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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雾重，随着一批进步力量被迫撤离，曾有过的一点抗战气氛也消失了，一时间各种活动都处于停顿的状态。留在重庆的郭沫若，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勤业、勤学、勤交友”，在活动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节制，以保存力量，准备开展新的斗争。他极为钦佩恩来做任何事都那样稳健周密、认真细致，有恩来在，他就定心、舒坦得多。他写信给已去香港的夏衍，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①的确，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这块小小的“租界”上，沫若正依傍恩来这棵“大树”，酝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一次前所未有的较量。
①见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三十六
天官府原是一条冷落的小街，据说得名于明宣宗朱瞻基恩赐吏部尚书蹇义的府第，由于一九三九年遭受了敌机的大轰炸，如今疮痍满目，瓦砾成堆。自从文化工作委员会设在天官府街七号以后，郭沫若全家也搬到了这条街四号三楼居住。寓所虽有三间，但屋子很小，而且已被炸弹震裂，粉墙早就剥落成半裸体的竹蔑。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危楼”，沫若戏呼之为“蜗庐”，朋友们却把它当作“我们的解放区”，因为周恩来常在这里召集民主人士或文化工作者开会，有时多达六七十人，大家尽可以开怀畅谈，毫无顾忌。小街从此苏醒过来了，活跃起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的一天，阳翰笙来“蜗庐”与沫若商量工作，不一会恩来也欣然而至，他提出要庆祝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沫若谦辞道：“我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不必了吧！”恩来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听了这话，沫若不再吭声了。恩来将这件事交给翰笙负责，并叮嘱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参加筹备工作，一定要把这次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为此，特以中共南方局的名义通电成都、昆明、桂林、延安以及香港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庆祝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希望各地密切配合。①经过一番努力，很快约请了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翦伯赞、章伯钧、罗隆基、侯外庐、王昆仑、屈武、黄琪翔以及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本人亦在列。
①据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寿人寿世此情真”，重庆的各家报纸，早在沫若生日的前几天就披露了庆祝活动的消息，人们都在热切期待十一月十六日的到来。悬弧之辰的早晨，是《新华日报》首先揭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头版刊载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第三、四版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潘梓年、沈钧儒、沈尹默以及苏联大使潘友新等人的贺诗或贺词。沫若先睹为快，他翻开报纸，立即被恩来一句句、一段段恳切的言词所感动：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下面，恩来还分析了沫若的三大特点：一是丰富的革命精神，二是深远的研究精神，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他不同意有人说鲁迅的韧性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沫若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他指出“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沫若的眼睛湿润了，报纸上的字迹似乎越来越模糊，慢慢地幻化为恩来的笑容。他对秘书翁泽永说：“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①
①翁植耘等：《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第38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悬弧之辰的下午，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参加者两千余人。会场设在餐厅和院子里，从午间起宾客就纷至沓来。秋阳洒着金辉，粉墙四周悬挂的郭沫若、鲁迅、屈原、李白、杜甫、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雪莱等人的画像显得格外明亮。会场内外陈列着文化界人士和各界群众以及国民党官员送来的寿联、贺诗和立轴。此外，大楼“文化之家”的檐前还高挂着一枝五尺多长、碗口般粗的毛笔，笔杆上嵌有“以清妖孽”四个大字。这是鹿地亘和一批青年人合送的寿礼，吸引了众多宾客的注意。这里辟有三间专室，展览寿星二十五年来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心血结晶，有各种专著和译本，亦有手稿，总共八十多种，约两千余万字。
同时还陈列了他各个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
