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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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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    
    记得是十年前,我在东京访学时,问过许多日本学生,最喜欢的中国历史人物是谁,都说是诸葛亮。为什么?除了聪明才智,还有就是身上那种特有的“妖气”。说来有趣,同一个孔明,中国人欣赏他鞠躬尽瘁,日本人喜欢的则是其神秘色彩。这与中日两国民众看待生死、幽明、神人等的方式,不无关系。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谈及《三国演义》写人的缺失,有这么一句:“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第十四篇)前半句我很赞同,后半句则不无保留。因为,在我看来,这是用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没考虑到中古时代人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特征。像孔明那样的绝代军师,知晓天文地理,熟悉阴阳五行,还会摆弄奇门遁甲等方术,一点都不奇怪。以军师而兼巫师,神神鬼鬼,虚虚实实,这样的描写,既有历史依据,更符合“小说家言”的特性。晚清以降,崇信科学的中国人,开始质疑诸葛亮的智慧超常与法力无边。那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而且过于相信“七实三虚”之类的说法。反而是日本人,离得比较远,可以超越功利的计算,故对《三国演义》会有另外一种读法。    
    经由知识精英“破除迷信”的努力,今日中国,对于神鬼的世界,要不彻底沉湎,要不完全拒斥,难得有比较圆通的见解。返观东邻,平安朝阴阳师安倍晴明的超现实故事,居然成为流行读物,而没人追问鬼神之有无,或者慰灵之是否必要。你可以说,这是叨了科幻小说以及灵异电影的光,时至今日,即便中国人,谈论魔鬼、灵魂、巫术、神迹什么的,也都已经没有多少禁忌了。可放眼中外的书界与影坛,到处“人鬼情未了”,何以如此,还是个值得探究的谜。    
    对于鬼神之有无,中国人的态度其实很通达:喜欢谈论,但并不坚执。很长时间里,明知“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仍有无数儒生对“志怪”一往情深。个中原因,可借用清人袁枚《〈子不语〉序》的自我表白:“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不见得真的相信鬼神,可鬼神故事“游心骇耳”,娱乐性很强。于是,读书人纷纷以谈狐说鬼自娱或娱人。    
    同样谈论鬼神故事,从《搜神记》的力图“发明神道之不诬”,到《阅微草堂笔记》的“半属寓言,义足劝惩,固不必刻舟求剑尔”,两千年间,讲述 / 倾听了无数凄厉阴森、哀感顽艳的鬼神故事的中国人,很难说真的“笃信鬼神”。否则,便无法解释何以近百年来,鬼神基本上从中国文坛消失。启蒙者的呼吁以及政治家的提倡,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与普通民众本就“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有关。当然,这说的是近百年的情况;如果倒退到汉魏六朝,那时之盛行鬼神志怪之书,“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    
    日本的情况,大致也类似。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谈论鬼神,最好将故事放置在一个幽明尚未十分清晰的时代。《阴阳师》系列小说的第一则《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开篇就告诉我们:“平安时代——仍然是个民智未开的时代,有好几成人仍然对妖魔鬼怪的存在深信不疑。在这样的时代,人也好鬼怪也好,都屏息共居于京城的暗处,甚至在同一屋檐下。妖魔鬼怪并没有藏身在边远的深山老林里。”有了这个交代,以后平安京里百鬼夜行的场面,便也都见怪不怪了。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公元781年即位的桓武天皇,其如何积极推行新政,从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可以不必考虑;但作为知识背景,此后四百年间文化上的几个趋势,必须略为知晓。不然,阅读小说时会有些许障碍。