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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条件。如果想积蓄体验，跨过黄海去，至少对中国生活有一年或两年的修养”，否则就休想写出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真实身影。
在战火中挣扎的母国，她的每一声呻吟、每一个举止，都牵动着沫若全身的神经。眼看抗日救亡的声浪弥漫全国，并且横溢到了国外，与政治方面有人建议组织国防政府相呼应，在文化方面又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主张。他想起不久之前在质文社的一次编委会上，曾听任白戈说上海文艺界的一些同志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当时心中不免有些犯疑：“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吧。”这是因为他对“国”字有所犹豫，国是蒋介石在统治着的，而他对蒋介石是够憎恨、厌恶的了，笼统地谈“国防文学”岂不是模糊了阶级阵线？因此，有人约他写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他一时多所顾忌。一天，质文社的林林来访，兴冲冲地带来了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是他在东京神保町青年会从国内寄来的书报里，乘着人手杂、邮件多捡来的。很久没有得到党的消息的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他贪婪地读着这份印在淡红色纸张上的《八一宣言》，顿觉拨开云雾见青天。宣言指出：当前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种的惨祸已经迫在眉睫，因而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立即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沫若还看了季米特洛夫（1882—1949）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他细细体会《八一宣言》的精神，终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理出了主线，明确了目前的中国民族矛盾已经超过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国”，当务之急在于实现全民总动员，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文化战线也必须总动员，作为意识形态有力斗争工具之一的文学，当然也要纳入这一斗争行列，因而提出“国防文字”的口号应当说是及时的，他从心底里表示拥护，这时他对林林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①
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国防文学”的口号原是周扬、夏衍等人提出的，当时没有来得及和鲁迅商量。同是出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和茅盾、胡风（1902—1985）等人也酝酿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他们曾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①，以致未能如愿以偿。两个口号都各有一批赞同的人，双方论争十分剧烈。郭沫若起初认为没有必要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他是站在“国防文学”论者一边的。一九三六年六月间，他连续写了《在国防的旗帜下》和《国防·污池·炼狱》两篇论文，鼓吹“国防文学”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是“积极的反帝运动”吹起的军号，对担心提倡“国防文学”会堕入“爱国主义的污池”的错误论调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倘若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那样的爱国主义才是“污池”，而如果爱的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这样的爱国主义只能视为“炼狱”。鉴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自身的缺陷，沫若还特意申述己见作了补充：
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为了与朋友们进一步交换意见，七月十日沫若又以“国防文学”为专题，跟陈北鸥、任白戈、林林、张香山等质文社同人举行了座谈。他在发言中强调“国防文学”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含义更广，前者包括了后者，因此后面这一口号“如果在国防文学问题的内部提出是对的，如果同国防问题对立起来自然是错的”。
对于郭沫若的这些看法，鲁迅非常重视，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篇万言长文中，诚恳地表示“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
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不过，他也持有异议，比如，他指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
由于鲁、郭之间长期以来时有笔墨纠纷，再加上这次关于文学上两个口号的意见分歧，一些反动政客和文人便乘机挑拨离间，飞短流长，妄图破坏和分裂他俩的关系。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上海出版的反动杂志《中外问题》（其前身为《社会新闻》）第十六卷第四期上，置于《党政秘闻·文化情报》专栏的显著地位刊载的《郭沫若与鲁迅》，居然扬言“文坛上没有两把并列的交椅”，鲁、郭绝不会“释嫌为欢”，这些家伙巴望能“坐山观虎斗”，眼见他俩落得个“两败俱伤”。
事情果真有点麻烦，东京的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读了鲁迅的长文后都很愤慨，而且有许多人感到彼此的分歧愈见严重，他们对事态发展的估计更加悲观了。唯独沫若不以为然，他披阅了鲁迅的万言书，觉得问题是明朗化了，看到了解决纠纷的曙光：鲁迅先生毕竟不愧是我们的鲁迅先生，他的态度是这样鲜明，他的见解是这样正确，原来他对于“国防文学”并没有反对，而是同意两个口号并存，他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鲁迅说得好：“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使沫若深感内疚的是，自己对鲁迅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论争吧，在读那篇长文之前，竟没有摩触到他的真意。阋墙的兄弟应该外御其侮，八月三十日，沫若打着赤膊费了一日之力，草成《蒐苗的检阅》一文，把这次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看作一次军事演习，就象古时候按季节征集全国壮丁举行大规模田猎一样，春天的谓之“蒟”，夏天的谓之“苗”，鲁迅也是“在调遣着我们”作“检阅军实的蒟苗式的模拟战”。
