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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沉苏庵中那椋�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公子囚秦，《说难》《孤愤》。
我遘其厄，媿无其文。
爰将金玉，自励坚贞。
①天鹅：《留日学生追悼鲁迅》，1936年11月12日《新民报》。
②《坠落了一个巨星》，原为日文，中译文见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
③《鼎》，1936年6月《质文》第5、6期合刊。
沫若怎么会自甘沉沦？在他的心底蕴藏着英光正气，他要向自视甚高的“国粹”先生们挑战，特别是要向标榜“整理国故”的不可一世的胡适之流挑战。就在鲁迅逝世的那一年，沫若从报刊上见到胡适大言不惭地声称：“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格法诺·兰登来打罗斯福——有人说：你不能拿没有人来打有人。我们对于左派也可以说：你不得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对于如此这般狂妄的论调，沫若以为只有靠实战才能取胜，即准备拿点他们所崇拜的“东西”，货真价实地“打”得他个落花流水。
鉴于殷墟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除林泰辅著有《龟甲兽骨文字》之外，未见其他著录，沫若即乘寄寓此邦之便，想方设法广为搜集。早在一九三二年夏秋之交，他就偕弟子田中震二开始从事探访，先后到过东京大学考古学教室、上野博物馆、东洋文库和京都大学考古学教室，造访过的收藏家则有中村不折、中岛蠔山、田中庆大郎、内藤湖南、富冈君撝家属等，总共看到的甲骨多达三千片左右。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间，国内收藏家刘体智把他所藏的甲骨文拓本二十册，托金祖同（笔名殷尘，1914—1955）送到东京，希望能有人加以利用、进行研究，这又给沫若提供了方便。从此，金祖同亦师事于郭沫若。师生二人朝夕过从，孜孜仡仡，反复研商，整理编释，其乐无穷。面对一张又一张拓片，由纸上不同形状的甲骨文字，沫若常神游旷古，陶醉在幻想与现实难分的境界中。看，这一张拓片上的字，一连串都歪歪斜斜不成体统，其中仅有二、三字合乎规矩，显然这是初学者刻鹄不成，为之师范者从旁捉刀相助之结果。此师弟二人蔼然相对之态，恍如目前，沫若觉得这实在是饶有趣味的发现。在众多甲骨拓片之中，时有断片残简，长期以来无头无主可寻，沫若居然能条分缕析，顺藤摸瓜，合二、合三甚至合四为一而成整简，使原来不可读或读不通的卜辞，得以返其本来面目。
当沫若正在着手将刘体智所提供的拓本选编为《殷契粹编》的时候，东京的著名汉学家河井荃庐托人捎来了信息，表示愿意以自己所珍藏的资料与他换阅刘氏拓本。对于河井荃庐，沫若久闻其人其事：他是日本财阀三井银行的老板三井源右卫门的学术顾问，对我国殷墟文物、明清艺苑十分熟悉，手头掌握的甲骨以及其他诸器物的拓本极多，向来视之为天壤瑰宝，秘不示人。据说中村不折曾向他告借石鼓拓本照片而未允，但他对郭鼎堂却非常敬慕，早就有谋一面之意。
这年初夏的一天，沫若偕金祖国往东京拜访河井荃庐。他穿着一袭府绸大衫，这是安娜特地从衣箱底下翻出来的，大概考虑到河井荃庐是位有名望的人，她一定要丈夫穿得体面些。这件衣裳还是当年他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她为他做的，多年来一直未舍得穿过。师生二人来到河井家，主人大喜过望，真象五体投地似的伏在席上欢迎，表示久仰和景慕。沫若也连忙回了礼。河井老人从书房对面的一间木板屋里搬出他的宝贝，让客人仔细端详了三井和他本人的藏龟。沫若感到大开眼界，他悄悄地告诉祖同，无论在中国抑或在日本，这种古物要算河井的最精了。河井看他们对他的藏品赞不绝口，不免有些喜形于色，便伺机说：“既然郭样（先生）和殷样（先生）对于这些很有兴趣和心得，我想在明年与藤原君办《书道杂志》时，要请你们两位给我们写稿了。”沫若满口应承，他还指着祖同对老人说：“他要拓你们贵国藏的甲骨，将来也需要你多多地帮忙和指教呢。”后来金祖同编的《殷契遗珠》、《龟卜》等书，就是取材于河井等人所藏的甲骨拓片，沫若曾一一为之作序，叙述其成书之颠末，说明其成就之不易，以公同好。