一是僧侣纷纷入唐取经,归来后建宗立派(如最澄、空海),使得佛教信仰在日本国民中间更加深入骨髓;二是平安前期,汉文学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嗜好《文选》或模仿元白体成为一种时尚,某些著名文人的作品,据说“如果放进《唐文粹》、《文苑英华》之中,中国人看了也不会想到是出自日本人的手笔”(内藤湖南著,储元熹等译《日本文化史研究》,1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三是日本文学到了平安中期,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影响,走向独立和成熟,“可以说和泉式部的和歌同清少纳言的随笔、紫式部的小说是代表这一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三大杰作”(坂本太郎著,汪向荣等译《日本史概说》,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四是平安朝的礼仪、律令、教育制度等多模仿大唐,但作为凌驾于众多官僚之上的特殊机构,阴阳寮的设立以及发挥重要作用,却是日本人的独创。    
    专家告诉我们,日本古代的野史笔记以及小说如《大镜》、《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古今著闻集》、《续古事谈》、《源平盛衰记》、《平家物语》等,有若干关于平安朝阴阳师安倍晴明的故事。在开篇之作《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中,梦枕貘确实多次引述《今昔物语集》,给人“言之有据”的感觉;可很快地,作家完全抛开典籍,纵横六合,翻云覆雨。理由很简单,一来古书中可供借鉴的情节,其实很有限;二来有“历史考据癖”的读者,不会太多。只要善用方术而又处事圆融的安倍晴明,其占卜施法降伏厉鬼的故事能不断博得读者的欢心,作家就不用担心“无稽之谈”之类的指斥。毕竟,这是驰骋想象力的小说,而不是严谨的历史著述。    
    鬼故事中蕴藏着的人情物理,以及极为丰富的想象力,是其吸引读者的关键所在。至于落实到梦枕貘的《阴阳师》,什么是咒,何处有灵,以及怎样驱逐厉鬼,其实不是很重要。关键是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心情。谈论鬼神,一如描摹人间,同样是没完没了的“爱恨情仇”。    
    以我的粗浅观察,慰灵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对于日本民族来说十分重要。在日本,“灵魂信仰”古已有之。将死于非命者尊奉为神并祭祀之,这种做法很有人情味。因其不分敌我,只要是死于战乱,一律供养,以慰亡灵。明治初年,这种思想依然流行。比如,东京惠比寿附近的台云寺中有座慰灵塔,便是祭祀“日清战争”中阵亡的中日两国军人。而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新政权为了与政敌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也有必要通过祭祀的方式,安慰失败者的亡灵(参见拙著《阅读日本》,55页,9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如此慰灵,主要目的是摆脱怨鬼的纠缠;因此,是安抚而非镇压。这就决定了阴阳师安倍晴明不仅具备高深的法力,更必须通达人情。    
    就像小说里说的,妖怪也是各种各样,“既有为祸人间的,也有与人无碍的”。即便是那些只具有负面价值的鬼,很可能也有不得不如此作为的苦衷,同样值得理解与同情。请听《鬼恋阙纪行》里女鬼龙胆的自白:“变作凄厉之鬼,夺取无关者的性命,我的内心遗憾不已啊……”循此思路,《阴阳师》讲述的是诡异的案件,却取抒情的调子。故事的结局一般来说并不惨烈,而多低回婉转,余音绕梁。就拿最为血腥的《黑川主》来说,主旨是如何解救受害的绫子,而不是惩罚作祟的黑川主。小说的结尾,黑川主带着他和绫子所生的孩子回到河里去,慈悲为怀的安倍晴明并不希望赶尽杀绝。《聊斋志异》里的花妖狐魅,大都美丽多情,因而人见人爱;《阴阳师》的设计却不一样,鬼就是鬼,还会吞噬人命,只是你不妨“略其迹而原其心”。天竺乐师汉多太的鬼魂之所以潜入宫中,取走玄象,一是怀念妻子,二是弹奏琵琶抚慰自己的心灵。他只希望与酷似亡妻的宫中女官玉草共度一宵,然后永远消逝。此愿无法实现,安倍晴明好言相劝,让其附体在玄象上。于是,奇迹出现了:“此玄象如同有生命者。技巧差者弹之,怒而不鸣;若蒙尘垢,久未弹奏,亦怒而不鸣。”(《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    
    最能说明鬼之“与人无碍”者,当属那个比赛和歌失败,绝食而死,成了鬼依旧不依不饶的壬生忠见。如此鬼魂,实在太固执了;可这倔强劲,不也显得很可爱?这样风雅的鬼魂,与之结交,又有何妨?《鬼恋阙纪行》中所有的人鬼,包括喜欢寻花问柳的朝臣藤原成平,不忘旧情的皇上,前来复仇的痴心女子龙胆,还有凭借一束皇上表示忏悔的头发劝转复仇鬼魂的晴明和博雅,都是十足的风雅之士。    
