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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天下之人，翘足企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进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无功而迁一级者，则众指之矣。迁者不容于下，迁之者不容于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于徒步之中，执五寸之翰，书方尺之简，而列于士大夫之上，横翔捷出，冠压百吏，而为之表。犹以为未也，而加之师友之职，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则古之方伯连帅所不能有也；东障崤渑，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则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堇身残民百战而有之者也。奋臂而取两制，不十余年，而天下不以为速。非有汗马之劳，米盐之能，以擅富贵之美，而天下不以为无功。抗颜高议，自以无前，而天下不以为无让。此其气固有以大服于天下矣。天下无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气之过人者，则谁实办之？
轼远方之鄙人，游于京师，闻明公之风，幸其未至于公相，而犹可以诵其才气之盛美，而庶几于知言。惜其将遂西去而不得从也，故请间于门下，以愿望见其风采。不宣。轼再拜。
《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轼再拜献书昭文相公执事。轼得从宦于西，尝以为当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齐之，其势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随欹而拄、随坏而补也。然而其事宏阔浩汗，非可以仓卒轻言者。今之所论，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
往者宝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中户不可以亩计，而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民家者，多于府库也。然而一经元昊之变，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谓富民者，向之仆隶也。今之所谓蓄聚者，向之残弃也。然而不知昊贼之遗种，其将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时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坚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伤残之余而能办者，轼所不识也。夫平安无事之时，不务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足以胜任县官权时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纳之于患难，轼恐外忧未去而内忧乘之也。凤翔、京兆，此两郡者，陕西之囊橐。今使有变，则缘边被兵之郡，知战守而已。战而无食则北，守而无财则散。使战不北，守不散，其权固在此两郡也。
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瓮盎釜甑以上计之，长役及十千，乡户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谓一分者，名为糜钱，十千可办，而其实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胜计也。科役之法，虽始于上户，然至于不足，则递取其次，最下至于家赀及二百千者，于法皆可科。自近岁以来，凡所科者，鲜有能大过二百千者也。夫为王民，自瓮盎釜甑以上计之而不能满二百千，则何以为民。今也，及二百千则不免焉，民之穷困亦可知矣。然而县官之事，岁以二千四百分为计，所谓优轻而可以偿其劳者，不能六百分，而捕获强恶者愿入焉，レ发赃弊者愿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独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纯被于衙前也。民之穷困，又可知矣。
今之最便，惟重难日损，优轻日增，则民尚可以生，此轼之所为区区议以官榷与民也。其详固已具于府之所录以闻者。从轼之说，而尽以予民，失钱之以贯计者，轼尝粗较之，岁不过二万。失之于酒课，而偿之于税缗，是二万者，未得为全失也。就使为全失二万，均多补少，要以共足，此一转运使之所办也。如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异日无以待仓卒意外之患，则虽复岁得千万，无益于败，此贤将帅之所畏也。
轼以为陛下新御宇内，方求所以为千万年之计者，必不肯以一转运使之所能办，而易贤将帅之所畏。况于相公，才略冠世，不牵于俗人之论。乃者变易茶法，至今以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顾，行之益坚。今此事至小，一言可决。去岁赦书使官自买木，关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向非相公果断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许，幸而许，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诸郡，或以为可，或以为不可，然后监司类聚其说而参酌之。比复于朝廷，固已期岁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
方今山陵事起，日费千金，轼乃于此时议以官榷与民，其为迂阔取笑可知矣。然窃以为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惟能于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也。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一旦有大故，则政出一切，不复有所择。此从来不革之过，今日之所宜深惩而永虑也。山陵之功，不过岁终。一切之政，当讫事而罢。明年之春，则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岁，必将首行王道以风天下。及今使郡吏议之，减定其数，当复以闻，则言之今其时矣。伏惟相公留意。千万幸甚。
《上蔡省主论放欠书》
轼于门下，踪迹绝疏。然私自揆度，亦似见知于明公者。寻常无因缘，固不敢造次致书，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于流俗人之议，以为迹疏不当干说，则是谓明公亦如凡人拘于疏密之分者，窃以为不然，故辄有所言不顾，惟少留听。
轼于府中，实掌理欠。自今岁麦熟以来，日与小民结为嫌恨，鞭笞锁系，与县官日得千百钱，固不敢惮也。彼实侵盗欺官，而不以时偿，虽日挞无愧。然其间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风水之所漂；或主持粮斛，岁久之所坏；或布帛恶弱，估剥以为亏官；或糟滓溃烂，纽计以为实欠；或未输之赃，责于当时主典之吏；或败折之课，均于保任干系之家。官吏上下，举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于条宪，势不得释，朝廷亦深知其无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数赦，远者六七赦矣。问其以不得释之状，则皆曰：“吾无钱以与三司之曹吏。”以为不信，而考诸旧籍，则有事同而先释者矣。曰：“此有钱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诏书也。今诏书且已许之，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是犹可忍邪？
