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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都在上海《黑潮》杂志上刊登了出来，当时颇负盛名的《时事新报》还采用《抵制日货之究竟》作为社论，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借口，那文末的七绝：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
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
更喊出了亿万同胞的心声。
为了工作的方便，夏社订了一份《时事新报》，这成为郭开贞经常阅读的一个出版物。该报学艺性副刊《学灯》办得非常活泼，广泛刊载介绍各种新思潮的文章，反映了“五四”以来国内文化界的真实动态。特别是宗白华（1897—1986）接替郭虞裳担任该刊编辑后，增设了“新文艺”专栏，主要刊载新诗，引进文艺新潮，因而开贞最爱读它，一度与它“相依为命”。九月初，他偶然从这里第一次读到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送慕韩往巴黎》。诗的语言平白如话，使开贞委实吃了一惊：如果这就是新诗，那么自己以前写的一些口语形态的诗也尽可以拿出来发表了。有了这种自信，他便将《鹭鹚》、《抱和儿浴博多湾中》两首抄寄给《学灯》，首次署名沫若，没有想到当月十一日诗稿就见报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作诗的兴会从此陡然大增。
诗国的英雄们大都重主观，强调写我为主。沫若一跨进诗国大门，就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偏于主观的人，他要借诗歌这支芦笛以抒发自己的胸臆。他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必须“表现自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每读一遍《我之歌》，就感到与惠特曼又贴近了一步。惠特曼喜爱大海，曾云：“我和你合为一体，我也是既简单又多样。”郭沫若同样也喜爱大海，每当他扑向大海的怀抱，就觉得自己好象也与大海合为一体了，《浴海》
一诗中分明这样写道：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惠特曼对郭沫若的巨大魅力，更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套都摆脱干净了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相合拍。《草叶集》雄浑、豪放的调子震撼着沫若的心魄，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感到诗兴的猛袭，“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①，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喷薄而出，化作了斑斓、灼热的篇章。
①《沸羹集·序我的诗》
他以反叛传统的精神，为被世俗认作“匪徒”的人物大喝赞歌：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这首题为《匪徒颂》的诗共有六节，不仅歌颂了包括列宁在内的一切社会革命的领袖人物，而且为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杰出代表三呼万岁。
“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沫若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他怀着火一样的心肠为她勾勒新颜，为她描绘理想，为她尽情歌唱。同时他把养育他的地球当作母亲，无限深情地向她倾吐衷肠。
那是年假中的一个上午，沫若正安静地坐在福冈图书馆里看书，突然诗兴袭来，再也不能安坐片刻，他似乎听到地球“母亲”在轻声呼唤他的乳名，看见她热情地向他伸出双臂。于是他冲出图书馆，急步跑到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脱了“下驮”（日本的木屐），光着脚板踱来踱去，还不时地躺在地上，和地球“母亲”拥抱、亲吻，以接受她的爱抚，感触她的温存。他偎倚在“母亲”的怀中，有那么多贴心的话向她倾诉：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①
①《地球，我的母亲！》，见《女神》第2辑。
诗句就象喷泉般地直往外涌，这大概就是灵感吧？对，必须及时抓住它。沫若神色紧张地奔到家里，连话都顾不上跟安娜说一句，随手拿了一张纸，也来不及摆正，就一头扑在矮桌上写起来。诗成后，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口中反复低吟着，好象在向“母亲”宣誓：“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这种对四海同胞的深切感念，又驱使他随即走出家门，去为一位回国探亲的广东同学送行。他自告奋勇地扛着沉甸甸的大皮箱，连肩都不换一下，便一口气把同学送上了火车，他觉得这是大地“母亲”给自己体内输送来了安泰的力量。
在这段时间内，诗神频频光顾，不断撩拨着沫若的情思。三周后的又一个上午，沫若正坐在课堂里听讲，不知哪儿传来了鸟鸣，“即即”“足足”，不绝于耳……这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古代天方国的神鸟“菲尼克司”在悲啼？噢，大概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凤凰。回想少年时代在乐山上学，清晨常去城外的肖公嘴散步，不是一再听到过这种鸟的叫声吗？……“即即”“足足”中幻化出丹穴山上这样一幅景象：“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在这惨淡、阴冷的除夕，凤与凰同心协力啄燃了它们衔来的香木，在烈火中翩翩起舞、哀哀歌唱，等待着死亡。古神鸟在缪司的灵光照耀下，就这样与诗人自我、与整个旧中国合成一体。沫若多么希望旧我、旧中国以及一切黑暗的化身都能在这熊熊的烈火中焚毁。他借凤之口，诅咒了那腥秽的旧中国：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
《凤凰涅槃》的前半篇就如此这般地一气呵成。
当天晚自修后行将就寝时，突然灵感的火花又爆发了。沫若激动得一会儿象站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峰顶上，牙关直打颤，一会儿又象曝晒在赤道的烈日下，热汗尽往外冒。他只得伏在枕上，任凭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用铅笔火速地录下“生底颤动，灵底喊叫”：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
