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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
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①
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一九三○年初，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阿英曾就此事写信向沫若征求过意见，沫若即回信表示支持。三月二日，由鲁迅与郭沫若、沈雁冰、冯雪峰、沈端先、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寿昌、李初梨等五十余人联名发起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沫若无法直接参加成立大会，他在心里遥祝多年来四分五裂的左翼文坛，从此开创了大联合的新局面。作为“左联”的一个忠诚的盟员，他特地献给新团体一份礼物，即自己的译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将该书版税用作联盟的基金。
不到半年时间，北平、东京等地都成立了“左联”支部，同时在上海还组成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沫若为文化界出现的新形势感到振奋，他想找个安身立命之处，好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尽心尽力。好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成仿吾赴欧洲路经东京时，为帮助沫若全家的生活，曾留下一千元。一九三○年九月，沫若和安娜就用这笔钱在千叶县国分村须和田弁才天买下了二六七番，从此定居在这里。①这是一幢坐北向南的曲尺形平房，有五、六间屋子可供使用，书斋、客厅、茶室、厨房和孩子们的起居室都全了。屋前的凉棚上爬着朱藤，凉棚外有一块空地，既是花圃又可当菜园，闲不住的安娜带着孩子们在这里种了许多花木：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椒，蘘荷花和番茄互为邻里，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围种着牛蒡和蒟蒻。沫若全家特别喜爱牛蒡和蒟蒻，因为它们除了可供观赏之外，前者还长有肉质根，后者是块茎，都可食用，能攻毒、消肿、散风热。②看着妻子儿女们的劳动成果，沫若常为之动心，他不愿做闲士惰夫，便于读书写作之余，也在园内亲手栽种了大山朴（广东玉兰）和银杏各一株。特别是这株大山朴，是他在庙会上花了一元五角钱买来的，他更为珍惜。此外，他还种了许多鹦哥红，花开时满园一片红色。一位日本朋友见了十分喜欢，沫若诙谐地告诉他：因为不能在中国革命，只好在这里种上这些红花，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后来那位朋友也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了这种花，沫若笑嘻嘻地对他说：“呵，你也革命了！”③
①据朱长滨：《安娜老人谈郭沫若、成仿吾》，《老人天地》1985年第3期。
②1982年11月16日承蒙郭和夫面告笔者：“父亲、母亲最喜欢吃牛蒡、蒟蒻，我们小孩子也很喜欢吃。”
③辛文芷：《泰山木和诗碑——访郭沫若的日本故居和故友》，1978年7月5日香港《大公报》。
新居的环境堪称地利人和，这里的邻舍对佐藤家非常友好。为图孩子们出入方便，邻人特地把两家中间隔着的篱栅锯开了一个通道。出门不远有一条公路，对面松林覆盖的浅山是附近村里人的公墓。沫若每当写作疲倦了，或者忧郁不堪的时候，便登上那小丘在松林和墓丛中徘徊，脑海里不知多少回翻腾过这样的念头：“我结果怕也只好成为这墓丛中的一座了！”①当时的感受，直到二、三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长松荫古墓，孤影为流连。
故国正涂炭，生民如倒悬。
自疑归不得，或将葬此间。②
①《芍药及其他·影子》
②《访日杂咏·别须和田》，见《骆驼集》。
生活环境的改善，并不能完全改变沫若的心境，他忘不了自己是流亡到江户川畔来的不速之客，刑士对他的盯梢一刻也没放松过，连篱栅处打开的那个通道都被注意到了，居然怀疑这是他偷偷开辟的逃路。困居在如此不自由的小天地里，他每每挥舞破毛笔，借抄录庄子的《逍遥游》等古籍以明志。一九三一年初夏，炎热的天气早早来到岛国，沫若又卷起衣袖铺开纸张，学用隶书工工正正地写道：
方地为车
员天为盖
长剑耿耿
倚乎天外
右节录宋玉小言贱语
破笔不能成字可笑
辛未初夏
郭沫若
沫若觉得自己的处境和那些受日本警察凌辱的朝鲜人一样，他们也有祖国，然而自从惨遭日本侵略者大屠杀逃亡到此地之后，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隶，天天起早摸黑做苦工也填不饱肚子，却还要被指控为偷这偷那，甚至诬蔑他们杀人放火吃人肉。有时沫若抱着孩子到工地去，看他们为人家推车运土填沼泽打地基，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他为他们抱不平：“释迦牟尼也要吃东西，孔二先生也要生儿子，在日本放浪着的几万朝鲜人的奴隶，怕不只是偷偷鸡、播播风说的种子便可以了事的。”①
当年对征服朝鲜已经露出了侵略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又妄图在中国领土上制造同样的惨剧。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轰沈阳，同时将魔爪伸向吉林和黑龙江，而蒋介石却命令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绝对不准抵抗。沫若从报纸上看到祖国大好河山一片一片沦陷，心中无限悲伤，恨不能立刻回到母亲的怀抱，再一次投笔从戎。可惜报国之心无处诉，他只能在致北平友人的信中含蓄地表白一二：“弟遁迹海外，且在乡间，万事均感孤陋，惜无壤流可报耳。……近颇欲于年内或开春返国，届时或能来旧都奉访。”②
①《归去来·鸡之归去来》
②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116页。
真能实现归国的愿望吗？沫若心中并无确切的把握。想想自己原是个被赶出国门的人，现在又受着敌国鹰犬的监视，要获得归国的自由谈何容易！展望前景，归途冰雪弥漫，感叹之余，成五律一首：
相对一尊酒，难浇万斛愁。
乍惊清兀穑俑欣岷塾摹�
举世谁青眼，吾生憾白头。
人归欲上路，冰雪满汀洲。①
①见郭庶英、郭平英等编：《郭沫若遗墨》第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
有国归不得的郭沫若，只好咬紧牙关继续度着流亡的生涯。
岁月的轮子碾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不断牵动沫若忧愤的情思。继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寇又悍然攻占了沫若早年赴日途中经过的山海关，不久魔爪即伸向热河和河北。三月，我驻守喜峰口的官兵奋起反击，全国各界闻讯争相支援抗日前线。对国内情况十分隔膜的沫若，只能从日本的报纸上将正面报道当作反面消息看。当他推测到喜峰口战役大捷时，好象亲临卢龙山下、濡水之滨，目睹长城一带狼烟滚滚，胸中怎能不翻卷洪波巨澜？他提起多年来从不离身的笔，心驰神往，情不自禁，顺手在抄录甲骨文的稿纸上写下一首七绝：