沫若与河井荃庐的这次晤面，收获更大的还在于得以借阅渴望已久的石鼓文拓本照片。石鼓文系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原文是十首四言诗，分别刻在十块鼓形的石头上，其制作年代久远，唐初方被发现。明代嘉靖年间锡山有位著名的藏书家兼印书家安国，他收藏了石鼓文最古的北宋三种拓本，号称“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传世后可惜三种本子均于抗日战争前被民族败类出售给日本三井源右卫门，其间从中斡旋的就是河井荃庐。一九三二年秋沫若在文求堂书店曾有幸目睹“后劲本”的照片，这是三井的儿子借给朋友观看而流散在外的。沫若即据以写成《石鼓文研究》一文，收入《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之内，并把翻印的照片寄回国内，由史学家马衡（1881—1955）、唐兰两人负责印出，当时误信耳食之言，曾以为是另一种拓本的“前茅本”。与此同时，上海艺苑真赏社又将“中权本”冒充“十鼓斋中甲本”。此中蹊跷怎样才能阐明呢？必须查对三种拓本。现在沫若终于从河井手中看到了这三种拓本的全部照片，真是快不可言，便立即委托美术家林谦三照了相，拿拍电影用的卡片重印下来，再去扩印成大幅照片。对之细加考察，沫若断定石鼓的制作年代当在秦襄公八年、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七七○年。他还发觉，石鼓呈馒头形，这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反映，它所象征的是天幕，如同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今人所谓蒙古包，说明秦襄公时代的生产状况离游牧阶段不远，所以在刻石上采取了这种形象。随即他补充和修改了《石鼓文研究》，然后将书稿连同照片寄给了上海孔德研究所负责人沈尹默。沈氏收到后，即以“孔德研究所丛刊之一”予以公开出版，并在序中说：“近来研究《石鼓文》者实非一家，比诸往昔，发明已多。唯于建石之意推阐无遗，而持论精辟者，固当推此著为第一，要非阿私之言也。”
沫若对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鼓文的考释都有所建树，大大有助于他对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文艺创作准备了条件。他是喜欢以历史人物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在流亡日本期间，孔丘、孟轲、老聃、庄周、秦始皇、楚霸王、贾谊、司马迁等，都曾先后成为他笔下的人物。一九三六年六月，他将自己的历史小说结集为《豕蹄》，当时正在提倡汉语拼音文字，朋友们替他加上了插画的同时，每篇后面还特地附上了新文字的译文。“豕蹄”者，猪蹄也，沫若于序中有言：“这个名目我觉得再合口胃也没有，而且是象征着这些作品的性质的。这些只是皮包骨头的东西，只要火候十足，倒也不失为很平民的家常菜。”
创作历史小说毕竟不同于历史研究，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这时候他在史学家搁笔的地方，往往需要借助想象以发展历史的精神。孔子是“道贯中西”的大圣人，然而在郭沫若的眼中他也还是人，而绝不是神。《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孔子困于陈蔡的故事，通过沫若的大脑，竟幻化为充满生活气息和幽默感的历史小品《孔夫子吃饭》，一个“巧伪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孔子等人困饿了七天，是颜回解围并得到了馈赠，拿着米回来煮粥给大家吃，孔子心里着实佩服他，可是嘴上却说：“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是有老天爷看承的呀。”大家担心锅里的粥不够吃，孔子亦不免忧虑，他看到颜回先掏了两指头饭送进嘴里，便觉得伤了自己作为领袖的尊严。后来弄清楚这是误会，他把自己的疑心告诉了大家，于是又得到了安慰：“我的领袖的尊严，并没有受伤。”
《荀子》有句云：“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疆也。”这句话经过沫若巧妙的艺术加工，居然被敷陈为情节生动的又一历史小品《孟夫子出妻》，惟妙惟肖地揭示了圣人之徒为圣贤和女色不可得兼而矛盾的心理：一会儿想舍老婆而取圣贤，一会儿又决定与其远师孔子不如近法夫人。