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辈，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条，二百二十五人，钱七万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余炭铁器用材木冗杂之物甚众。皆经监司选吏详定灼然可放者，轼已具列闻于本府。府当以奏，奏且下三司，议者皆曰：“必不报，虽报，必无决然了绝之命。”轼以为不然。往年韩中丞详定放欠，以为赦书所放，必待其家业荡尽，以至于干系保人亦无孑遗可偿者，又当计赦后月日以为放数。如此则所及甚少，不称天子一切宽贷之意。自今苟无所隐欺者，一切除免，不问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无疑也。伏惟明公独断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归安其藜糗，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以歌咏明公之德，亦使赦书不为空言而无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答安师孟书》
辱书，为贶过厚。吾子自以美才积学，取荣名于当时，所宜德者，平生之师友，朝夕相与讲学者也，如轼何与焉。然吾子之于轼，其得失休戚，轼所宜知。何者？其势足以相及也。向也，闻七子者之失，然如轼之有失也。既乃闻吾子之得，则亦如轼之有得也。今吾子书来，以为自为喜者少，而为轼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见爱也。然彼七子者，岂以一失为戚哉。彼将退治其所有，益广而新之，则吾犹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骄，而日知其所不足，则轼之所得，又将有大者也。
《与曾子固书》
轼叩头泣血言。轼负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窜，辄通书问于朋友故旧之门者。伏念轼逮事祖父，祖父之没，轼年十二矣，尚能记忆其为人。又尝见先君欲求人为撰墓碣，虽不指言所属，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师人事扰扰，而先君亦不自料止于此。呜呼，轼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轼既护丧还家，未葬，偶与弟辙阅家中旧书，见先君子自疏录祖父事迹数纸，似欲为行状未成者，知其意未尝不在于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则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谨即其遗书，粗加整齐为行状，以授同年兄邓君文约，以告于下执事。伏惟哀怜而幸诺之。岂惟罪逆遗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实宠绥之。轼不任哀祈恳切之至。
《上韩魏公乞葬董传书》
轼再拜。近得秦中故人书，报进士董传三月中病死。轼往岁官岐下，始识传，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为人，不通晓世事，然酷嗜读书。其文字萧然有出尘之姿，至诗与楚词，则求之于世可与传比者，不过数人。此固不待轼言，公自知之。然传尝望公不为力致一官，轼私心以为公非有所爱也，知传所禀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轼过岐下，而传居丧二曲，使人问讯其家，而传径至长安，见轼于传舍，道其饥寒穷苦之状，以为几死者数矣，赖公而存。“又且荐我于朝。吾平生无妻，近有彭驾部者，闻公荐我，许嫁我其妹。若免丧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虚作一世人，皆公之赐。”轼既为传喜，且私忧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传则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传果死，悲夫。书生之穷薄，至于如此其极耶！夫传之才器，固不通于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虽无补于饥寒，要不可使在涂泥中，此公所以终荐传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谋口腹不暇，决不能葬。轼与之故旧在京师者数人，相与出钱赙其家，而气力微薄，不能有所济，甚可悯矣。公若犹怜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传者足矣。陈绎学士，当往泾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赐之，轼且敛众人之赙，并以予陈而致之宋，使葬之，有余，以予其家。传平生所为文，当使人就其家取之，若获，当献诸公。干冒左右，无任战越。
●卷七十三
◎书十首
《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
史馆相公执事。轼到郡二十余日矣。民物椎鲁，过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处也。然灾伤之余，民既病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然吏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使蝗果为民除草，民将祝而来之，岂忍杀乎？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此京东余波及淮浙者耳，而京东独言蝗不为灾，将以谁欺乎？郡已上章详论之矣。愿公少信其言，特与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疏远小臣。腰领不足以荐钅戊，岂敢以非灾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复检按，则饥羸之民，索之于沟壑间矣。且民非独病旱蝗也。方田均税之患，行道之人举知之。税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旧，无所归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
今又行手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讦耳。昔之为天下者，恶告讦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盗及（被禁止）不得捕告。其后稍稍失前人之意，渐开告讦之门。而今之法，揭赏以求人过者，十常八九。夫告讦之人，未有非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凡为此者，欲以均出役钱耳。免役之法，其经久利病，轼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择其简易为害不深者。轼以为定簿便当，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为役，役未至，虽有不当，民不争也，役至而后诉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为钱，民知当户出钱也，则不容有大缪矣。其名次细别，或未尽其详，然至于等第，盖已略得其实。轼以为如是足矣。但当先定役钱所须几何，预为至少之数，以赋其下五等。（下五等，谓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旧役至轻，须令出钱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当出分文。）其余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与之。夫三等以上钱物之数，虽其亲戚，不能周知。至于物力之厚薄，则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县第一等凡若干户，度其力共可以出钱若干，则悉召之庭，以其数予之，不户别也。令民自相差择，以次分占，尽数而已。第二等则逐乡分之，凡某乡之第二等若干户，度其力可以共出钱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贫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独有侥幸者也。相推相诘，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户则均分役钱，典卖则著所割役钱于契要，使其子孙与买者各以其名附旧户供官，至三年造簿，则不复用，举从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