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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读后感，有的象诗，有的似抒情散文，有的则是短评，这简直成了一种不定期的手抄本“回览式的同人杂志”。有人为这个别具一格的杂志取了个名字，叫做《Green》，中文译音为《格林》，意即绿色，取其象征生命，象征希望。该刊第一期的主要作品是成仿吾的短篇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第二期的主要作品是陶晶孙用日文写的短篇小说《相信运命》，后由沫若建议译成了中文，并改题为《木犀》。这两篇后面都留有沫若的手迹。被达夫誉为“散文诗”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实际上描写的是仿吾自己的留学生活，表现了流浪人的孤冷的情怀：新正初一，流浪人独自漫步街头，见有许多人无声无息地“跟着那抬灵柩的跑”，只有放风筝的孩子快乐地在雪地上蹦来蹦去，有的在“丢雪球儿玩”。达夫说“通篇被一种灰色的气氛充满了；令天涯愁客，不敢再读”，而沫若却读了又读，他以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由仿吾的小说幻化出一个新的境界：
仿吾！流浪的人！
待我再来丢个雪球儿罢，
抬灵柩的人我们让他跑去！
我们要把这满腔底氤氲，
酝酿成弥天的晴雪，
把生命底潮流美化，净化，韵化！
不可思议的雪哟！
我祈祷你永远存留，
待到地球冰化哟！①
①见1922年3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Green》确实代表了这一群凫进文艺新潮的年轻弄潮儿活泼的生命力与勃然的希望，它虽然没有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从此大家更热情地创作，也更想对新文学运动发表意见。这样，组织文学团体和开辟新园地的要求，便愈来愈迫切了，于是，沫若的脑海里又漾出了二、三年前他分别与张资平、成仿吾洽商邀集同人筹办纯文学杂志的情景……
郭沫若传第四章 敲响“创造”的大钟
第四章 敲响“创造”的大钟
十
沫若对文学的狂热，越来越导致对医学的厌弃，几度想转学文科，终因挚友和爱妻的劝阻而作罢。他于烦闷绝顶之际，迎来了满怀希望的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正当他提笔给田寿昌写信的时候，恰好又收到了成仿吾的来信，大伙儿不约而同，谈论的都是关于筹办纯文学杂志的事。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①。他们明白，如果说前阶段新文化运动的锋芒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那么现阶段应当着重于新文学的建设了。这个想法，不但意味着博多湾上的旧议的复活，而且在认识上又前进了一步，为日后成立社团奠定了思想基础。
①成仿吾语，见1921年1月18日郭沫若致田寿昌信，1930年3月《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
不久，仿吾连大学毕业考试都顾不上参加，就忙不迭地应正在改组编缉部的泰东图书局的邀请，准备去担任文学科编辑主任。沫若觉得这是实现他们愿望的好机会，便决计暂时休学，跟仿吾一同回上海工作。四月一日，两人在门司市会面后登上轮船，风急浪大，仿佛置身于摇篮之中。大海在欢跃，船儿在游曳，白鸥在追踪，眼前的这一切物象，好象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沫若顿时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他与仿吾同睡在三等舱的一只角上，读着仿吾随身带的德译本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和《新时代》（即《处女地》），与这些书中的人物交上了朋友，发觉自己的性格颇有点象《新时代》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不是吗？“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有些高蹈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①轮船驶入黄浦江口，沫若倚着船栏远望，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平和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他恨不得跳进江心，饮几口国内同胞喝惯了的水。跨进市区后，他盱盱晘晘，想好好看一看这阔别了六年的上海滩。黄毛蓝眼的水兵狎持妖艳的女郎，驾驶着马车横冲直撞，留下一股股难闻的腥骚味和一串串刺耳的笑声；大腹便便的老爷伴着嘴唇猩红的太太，从铮亮的乌龟壳里爬出爬进，在变幻万千的霓虹灯下，他们的脸色一会儿发青变紫，一会儿又闪着血的红色与鬼的绿气；挂满了烧鸡烤鸭的橱窗里，透过灯红酒绿的折射，一双双被饥饿之火灼伤了的眼睛，……原来这理想中的“平和之乡”，不过是光怪陆离的“冒险家的乐园”！从梦中惊醒了的沫若，感觉到了幻灭的悲哀。