我们光明呀！
我们光明呀！
一切的一，光明呀！
一的一切，光明呀！
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
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
………
这是“凤凰和鸣”，诗人讴歌凤凰“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得到了更生，《凤凰涅槃》一诗至此赓续成篇。沫若放下笔，好象自己也与凤凰一起得到了更生，苦难的祖国也得到了更生。他的感情平复下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激动时如同“一匹奔马”的他，这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僵卧在床上动弹不得。
火中再生的凤凰，更加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他觉得自己身上储有“全宇宙底Energy（物理学所研究的“能”）底总量”，就好比一条“天狗”，敢于吞下日、月和一切星球以至全宇宙，从而庄严地宣布：“我便是我了！”①“我”到底是什么？“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崇拜工农，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偶像破坏者，因而“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②。显然，诗人的泛神论和个性解放思想诱发了叛逆精神的总爆发。
①《天狗》，见《女神》第2辑。
②《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见《女神》第2辑。
沫若的如狂涛暴涨般的创作激情，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年上半年，共写了几十首新诗。一年后，他把这些篇什连同在此前后写的一些新作、旧稿，结集取名为《女神》，以单行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他在《序诗》中说：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很快就找到了千百万与诗人的“振动数相同”、“燃烧点相等”的人，点燃了他们胸中革命的火焰。沫若为诗坛竖起了一座丰碑，“《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①！正是这永生的女神，弹拨着时代的琴弦，鸣奏出雄浑遒劲的乐章，激励着我们的民族掀翻旧世界的筵席，冲决一切罗网，向着“至高的理想”挺进！
①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1923年6月《创造周报》第4号。
八
郭沫若之所以会凫进文艺新潮，是有赖于《学灯》编辑宗白华（1897—1986）的提携。在白华看来，要在文艺上摆脱两千多年传统形式的束缚，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沫若正具备这种人格，因而新诗人也就应运而生。宗白华比郭沫若小五岁，他们虽然素不相识，只是由于一九一九年冬沫若对《学灯》所载关于墨子的一篇文章持有异议，两人才开始通信，但很快便成为莫逆之交。从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到上海望平街（今山东路）《时事新报》社，这两个年轻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白华十分赞赏沫若的诗，说是自己“最爱读的”。他在报社，每天傍晚总要凑近编辑室堆放信稿的小桌子，仔细看一看邮差新送来的稿件——这些都出自四面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之手，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春、朝气、希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①白华迫不及待地翻阅着，掩饰不住满心的欢喜，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世。他多么希望每天能发表一首郭诗，好“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
①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1941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
经宗白华介绍，郭沫若同时又跟田寿昌（名汉，1898—1963）通信、做诗友。当时寿昌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白华非常器重他，祝愿他和沫若“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三人相知恨晚，彼此引为同调，虽都未谋一面，但书信往来频繁，就象陷入了恋爱状态一样：或互相倾诉内心的不平，真诚地进行自我解剖；或缅怀美好的理想，相率神驰“天路历程”；或共同探讨人生、事业，文化、艺术，以至婚姻和恋爱。这友情的甘露点点滴滴洒在沫若的心头，他感到欣慰，他感到振奋，他要把全身的血液来做浇灌友谊之花的水，他要把全身的脂肪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三人之间，伴随着尺素书往来的还有诗文手稿，各各欣赏一番之后，每每还要发一通议论，既是谈创作经验，又是进行文艺评论。一九二○年一月十八日，沫若在给白华的信中说：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
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l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
如果说这时郭沫若已形成自己的诗论，那么这就是它的核心。他明确提出诗只能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是“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音乐），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曲调）”，而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