    以前读《枕草子》、《源氏物语》等,曾深深感慨平安时代贵族生活的优雅。梦枕貘大概也对此心驰神往,故《阴阳师》中刻意经营这一点。就拿阴阳师安倍晴明的庭院来说吧,其布置便很有情致。请看《栀子女》的开头部分:    
    晴明的家一如往日,四门大开。    
    杂草丛生的庭院,驻足门前便可一览无余。这里与其说是家宅,不如说是现成的一块荒地。    
    围起宅子的,是有雕饰的大唐风格围墙,顶上有山檐式装饰瓦顶。    
    博雅打量着围墙内外,叹一口气。    
    午后阳光斜照庭院。    
    院子里,芳草萋萋,随风起伏。    
    路径与其说是着意修的,莫如说是人踩踏出来的,仿佛是野兽出没的小道。    
    假如在夜间或清晨出入院子的话,衣服恐怕会沾上草叶的露水,一下子就沉重起来吧。    
    不过,此刻艳阳高照,草丛算是干的。    
    博雅没有喊门,径直穿门入户。    
    如此幽雅的庭院,还有作家散淡的笔墨,再配上主人公玉树临风的相貌以及隽永的言谈,活脱脱一种“六朝风韵”。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平安时代主要接受的是大唐文化的影响,可我在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里,读到的却是汉魏六朝的趣味;而在今人所撰谈论平安朝阴阳师的小说里,居然也有这种感觉,实在妙不可言。记得周作人曾多次引用大沼枕山的汉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或许,这真的是日本人的共同趣味?     
    记得十多年前,我在东京演讲“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对峙”,当场有日本学者提出:在他们看来,1970年代以后的日本小说,已经取消了雅俗之分。当时有点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不无道理。按理说,像《阴阳师》这样的鬼故事,属于类型小说,不外“历史+鬼怪+推理”,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比起阴与阳的调和,武与巫的互补,动与静的结合,心境和学识的搭配等,我更欣赏其鬼魂故事中的雅趣。    
    说到雅趣,不能不涉及小说中带有抒情意味的叙述语言(这点,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漫画、电影或电视剧恐怕难以体现)。类似中国古代笔记小说,《阴阳师》中仪式化的生活场景与变幻莫测的鬼魂故事,形成某种张力。小说中最精彩的,不是安倍晴明和源博雅安抚怨灵、祈雨消灾的故事,而是谈论鬼神时的“氛围”和“心境”。驰骋六合固然不易,体贴人情则更难——后者,似乎是小说家的专长。    
    读过鲁迅小说《铸剑》者,大都知道其基本素材取自魏晋时的《列异传》与《搜神记》。可惜,如此别出心裁的“故事新编”,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不是没人看中那些积淀千年的神奇“故事”,而是成功的“新编”,谈何容易。时人多欣赏唐人传奇之“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我则更喜欢汉魏六朝那些笔短而意长的志人与志怪,并认定这是中国小说发展的动力与渊薮,宋、元、明、清无数作家都曾从中获取灵感。    
    今日中国,经过“科学洗礼”的小说家,倘若对汉魏六朝的博物与琐言、逸事及志怪感兴趣,或许也能像梦枕貘召唤平安朝的阴阳师那样,给读者一个意外的惊喜。    
    2004年冬 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第一部分 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第1节 这是一个奇男子的故事

    这是一个奇男子的故事。    
    打个比方说,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像随风飘动的、浮在夜间虚空的云朵般的男子的事。    
    在昏暗中飘动的云朵,看不出它一瞬间前后的形状有何改变,但若一直注视着它,会发现不知不觉中它的形状改变了。本是同一片云,它的形状却无从把握。    
    就是这样一个男子的故事。    
    他的姓名为安倍晴明。    
    是一个阴阳师。    
    他生于延喜二十一年,应在醍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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