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沫若和仿吾落脚下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三百二十号泰东图书局编辑所，不料改组的事已成泡影，人家已经有了编辑班子，因而对待他们的态度并不热情。泰东图书局原是个资本空虚的小店，经理赵南公只顾赚钱，虽要他们帮助编书出刊物，却迟迟不下聘书。仿吾见此地没有容下两个人的位置，便叫沫若留下继续经办上海的事，自己则回到家乡去，在长沙兵工厂当了一名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沫若独寓在编辑所里，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是要出一种纯文学杂志，三番五次与书局经理交涉，终于获得同意。然而孤单单无人可商量，事茫茫没有一点头绪，到底杂志该用什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由哪些人供稿，怎样结社，如此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定出具体的办法。看来有必要重赴日本，以走访各地的朋友，征询他们的意见。
六月初，沫若回到福冈。离家仅两月，可妻儿已被追求高额租金的房主逼得搬了家。当他看到在新居门口玩耍的蓬头垢面的和儿，以及背负着博儿里里外外奔忙的安娜，忍不住“泪浪滔滔”。为了丈夫的前途，枕边还来不及叙完离愁别绪，第二天安娜又把沫若送上去京都的火车。
在京都，沫若与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李闪亭、沈尹默等人晤谈后，随即又赶往东京。他坐在夜车里，独自盘算着办杂志的事：友人们的态度不能说不热情，不过大家的课业都很重，稿源将难免供不应求，似乎以出季刊为宜；至于刊名，谦逊一点可用《辛夷》，夸张一点，不妨就用《创造》。有了这番比较周密的考虑，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何况他知道，去年仿吾也曾多次与达夫、资平等人商议过这件事，现在再谈正是时候。
到了东京，他先去骏河台杏云病院，看望因胃病而住院的郁达夫。久别重逢，正是“六年别泪知多少，不道相逢泪更多”，两人的感情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达夫问起上海新闻杂志界的情形，沫若气呼呼地说：“别提啦！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近来什么小报，《礼拜六》、《游戏世界》之类又大大抬头。有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当作工具，去和政治团体相接近，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从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歇斯底里）的患者！”他还尖锐地指责了那些连德文字母也不识的人，竟在那里侈谈康德、尼采和超人，连法文巴黎也不知道的人，居然在那里妄评柏格森的哲学。
“但是我国的鉴赏力，同这些文学的流氓和政治家，恐怕如鲍郎郭郎，正好相配。”达夫不无讽刺意味地答道。他联想到他们将要办的刊物，又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我们的杂志，若是立论太高，恐怕要成孤立。”
“先驱者哪一个不是孤立的？我们且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吧。”
沫若的话入情入理，达夫没有再说什么。
