，“站在天安门上往东西南北一看，什么南边贪官一大串，北边下岗工人一大片”，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提倡幽默是否合适？钱钟书，他所采用的角度和鲁迅先生是不一样的。钱钟书先生是从美学理论上、从艺术的本质上、从“幽默”这个词的本意上更加致命地给了“幽默文学”以打击。当然，这个打击是纸面上的打击。林语堂他们这些人提倡幽默文学，应该说动机还是好的。我觉得起码他们的动机是为了中国好，动机是善意的，所以我们看鲁迅和钱钟书在批评的时候，都把握了一定的分寸。现在有很多批评性的文字，其中有很多暴力性的语言，夹杂很多道德侮辱、人身攻击，这是当前文风不好的一种表现。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文革也好、批评什么也好，他本身就带着文革的文风，对对方、对对方的文风、文理都没有好好地研究、理解，就凭着闭门瞎想，给对方乱扣帽子，特别是在网络上，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我觉得对年轻的人，特别是不是专门写文章的人影响是很恶劣的。我们是中文系的同学，希望不要沾染这种文风。写文章其实就是有助于自己身心修炼，文章写不好，这个人心也不好。文章写得好的人，不见得他的人格就好；但是文风不好的人，人格一定是不好的。这可以看得出来，在网络上，在文章里就可以对别人大泼污水、无原则地戴帽子的人，那他这种人一旦有了权力，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总结一下钱钟书先生这篇《说笑》，总结一下它的几个主要特点。第一个是推理严密，论证透辟。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它这五段文字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读起来很洒脱。但是你经过分析就会发现洒脱中有法度，细微处见工夫。它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哲理深度和普遍意义。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针对的就是三十年代林语堂啊、周作人啊他们提倡这个“幽默文学”，可是我们今天过了60多年读起来，仍然有现实针对性。这说明它可以超越时空。好的文章是应该超越时空的，我们为什么说鲁迅是伟大的呢？就因为我们今天再一次遭遇鲁迅时代。我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发现鲁迅的文章对我们没多大用处了，鲁迅说的什么洋奴啊、什么西崽啊，我们都没有啊，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我发现我又一次置身于鲁迅时代。今天这时代、这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和鲁迅先生笔下所写的是那样的酷似，所以今天，我们格外需要重读鲁迅，重读中国现代文学。那么钱钟书这个文章呢，表现出一个学者力透纸背的严谨和那种高瞻远瞩的大家气魄。以前还没有人把钱钟书这篇散文加以特别重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篇文章。
第二个特点，钱钟书的这篇《说笑》材料丰富，左右逢源。我们看，他这文章的一个最大特点，或者是让人佩服之处、让我也佩服之处，是能够打通古今中外，信手拈来，纵横潇洒。他既扯得远，又收得拢。这篇文章一共引用中国古人的话3次，西方古人的话4次。啊，不到2000字的文章，引用中西人士的有关论述7次，从而把“笑”和“幽默”这两个词的词义挖掘得淋漓尽致，使读者享受到畅游于知识海洋的乐趣。你读钱钟书的文章会长知识的，读他的小说你都会长知识的。当你读一个人的文章，你从他文章中长了知识之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感谢作者。我总觉得我从谁那儿长了一点知识，我从谁那儿知道了一点东西，我应该感谢他。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需要感谢钱钟书的。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有渊博的知识积累外，更需要有灵活驾驭材料、打通知识壁垒的良好悟性。我们学术界也有很多大的学者，学富五车，如果有一个特别高水平的记者来问他，设计好问题，能从他肚子里掏出很多东西来，但是他自己写文章呢，他未必就能够写出什么来。有很多人就是一个活的“藏书架”，就是一个“立地书橱”，他这个肚子里书很多，有10万本书可能都读进去了，但是呢，拿不出来。这也是我们教育上的一个问题。你光有，就好像一个电脑一样，电脑光有大容量，你说我这电脑是10000G的，你10000G能装那么多，里面都装满了，但是你这个操作系统很笨拙，这操作系统不灵，286的操作系统，那你装那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啊？人就像电脑一样，一方面要大容量，装好多好多东西；另一方面你能够灵活地调动，“啪”一点，你这东西就能够出来，说要什么就要什么，这才是一个一流的人才。我们说钱钟书就是这样的人才，我们现在把他叫做通才型的大学者。现在北大还有我们中文系，不也是实行这样的战略么？我们应该培养通才型的人，不能把人培养成只会干一两种工作的当代打工仔。当然，我们现在社会需要千千万万的打工仔，但我觉得北京大学不能这样，这并不是说要培养我们的精英意识，我们一方面要紧紧地立足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关心下层人民、关心下层社会，但另一方面你自己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精英。你要对得起把你送入这个校门的那股力量，是很多很多力量把你送进这个校园里来的，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