《孔夫子吃饭》和《孟夫子出妻》中的孔孟都是“巧伪人”，沫若自信并没有故意要把他们漫画化或者胡乱地在他们脸上涂些白粉，而是在事前已经尽了相当的检查和推理的能事以力求绘出其真容。在他看来，“任意污蔑古人比任意污蔑今人还要不负责任。古人是不能说话的了。对于封着口的人之信口雌黄，我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①但对已被歪曲了的历史人物，作者的笔则是要采取反叛的途径的。孔孟有虚伪的一面这原是客观事实，而沫若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和盘托出这一面，那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都在鼓吹尊孔，妄图借历史的幽灵以掩饰他们的丑恶面目，用“大成至圣先师”的香火以迷惑大众的心窍。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情地刨了这些坏种的祖坟，的确可以收到讽谕的效果。
栖身了无风处的沫若，尽管不能亲历祖国境内斗争的风浪，但他也还是感觉到了浪头迎面扑来，他不愿坐视，迫切需要参战，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写小说、做文章都能配合。遗憾的是自己时时痛感对于国情的隔膜，无法从祖国人民活生生的生活中采撷资料进行创作。近来不是有人责备他“石女化”了吗？他不想辩解，对他说来要紧的是行动。他一天都闲不住，就连胸部生了碗口大的痈，医生说有生命之虞，他也还要坚持读书、看报和作文。疼痛难忍的创口，使他产生一个执拗的念头：“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大约已经变得来只晓得吃自己的赤血球，不会再抵抗外来的细菌了。”②他多么渴望返回祖国，直接参加火热的斗争生活。
①《从典型说起》，1936年10月《质文》第2卷第1期。
②《归去来·痈》
沫若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祖国的动静，每有好友来访，总要尽情谈论抗日的形势。这种对母国无限怀念的心情，在他题赠给朋友的一首五律中，表现得极为真切：
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
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
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
难甘共鱼烂，矢得一升腾。①
①《汐集·信美非吾土》
离别祖国快十年了，无论国还是家，都发生了怵目惊心的变化。亲爱的母亲和大哥已于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先后病故，最使沫若痛心的是无法回国奔丧。来日本的第五年，又由沫若亲自接生，新添了一个儿子志鸿。家庭的拖累倒不算什么，最难受的是精神上的种种刺激。一九三六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原是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的武装政变，宪兵居然也要把沫若拉去询讯。此次暴乱很快被平息，其后执政的广田内阁更加反动，积极策划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在经济上推行“战时体制”，在政治上则搞什么“国体明征”，并实施“社会新编制”，妄图健全法西斯体系。生活在这样一个比监狱还不如的国度，连一般有爱国情绪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被加紧监视中，何况对郭沫若？他想起有人说他“海外十年”是在享清福，诚然，比起“火线十年”或“铁窗十年”的朋友，自己委实要惭愧得流泪的，不过他实在并不想再这样“福气”下去。
这年年底，在福建省政府供职的郁达夫，以出国购买印刷机为名顺道游历日本。当他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佐藤家门前时，可把沫若和安娜乐坏了。十年不见，一旦重逢，彼此不知有多少话要相互倾诉。达夫和沫若专门约见了一次，两人畅谈了整整一天。记得一九二十年达夫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广州事情》，沫若站在当时的立场上曾去信批评这篇文章“倾向太坏”，后来再加上王独清的挑拨，达夫“因一时感情作用”而与创造社脱离了关系，两位亲如手足的朋友之间顿生龃龉。然而一旦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便什么隔阂都消除了。眼下，他们取着偏僻的路径并肩而行，时而漫步在真间山一带，时而徘徊于江户川畔的大堤上，冬阳煦煦，江风习习，友情的话语互相温暖着心肺，这中间自然少不了谈论中日两国交锋的形势，达夫希望沫若再度归国共事，沫若何尝不想重温旧梦？
在达夫滞留东京期间，沫若曾先后应改造社、中国文学研究会、东京诗人俱乐部、日比谷山水楼主人之邀，出席他们为达夫举行的欢迎会。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