紧接着，沫若又访问了田寿昌和其他许多朋友，但对此事最热心的还数达夫。于是在达夫出院后，沫若又赶到他的寓所第二改盛馆去，并邀来了张资平、何畏和徐祖正等人。初夏的东京已经开始了燥热，在这间六铺土席的屋子里，由于一下子接纳了好几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顿时不免显得又挤又闷。最爱讲话的何畏，在听沫若谈了日前看的电影《格里格里博士》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分析之后，正兴致勃勃地就此生发开去，喋喋不休地议论社会上的犯罪现象，主人达夫打断了他的话头，表示：“我们还是乘沫若在这里的机会，赶紧商量商量办杂志的事吧。”病后格外清瘦、苍白的他，说了这句开场白就带住了。大家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前庭饱满、双目充溢着睿智的沫若。
“你说说看，咱们的刊物取个什么雅号？第一期是不是已经约到了些稿子？还要兄弟们凑些什么？……”尚未待沫若开口，多嘴多舌的何畏又连珠炮似地向他射出“话流”。从来不爱多说话的徐祖正扯了扯何畏的衣角，示意他住口让沫若来讲。
“刊物我建议取名为《创造》，我们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个光明的世界！”这后面一句抑扬顿挫，如同朗诵诗歌，特别有激情，博得伙伴们的一片掌声。“至于稿件嘛，就得靠兄弟们出力啰！”沫若以期待的眼神环顾着大家。
“没说的，我先报，向你老兄学习，来一首诗，题目可还没想过。”何畏邀了头功后，又转身对张资平说：“你去年发表的那个短篇小说《约檀河之水》，实在写得不坏，再来一篇怎么样？”
“行！我正在构思一篇，是写一个中日混血儿的悲惨遭遇的故事，等考试结束后动笔，暑假缴卷。”张资平到底是学地质的，一个鎯头一个印，十分干脆。
“对了，你以前寄给我看过的长篇《冲积期的化石》，可以作为我们社的丛书出版嘛！达夫已经脱手的《沉沦》、《南迁》、《银灰色之死》这三个短篇，不也可以结为一个集子吗？”沫若极为钦佩达夫的创作才能，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你再给《创造》写点什么吧？”
“放心，我可能远不止提供一篇呢！”神气间常带点忧郁的达夫，这次为了同人刊物有了出世的希望，显得有些亢奋。他指了指桌上的一叠稿纸，接着说：“这篇《友情与胃病》马上就好了，说不定我要给《创造》写篇更象样的东西。”
就在七嘴八舌中，决定了《创造》暂定为季刊，出版的时间愈早愈好，创刊号的稿件由各人分头在暑假期间准备起来。一个日后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就这样在一次平平常常的几个年轻人的集会上诞生了，时为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下午。
七月初，身负重任的郭沫若又由日本匆匆赶回上海，精心筹办《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他哪里知道，中国共产党刚在此地诞生，代表们正在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大展宏图。他仍栖居于泰东图书局编辑所里，小小的一间厢房权当卧室兼工作室，而且是与一位姓王的编辑合住的。本来盛夏季节暑气的熏蒸已够难受，汗水从毛孔里滋滋地往外冒；更糟糕的是，那位编辑总喜欢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英文或弹奏风琴，实在叫人不得安宁。为了加紧工作，沫若常用毛巾连头带耳地裹起来，以排除干扰，不知内情的人每每以为他头痛，他只好苦笑着默默顿首称是。案头堆积的文稿齐眉高，有的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创造社同人的作品，有的是新近由友人推荐的诗文，也有一些是自己的手稿。“他修改别人的稿子，和对待自己的创作一样，非常严肃认真”，特别是润色诗稿，“他总要一面改，一面念，一再推敲，力求字句妥帖，音节和谐”。郑伯奇推荐的王独清（1898—1940）的译稿《新月集》，由于基础太差，就曾由沫若挥汗为他大改特改，几乎重译了一遍，这才列入“创造社丛书”正式发排。①
①郑伯奇：《忆创造社》，《文艺月报》1959年6月号。
八月五日，沫若的诗集《女神》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打了头阵。接着，朱谦之的《革命哲学》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又分别作为丛书的第二、第三种，相继于九月和十月间问世。这些图书的畅销，为泰东图书局闯出了新局面，因而增添了赵南公与创造社合作的信念和劲头。可是沫若却不想在上海久住，他感到这些日子来，就好象猴子落在沙漠里一样，烦躁得要命。他心里明白，要想在上海滩靠文笔吃饭、养家，未免太天真了，还是去日本完成未竟的学业之后再谋职比较有保障。于是便向书局推举达夫以自代。达夫于八月下旬抵达上海，九月初沫若就启碇东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