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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中间流传开来，许多人都喜欢唱这首歌：
啊，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爱人呀，你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海枯石烂了！
爱人呀，你回不回来呀？
…………
观众们与剧中人春姑怀着同样的心情，盼望“为知己者死”的壮士聂政早日归还。
一九四一年是重庆最阴暗的岁月，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使沉寂的山城又开始活跃起来。一天晚上，恩来约了沫若和另外几位亲近的朋友，到他的寓所曾家岩五十号便饭畅谈，大家都为这次祝寿活动的成功笑逐颜开。饭后，恩来请张颖唱《湘累》助兴，悦耳的歌声启示沫若重温了朋友们的美好赠言和祝愿：“事业百年刚及半，无涯宝藏待君开”（马衡）；“他年驱逐倭奴后，濯足扶桑共举卮”（董必武）。是的，当此第二青春开始之际，“自幸黔头尚未丝，期能寡过趁良时”。他又想起前不久在反战同盟的一次集会上讲过的话：“自己到五十岁了。自己还得要向那荆棘的路上走去。郭沫若的名字和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成绩都不要，只是一个人，为革命干下去。不管我活着的时候革命是否成功，我要一直干到死为止。”①
①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月16日《新华日报》。
郭沫若传第十三章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第十三章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三十七
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共高潮，殃及四十年代初期的重庆，文网密布，特务横行。郭沫若、阳翰笙、石凌鹤等人的一百六十余种剧作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和上演；他们外出，后面往往有特务盯梢。一天，沫若手里拿着两包书从外面走回家，路上发现有两个特务在跟踪，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这两包书就偏劳你们了！”两个特务面面相觑，见沫若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只得接过书来，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①沫若刚跨进门，就戏谑地对立群说：“今天多亏两位‘义务随从’接送！”
①据杨铭庆：《郭老二三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9月版《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在天官府四号和七号的周围，国民党反动派也布置了不少特务在严密监视。四号对面的一间屋子便是他们的一个特工据点，这个屋子的窗口恰好面对沫若的窗口，成天有人在窥察郭家的动静。每当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来到郭家或文化工作委员会时，不但周围的特务们要全体出动，而且从通远门到天官府这一带的保甲长也得紧急动员。有趣的是，在郭家的二楼住着的重庆卫戍司令部通讯营营长李奈西，竟是地下共产党员，当时与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保持着联系。他本是国民党授意监视郭沫若的，可是实际上却一直在暗中保护郭沫若。①
①据翁植耘等：《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第62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普天皆冰雪，依旧要开花。”①不管环境怎样恶劣，斗争总得进行，不过形式更需要灵活、巧妙。既然上演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难于通过，那么不妨演出历史剧，《棠棣之花》上演的成功，可以说为话剧开创了一条新路。沫若五十寿辰之后的短短两个月内，这出戏应各界要求竟三度公演，“上座之盛打破任何演出之记录”，连演了四五十场，居然还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剧团不得不在《新华日报》上“敬向连日向隅者道歉”，并“敬告已看过三次者请勿再来”。周恩来抓住这一大好时机，领导戏剧工作者对《棠棣之花》和历史剧创作问题开展讨论，并建议《新华日报》出专刊，他亲笔题了刊名《〈棠棣之花〉剧评》。沫若自己也总结了创作经验，他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说：
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
①《汐集·题画翎毛花卉三首（二）》
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是愈难于考证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雕塑早就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术发明了。
这个宝贵的经验，后来被许多戏剧工作者当作历史剧创作的原则。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沫若的创作热情，也有力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话剧工作者。当该剧于一九四一年底第二次公演的时候，演员江村等人怂恿沫若以屈原的事迹为题材再写一个剧本，这可真是正中下怀，他慨然允诺。消息不胫而走，一九四二年元旦，报章上就已预告“今年将有《汉姆雷特》和《奥赛罗》型的史剧出现”。
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沫若开始动笔，每天不管社交、会务、应酬活动多么忙，他都要挤出时间写《屈原》。恩来知道了，特地登门看望，并一同讨论创作中的问题，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①沫若会心地微笑着，他在想：屈原的悲剧是一个时代悲剧，今天尽管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类似的悲剧依然还在重演，眼前就不乏这样的事例，大大小小不知有多少呵：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驰骋江南抵抗日寇有功的新四军，竟被所谓国军围剿，……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决计“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时代。