濡水南来千里长 卢龙东走塞云黄
毫端怪底风云满 望断鸿图写故乡①
①见叶簇：《祖国情深风云满纸》，《星星》诗歌月刊1984年第5期。
然而，人毕竟是最复杂的动物，“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郭沫若当然同意狄德罗的这句话，而且他绝不否认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在他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生存忧患深如苍海之际，他还有另一种难于向人启齿的隐私，即由于个人行为不检点而酿成的祸害。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在致小野寺直助的信中说：
且说我万分惭愧和悔恨的是，今年三月末一时寻开心，由仅仅一次不洁的行为感染了淋病（外表尚无显著表现）。在此期间，我传染给了妻子。她忍耐了很久，但是现在病势已经相当严重，症状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今天早晨开始自行检查了小便，发现有多量菌丝和类似之物，至此才感到吃惊，不过已经没有办法了，真是自作自受。我不忍心看着妻子熬受病毒之苦，所以想尽快彻底治疗，已请当地妇产科医生看过。现在非常希望能找一位信得过的医生，如果您在东京或千叶有知交，拜托您能为我们介绍这样的妇科医生。恩德无量，不胜感激之至。①
①原信为日文，现存小野寺直助的女儿小野寺和子处。郭沫若落款标示的日期为11月1日，信封上的邮戳却是10月31日。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折磨，沫若夫妇的病才得到了根治，尽管沫若自己也曾一度很悔恨，但终究不及安娜那样认真和伤心。
郭沫若传第八章 “了无风处浪头高”
第八章 “了无风处浪头高”
二十二
三十年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心目中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郭沫若。许多人都想就近与郭沫若相识，特别是东京左联支部的盟员，一直在积极争取他的支持和指导。鉴于沫若的处境，他很难广泛接触青年们，但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一次参加这类活动的机会。
一九三三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沫若应从上海来到东京的一家书店老板的邀请，往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下宿屋有明馆晚餐，顺便与青年作者杜宣晤面。饭前，大家围坐在火钵周围的蒲团上，随便交谈着，由于初次相见，杜宣不免有些拘束。沫若听说杜宣是江西九江人，便问道：“我在高等学校上学时，有个同学是你的同乡，回国后就一直不知他的下落，他的名字叫萧仁炳，你知道吗？”杜宣立即回答说：“他是我私塾的老师，我来日本前还去看过他哩。”沫若感到十分诧异：“怎么萧仁炳去教私塾了？”杜宣赶快作了解释：“他回国后找不到职业，穷愁潦倒，只好回到家乡，在一个小庙里收了几个学生，靠此糊口度日。”几句话勾起了沫若对故国的深深怀念，和对国民党政府祸国殃民的无比愤慨，他把手中捏着的“希望”牌纸烟掷在火钵里，突然站了起来在室内踱着方步，忿忿不平地说：“这真不象话，他在帝国大学是学地质的，是一位胸有抱负、学有专长的人，竟找不到一个工作，这是怎么样的国家啊！”杜宣看他真诚坦率，一点都不矜持，从此谈吐再也没有什么顾忌。①
①杜宣：《夏夜星空》，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一九三四年五月，青年画家傅抱石（1904—1965）在东京银座松坂屋举行《书画篆刻个展》，沫若不但为他的许多作品亲笔落款题诗，而且亲自为他主持了开幕式，热情接待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法家中村不折、作家佐藤春夫等莅临参观，并协助举行记者招待会，亲自在会场担任翻译。日本观众对傅抱石的艺术造诣大为惊叹，尤其推崇他的刻有《离骚》全文的两方鸡血石印，认作中国艺术的奇迹，许多人买了他的图章、字和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中国人向来被视为该受奴役、宰割的对象，而抱石却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尊严，这委实令沫若欣慰。他觉得这次展览虽然收入并不怎么可观，但替中国人确实是吐了一口气。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他劝抱石再开一次个展，并表示自己愿向一般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推荐。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沫若应邀往东京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题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他以《庄子》中的一段典故作引子，说古代有个越国人逃亡国外，几天后看见本国的友人便很高兴，几个月后看见一般的本国人也非常高兴，一年后看见貌似本国的人竟也高兴极了。正是“去人滋久，思人滋深”，自己离开祖国已经八年，现在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骨肉同胞见面，真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了。这一番满怀深情的话语，使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家乡与亲人团聚在一起。接着，他含义深长地谈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是从中国流到日本，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是从日本流到中国，然而前者得到了成功，后者却失败了，原因何在呢？绝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头脑比欧洲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劣等。他有心举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德国学者康恩从非洲人、澳洲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四种民族中，各取了一百个头盖骨来衡测它们的容量，测量结果表明，头脑大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