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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文惟欧所自选《居士集》，大苏文惟吕东莱所编文选，与前数家并行，然仅十中之一二。求其全集，则宋时刻本虽存，而藏于内阁，仁庙亦尝命工翻刻，而欧集止以赐二三大臣，苏集以工未毕，而上升遐矣。故二集之传于世也独少，学者虽欲求之，盖已不可易而得者矣。
海虞程侯自刑部郎来守吉，谓欧吉人，吉学古文者，以欧为之宗师也，尝求欧公大全集刻之郡黉，以幸教吉之人矣。既以文忠苏公学于欧者，又其全集世所未有，复遍求之，得宋时曹训所刻旧本及仁庙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以与欧集并传于世。既成，教授王君克修请予序。
公为人英杰奇伟，善议论，有气节。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皆传诵。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盖当时所未有。其文名盖与韩、柳、欧、曾、王齐驱而并称，信如天之星斗，地之山岳，人所快睹而钦仰者，奚庸序为！独推程侯今日所以传刻之意，则不可不序以见之也。
盖公文全集初有杭、蜀、吉本及建安麻沙诸本行于世，以岁既久，木朽纸弊，至于今，已不复全矣。兹幸程侯慕仰昔贤，思其著述，亟为寻访，俾散乱亡逸者，悉收拾之，汇为一集，传刻于世。使吾郡九邑之士，得而观之，皆知学古之作，而无浮靡之习。四方郡邑之广，以至遐裔之地，亦必因以流布，而皆有以沾其馥。后之君子，将转相摹刻以传，又可及于久远。则侯之幸教学者之意，非独止于一郡，而达之天下，垂之后世无穷焉。是其有功于苏文，岂不亦大矣乎！予故乐而为之序。
成化四年春二月朔，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国史副总裁、前翰林学士兼经筵官、郡人李绍序。
◎宋苏文忠公全集叙（明·茅维）
自古文士之见道者，必推眉山苏长公其人，读其文而可概已。在昔论文者，咸以梁昭明《文选》为指南，而长公独非之。盖其书出而士习益趋于文而文日降，譬之曦薄虞渊，波曳尾闾，质丧旨淆，莫之能挽者。以隋炀之不君，特患文之无节，史氏嘉之，殆乎启唐风之一变。五季承唐之靡，而宋复振之，以绍唐之元和。其间庐陵先鸣，而眉山、南丰为辅。卒之士人所附，萃于长公，而庐陵不自功矣。然文之变也，变则创，创则离，离其章而壹其质，是谓唐、宋之复古。顾徇名之士，求其离而瑕之，哓哓然援古以自多，将谓越唐、宋而逼秦、汉，其合者直章焉尔，而质不唐、宋若也，奚其古？
先大夫患之，辑唐、宋八家行于世，而眉山氏居其三。则尝授诸维曰：“吾以长公合八家，姑举其要，要以长公成一家，必举其赢。然吾已矣，小子维识之。”昔长公被逮于元丰间，文之秘者，朋游多弃去，家人恐怖而焚之者，殆无算。逮高宗嗜其文，汇集而陈诸左右，逸者不复收矣。迄今遍搜楚、越，并非善本，既嗟所缺，复憾其讹。丐诸秣陵焦太史所藏阁本《外集》。太史公该博而有专嗜，出示手板，甚核。参之《志林》、《仇池笔记》等书，增益者十之二三，私加刊次，再历寒燠而付之梓。即未能复南宋禁中之旧，而今之散见于世者，庶无挂漏。为集总七十五卷，各以类从，是称《苏文忠公全集》云。
盖长公之文，犹夫云霞在天，江河在地，日遇之而日新，家取之而家足，若无意而意合，若无法而法随，其亢不迫，其隐无讳，澹而腴，浅而蓄，奇不诡于正，激不乖于和，虚者有实功，泛者有专诣，殆无位而摅隆中之抱，无史而毕龙门之长，至乃羁愁濒死之际，而居然乐香山之适，享黔娄之康，偕柴桑之隐也者，岂文士能乎哉！噫，世能穷长公于用，而不能穷长公于文；能不用长公，而不能不为长公用。当其纷然而友，粲然而布，弥宇宙而亘今古，肖化工而完真气，无一不从文焉出之，而读之澹乎若无文也，长公其有道者欤！又尝语人以文之旨，第举夫子所谓“辞达而已矣”。盖文止乎达，而达外无文，原六艺而等于万代，旨其蔽之哉！彼所指离不离者抑末耳。在昭明固云“老、庄、管、晏之书，以意为宗，不以文为本”者，无庸进退之也。若长公者，非其亚耶？藉令起昭明以进退其文，吾知难乎为政矣。则不佞是役也，盖不徒以先大夫之成命在。
万历丙午元日吴兴茅维撰
《刻苏长公集序》（明·焦）
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见，不苟同于人，而惟道之合，故能成一家言，而有所托以不朽。夫道莫深于《易》，所谓洗心以退藏于密而吉凶与民同患者也。圣人没，其吉凶同民者故在，而退藏之义隐矣。学者不得其退藏者，而取已陈之刍狗当之，故识凿之而贼，才荡之而浮，学封之而塞，名锢之而死，其言语文章，非不工且博也，然械用中存神者不受，以氏夫妙解投械，精潜应感者，当异日谈矣。
苏子瞻氏少而能文，以贾谊、陆贽自命，已从武人王彭游，得竺乾语而好之。久之，心凝神释，悟无思、无为之宗，慨然叹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自是横口所发，皆为文章，肆笔而书，无非道妙，神奇出之浅易，纤寓于澹泊，读者人人以为己之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才美学识，方为吾用之不暇，微独不为病而已。盖其心游乎六通四辟之途，标的不立，而物无留镞焉。迨感有众至，文动形生，役使万景而靡所穷尽，非形生有异，使形者异也。譬之嗜音者，必尊信古，始寻声布爪，唯谱之归，而又得硕师焉以指授之。乃成连于伯牙，犹必徙之岑寂之滨，及夫山林杳冥，海水洞涌，然后恍有得于丝桐之表，而《水仙》之操为天下妙。若蒙者偶触于琴而有声，辄曰“音在是矣”。遂以谓仰不必师于古，俯不必悟于心，而敖然可自信也，岂理也哉！
公著作凡几所，所谓有所自见而惟道之合者也。而于《易》、《论语》二传，自喜为甚，此公所以为文者，而世未尽知也。《经解》余向刻于沧州。茅君孝若复取诸集，合为此编，而属余为序。为书此简端，令学者知循其本云。
万历丙午正月既望，琅琊焦序
◎宋赠苏文忠公太师敕文（宋高宗赵构）
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觌，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AA80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章，是以论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东坡先生本传（《宋史》）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嘉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伐，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帖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