纪念茶会由自称“老少年”的爱国将领冯玉祥主持。他在开幕词中，对郭沫若的革命劳绩、爱国热忱和赤子之心备加赞扬，强调纪念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沈钧儒的发言表示出他对郭沫若的热爱，他殷切希望沫若要更多地写些反映劳苦人民生活的诗篇，同时也要在当前蓬勃的民主运动中发出更有力的战斗呼唤。周恩来在发言中则指出，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而且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是他的著作抑或行动，都燃烧着烈火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苏联友人米克拉舍夫斯基也到会，他热情称颂寿星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即使在苏联，也有着“郭沫若”的响亮的名字，因为他的创作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为了人类的文化，愿郭先生千秋亿万岁。会上相继发言的还有老舍、张道藩、黄炎培、张申府等人。沫若始终默默地静坐着，右手支住前额，象是在沉思，象是在反省。五十年来的生涯，有不少镜头摄入了心版中：少年时代的勒令退学，青年时代的饱尝异族的冷眼，壮年时代的挥戈疆场，中年时代的埋首古器物研究，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毁家纾难，……这一切在严峻的历史老人面前算是通过了，但自己的现状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不够。因此，最后他在答词中谦逊地说：“如果说冯玉祥先生是个老少年的话，那我简直还是一个吃奶的小娃娃，因为我还有许多要向国家、社会和朋友报德的事没有做好。”他既援引卢梭的《忏悔录》，又讲述燕昭王为郭隗筑黄金台的故事，说明“今日之会，意在鼓励青年们，使大家这样想：象郭某这样的人，也有人纪念，我们努力吧！”他郑重其词地表示：“回首五十年，深感惭悚。从今日起，当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①
①参阅《诗笔灿烂的二十五年》、《创作之寿》，分别见1941年11月17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
悬弧之辰的晚上，天官府七号红烛高烧，“亲朋”满座，文化界人士在这里聚餐为郭沫若祝寿。酒席计十桌，屋小人多，以致连露天的走廊上也摆了四桌。大家猜拳敬酒，好不热闹。席间，梅贻琦带着酒意说了个笑话，老舍一口气唱了三段京戏，唱的是龚（云甫）派老旦，逗得众人乐淘淘，沫若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十一月十六日这天，延安、桂林、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俱乐部集会，何凯丰、周扬、丁玲、艾思奇、萧三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致电郭沫若表示祝贺。吕骥特将《凤凰涅槃》谱成大合唱，由鲁迅艺术学院学生集体演出。桂林文化界举行了纪念茶会和祝寿晚会，有李济深、田寿昌、熊佛西、邵荃麟等人致词，并由中国戏剧社合唱田寿昌作词、姚牧谱曲的祝寿歌《南山之什》，同时演出了杜宣以沫若回国参加抗战为题材而写的话剧《英雄的插曲》。香港文化界近百人集会庆祝，到会的有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马鉴、夏衍、胡乔木、胡风等人。新加坡文化界则有郁达夫、胡愈之等人发起大型聚餐会，二百余人频频举杯遥祝郭沫若：“先生永生，民族永生！”当天，各地不少报刊也都出了纪念特辑或专号：《华商报》刊载了茅盾的《为祖国珍重》，《大公报》刊载了乔木的《一个真实的人》、杜国庠的《中国历史新研究的拓荒者》，《星岛日报》刊载了叶灵凤的《个人的铭感》、宗白华的《欢欣的回忆和祝贺》等文章。这次祝寿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月才结束，纪念文章则陆续刊载了达半年之久。沫若特电谢延安、桂林、香港诸友好，云：
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念，弥深慊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尚祈时赐鞭挞。郭沫若叩。①
①见1941年11月18日《广西日报》、1941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
同时他还写了许多诗词，以答谢沈尹默、陈布雷、柳亚子等人。其中给柳亚子的是一首七律，小序说明此诗敬步柳氏原韵奉和，“兼谢各方诸友好”。诗云：
千百宾朋笑语哗，柳州为我笔生花。
诗魂诗骨皆如玉，天北天南共饮茶。
金石何缘能寿世？文章自恨未成家。
只余耿耿精诚在，一瓣心香敬国华。②
②《汐集·用原韵却酬柳亚子》
为庆祝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重庆文艺界还献出了两台话剧：纪念日前上演了阳翰笙新近创作的《天国春秋》，纪念日后上演了寿星本人刚修改过的早年作品《棠棣之花》。在此期间，著名平剧、楚剧、川剧演员王震瓯、沈云陔、张德成等人，也演出了祝贺专场。
这次演出的《棠棣之花》，是作者根据四年前通盘整理过的五幕剧重新加以增改的，剧情有了更大的变化，人物性格也更加突出了。在修改过程中，曾得到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原稿中写有聂政为母亲“服三年之丧”，恩来即指出：“孟子比聂政晚出，那时候儒家的三年之丧还没有普遍推广，游侠聂政更不会庐墓三年。”沫若认为这是个“非常宝贵的意见”，但这牵连到歌词甚至全剧的情调，因而改起来非常棘手。为保证演出效果，恩来还建议该剧采取全名星制，即从主角到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员担任，结果由石凌鹤导演，舒绣文、张瑞芳、周峰主演。沫若曾多次亲临排演场，为参加演出的青年演员和孩子剧团的少年演员，讲述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和当时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理解和表现角色，同时还为导演和美工选择服装、道具和布景。在排练过程中，他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对剧本作了不少修改和增删。第二幕结尾聂政赴韩城，他原想加一小段喜剧场面，但石凌鹤认为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引起观众大笑，于剧情的气氛极不协调。他们把戏排了两遍：第一次演到春姑献花后即落幕，第二次则把幕升起，加酒家母赠花的场面。经过这一比较，沫若自己也感到后面一种是蛇足，就一挥手表示不必加了。①从这里他体会到，“舞台是戏剧的实验场，一个剧本总要经过好几次的演出，才能够得到它的完成”，“其中有一些部分也的确是可以称为集体创作的了”②。
①翁植耘：《郭老虚心改作品》，1985年9月18日《重庆晚报》。
②《〈孔雀胆〉附录·〈孔雀胆〉的润色》
纯阳洞不久前刚开张的抗建堂，因公演《棠棣之花》而门庭若市，许多观众连看三、四次，周恩来先后竟看了七次。由于该剧颂扬正义和团结起来反对强暴，因而引起广大观众联想到国民党不断搞投降分裂活动的现实，反响极为强烈。剧中插曲《湘累》，很快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中间流传开来，许多人都喜欢唱这首歌：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