①黄中模：《雷电的光辉》，《红岩》1979年第1期。
“数日来头脑特别清明，亦无别种意外之障碍。提笔写去，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此种现象为历来所未有。……真是愉快。”①由于写得过猛，连一枝新的头号派克笔都被劚断了。他一边写，一边把原稿送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去刻蜡纸油印，往往刻蜡纸的人远远赶不上他的写作速度。整个写作过程完全突破了原先的构思，没有依据一定的步骤，各幕及许多情节差不多都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
①1942年1月11日日记，见《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
一月十一日夜，天官府周围的电灯早就熄灭了，四号三楼北边房间里的灯光却愈来愈明亮。五幕历史剧《屈原》已经写到最后一幕最末一场了，伏在桌上奋笔疾书的沫若，仿佛看见囚禁屈原的东皇太乙庙燃起了一片熊熊大火……。他换了一张稿纸，标明第“126”页，得意非凡地写上了最后几行字：
一切俱已停当，火光烟雾愈烈。卫士垂拱于死者之右侧。
屈原（手执花环在空中招展）婵娟，婵娟，婵娟
呀！你已经发了火，你已经征服了黑暗，你是永远永远的光明的存在呀！（将花环投于尸上）
——幕徐徐下
他这才搁下笔，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山城的冬夜虽然寒冷，但由于过度兴奋，他什么也不觉得。剧本结尾让婵娟死掉，实属异想天开，尤其是她化为永远之光明，永远之月光，更是初念所未及，他确实感到满意。可是睡了一觉之后，突然回想到第三幕中宋玉赠婵娟以《橘颂》尚未交代，便又产生了新的想法：索性用《橘颂》作祭文，和第一幕相呼应，使坚贞的橘树形象贯穿全剧，这是再适合也没有的了。他马上作了修改。至此，全剧本来打算写屈原一世的，结果只写了屈原一天——由清早到夜半过后，但这一天已把屈原的一世概括了。这实在是“意想外的收获”！
《屈原》脱稿后，沫若如释重负，接连轻松了三星期。在这些日子里，他“好象变成了小孩”，总喜欢自告奋勇地把稿子拿出来朗诵给朋友们听，每每四、五个小时都不感觉疲劳。一天傍晚，他把导演陈鲤庭，演员金山、白杨、张瑞芳等人邀到家中，恩来也在座。他先向大家介绍了剧情梗概，然后连念带解释地朗诵剧本，只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义愤填膺，时而低声吟哦。到了剧情高潮，屈原被楚怀王囚禁在东皇太乙庙里，沫若更以凛然的气势在怒吼：
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象这风一样，象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他全身心陶醉于这段《雷电颂》中，就象屈原陶醉于自己的诗篇那样。这一场原就是从《天问》篇得来的暗示，那里面有“薄暮雷电”句，由此幻想成为对于怪力乱神的泄愤。屈原在前几幕中逐渐激化了的愤懑，又借着南后与张仪的侮辱而更加深化，这深深的精神伤害，仅仅靠着骂了张仪是不能够平复的。而且在这之后终竟遭了缧绁，作者存心使屈原所受的侮辱增加到最深度，彻底蹂躏诗人的自尊的灵魂，这样就逐渐迭进到雷电独白。朋友们听了沫若的解释，连连顿首，恩来满意地笑着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①猛然一阵掌声冲破“蜗庐”。
①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人民文学》1977年第1期。
沫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架，神彩奕奕地继续往下念。当屈原的女弟子婵娟得到卫士的同情，逃出樊篱，踉跄奔上神殿，匍匐在屈原的膝前，误服南后阴谋放置的毒酒，为能替代恩师受害，自己含笑死去的时候，沫若热泪盈眶，声音颤抖：“婵娟我的女儿，婵娟我的弟子，婵娟我的亲人呐！”在他看来，婵娟是“诗的魂”，是“道义美”的化身，是使屈原得到安慰而奋斗到死的唯一力量，因而他对她倾注了全部的热情，简直是以自己的生命铸造了这一光彩照人的形象。人们抹着腮边的泪水，沉默地思考着剧作者深邃的话语。就在当天晚上定下了角色：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已饰楚怀王，其余角色亦均由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国艺术剧社、中电剧团的最佳演员担任，因而实际上是“留渝剧人联合公演”。
听说《屈原》完稿了，许多报刊的编辑纷纷登门索求，希望能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沫若为了便于演出，便于斗争，特意与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打交道，将剧本交给了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有位朋友提醒他当心稿子被“扣压”，他回答道：“我还没有把这个花瓶敲碎之前，国民党的报纸就还得给我发表剧本。”①说完哈哈大笑。这位朋友当然知道，所谓“花瓶”，是指国民党把郭沫若这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当作装饰品空摆在那里，以标榜民主。沫若早就想“摔碎这个花瓶”，可是必须顾全大局。果然如沫若所料，有关当局只好让《屈原》连载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七日《中央日报》副刊。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者的春秋笔法，大发雷霆，狠狠指责部下说：“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立即下令撤销了孙伏园的编辑职务，然而其社会影响已无法抵销。
①《访问王亚平同志的谈话记录》，见黄中模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三月初中华剧艺社正式开排《屈原》后，斗争更加复杂。国民党反动派起初一再阻挠，甚至妄图下令禁演，可是经不住人们的质问：“《中央日报》能够登，为啥不能演？”继而他们又威胁国泰影剧院老板夏云瑚，要他把中华剧艺社从戏院赶走，幸好夏云瑚能明辨是非，终以不演戏无法赚钱维生作为借口予以顶住。演员们天天聚在“国泰”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