敌人的阴谋诡计终究未能得逞，通过两个口号的论争，郭沫若与鲁迅非但没有决裂，反而更加亲近了。他们始终有着同一的目标，而今主动紧密配合，有时还采取统一行动。十月一日，郭沫若与鲁迅、茅盾、巴金、冰心等二十一人，在上海《文学》月刊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呼吁全国文学界同人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起来，要求废除“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他们的爱国呼声，很快传遍海内外，反动派为其威力所震慑，十分懊丧。
正当郭沫若对鲁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时，万万没有料到鲁迅会溘然与世长辞。这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黄昏时分，伏案工作了一天的沫若拿起刚送来的晚报随意浏览，突然见到了这条消息：鲁迅先生于今晨五时二十五分在上海逝世。他惊得呆了好一会，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对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十分怀疑，特意跑到邻家去借阅了别种报纸，见也载着同样的噩耗，他的心被揪成了一团。秋风卷着秋雨扑进窗内，不断的雨丝更增添无限的哀愁：从此永远失去了与这位文化伟人晤面的机会。无论是人和物，为什么到失去了的时候才特别感到可贵和恋念呢？沫若恨与鲁迅相知太晚，现在只能让怀念永远与惆怅交织在一起了。联想到六月间获悉高尔基死耗的那天，也是个阴沉沉、雨凄凄的日子，这雨啊，怕是上苍在哀悼人世间这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吧？唉，仅仅相隔四个月，竟接连失坠了两颗宏朗的巨星！在浸淫的雨意内外交侵着的夜晚，他觉得周围的黑暗好象增加了浓度和重量。他默默地重又提起笔，想写点什么。晚饭时间早就过了，安娜看他木然坐在那里一时不想离开书房的样子，也就没有催他。陷在哀思中的沫若，他想到要撰文给鲁迅以高度的评价，又怕自己是最不适当的人，但最终还是挺身而出，敢于直率地对着一些谗谤者吐出自己的心声：“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他便取《民族的杰作》为题做了一篇悼文，这才放下笔起身往厨房走去，口中还在念念有词：
中国文学由鲁迅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是以鲁迅为真实意义的开山，这应该是亿万人的共同认识。……鲁迅的战斗精神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尤其是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鲁迅的死震动了全中国，进步的人们哀思不绝。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躲过日本法西斯鹰爪的干扰，以东流文艺社、质文社、中华戏剧协会、文海文艺社、中华留日世界语学会等团体的名义，于十一月三日在日华学会举行追悼鲁迅大会，到中日文艺界七百余人，郭沫若亦冒险赶来参加。礼堂中央供奉着鲁迅遗像，两旁满悬哀挽屏联和花圈。
沫若亲笔书写的挽联是：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鲁迅先生千古
郭沫若拜挽
他赠送的花圈亦显目地摆在主席台上。演说、致词者一个接一个，其中佐藤春夫和郭沫若的演说最引人注意。沫若的话每当结句均掌声四起，他说：“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在国际间的功勋，是孔子没有的，鲁迅先生之死能得着国际间伟大的追悼，这在中国是空前的一个人。”最后他提高了声调，援引中国崇仰孔子之词改为纪念鲁迅，云：“呜呼鲁迅鲁迅鲁迅，鲁迅之前，既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呜呼鲁迅，鲁迅鲁迅！”①然而曾几何时，鲁迅尸骨未寒，就有苏雪林等人往他脸上抹黑，竭力反对颂扬鲁迅，无中生有地列举所谓“鲁迅之劣迹”，恣意诬蔑他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好恶小人”。更有日本的一个有名的集纳主义（新闻主义）者谬托知己，居心叵测地将鲁迅歪曲为“亲日作家”，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华制造口实。沫若认为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对于鲁迅的重大的侮辱”，他先后写了《不灭的光辉》、《替鲁迅说几句话》等文章，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
人不能死而复生，鲁迅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新文艺可不能让它和鲁迅一同逝去，沫若深深地感到鲁迅遗留下来的责任的重大，怎么办呢？好在“鲁迅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他想：“拿着剑倒在战场上吧！以这样的态度努力工作下去，怕才是纪念鲁迅的最好的道路。”②
二十四
自从流亡日本以来，郭沫若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的研究，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已经被他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只要是他所能涉猎的畛域，他都作了尽可能的勘探和耕耘，其成果是一篇又一篇、一部又一部署名郭鼎堂的文章和专著。“鼎堂”，沫若此次来日后新取的别号，从一九三一年发表《毛公鼎之年代》起正式公开署用，现在几乎代替了他的本名。由于他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已将郭鼎堂与著名古文字学家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合称“四堂”。说起“鼎堂”的来由，还有一段故事呢。《说文解字》云：“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贞、鼎两字可以通用。鼎而附之以堂者，取其音“丁当”，取其义“鼎当”。沫若曾说“在感触上这个别号，实在有点陈而且腐，它的作用也就在有意地取其陈腐”。③当时不是有人担心他成天价摩挲古物，会“玩物丧志”陷入陈腐而不能自拔吗？其实这是沫若在特殊的环境里，借金石之学磨炼自己对祖国的忠贞。一九三二年，他曾在《金文丛考》标题页的背面，用古文字题了一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心情：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公子囚秦，《说难》《孤愤》。
我遘其厄，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