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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文化研究分析人员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能动性并不是单单指以认同为基础的文本诠释，也不仅是指对早已建构了的社会位置的诠释，这种社会位置为其诠释活动提供了动力。除了认同概念架构外，自我、自我反思性的概念架构，或头脑中更具想象性、娱乐性过程的概念架构，都可以用来说明实践的重要而特殊的社会因素，这些内容必须在权力研究中加以说明。正是因为这些概念架构涉及到了被认为出现在文本和自性之间的，不受规范规则约束的实践要素，他们才能够更充分地解释电视使用的后现代状况。
在文化研究的实践概念中有关行动者所发挥的作用的论述缺乏确定性，同样也是因为有些分析者把他们自己与后现代密切联系起来。结果是，他们提到的行动与实践的主体维度，在研究初始阶段，要比那些在认同概念基础之上进行研究的研究人员的主体程度，要更为彻底地被吸收在以话语为基础的概念架构中。在这类论述中，分析人员似乎完全放弃了内心观念，或实践的某种特殊的社会性方面的内容。社会性的维度不被认为是独特的，可以与话语使用分离的。他们放弃了很多个人的交谈策略，人被认为具有思维和行动的能力，也被认为能对其自身的实践行动负责。但是，研究人员依然可以继续讨论电视使用、其他媒体的使用，或更一般地说，实践等问题；只是人们所说的内容是直接以语言表达的。产生行动、给予实践以形式以及产生权力效应的正是话语和文本本身。因此，在“后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论说中，毫无疑问，话语是早就一直存在着的，它作为非本质论的出发点，让我们去讨论人，讨论人们的思维，讨论他们的思维方式，讨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做些什么。
如果说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的创新性研究形成了被人们称之为“后结构主义”的观点，那么可以说，朱迪思·巴特勒的理论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成为当代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当然，许多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分析人员在他们的研究中采用了话语和权力等术语，但我认为巴特勒的研究要比其他人的思想更深刻，视域更开阔，而且更具原创性。所以她的“表演”、“表演性”、“意义实践”等概括，为那么多的文化研究者提供了他们所偏好的语言，这些文化研究者试图把能动性解释为生成于话语中，而不是来源于人的某种本质或能力。对巴特勒及其追随者而言，话语的重复和脱节才能产生能动性，而不是由人们拥有的认同或自我产生。认同、自我、人们的内心、既定的思维与行动的能力——这些概念架构，从其定义看，来源于本质论，并且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已经不再具有它们原本具有的理论意义了。但这并不是说巴特勒希望阻障人们在表演、表演性、意义行动等术语之外讨论人们的行动，而是说，如果研究者希望形成任何一种有关能动性的概念，他们就必须让自己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轨迹。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社会性及其主体问题（3）
当我在认识她的研究的实践性意义以及她向研究文化的社会学家发起的挑战过程中，我真的很吃惊地发现，她的关于话语实践的论述，和传统的符号互动理论以及社会现实的构造的方法论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中，戈夫曼（Goffman 1959）与巴特勒（Butler 1995，1990）一样，利用表演概念架构去把握人们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向他人展现自己的行动的种种方式，在此，人们毫无疑问地是通过角色定义和规范恰当性的话语而在社会中被定位的。戈夫曼并不和巴特勒一样真正地关心权力问题，也不像她那样致力于认同或认同政治概念的解构，但他的确关心社会互动的非决定性，这种非决定论恰恰来自于规范性秩序的脱节。即使是发生于规范性规则重复中的行动也是巴特勒和戈夫曼所关心的问题。但与巴特勒不同，戈夫曼在阐述他的表演观念时使用了内在性语言。他谈到了自我表现中的前台和后台这些来自于戏剧理论的术语，体现人们在公开场合表达他们自己的目的、动机和兴趣。在戈夫曼眼中，表演中存在着某种理解，即思维和反思的内部过程，这种反思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在表演的规范和期待的范围之内，而且能超越规范和期待的界限，人们认为这种对表演的规范和期待，是在他们置身其中的互动过程之中发挥作用的。戈夫曼所谈的这种理解并不是某种不变的本质性的东西——作为他或她的个性内在于人的东西。相反，戈夫曼充分地意识到表演的变化和可变性，充分地意识到，当人们在不同情境中进行自我表现时，这种表现所具有的多元性质。戈夫曼根本不是把这种理解置于不变的本质中，而是企图明确地说明，自我在面对社会结构及其对适当互动的要求时，是灵活的、有韧性的。事实上，正是戈夫曼不愿意把自我表现这个概念置于一种人们与规范、角色或社会结构的固定或稳定的关系之中，才促进了其他致力于互动论微观社会学传统的学者去思考，在试图说明自我是如何被社会构造的过程中，戈夫曼是否走得太远了。这个问题也是约翰·休伊特（John Hewitt 1989）在《美国人自我的两难境地》（Dilemmas of the American Self）中提出的问题。
我提到戈夫曼的理论，是因为我怀疑，巴特勒和其他后结构主义或文化研究分析人员所使用的表演的观念，能否轻易地游离于戈夫曼所谈到的内心观念。表演的确避免了话语的规范性倾向，也避免了认同的稳定性观念，但我不能肯定它必须，或者应该避免戈夫曼所讲的思维和情感的内部过程。事实上，如果我们说表演能够彻底地分离于社会行动者的内部世界，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当这种表演意味着巴特勒所希望的那种含义时，这么说就更有问题。对巴特勒和那些完全用话语来看待实践的学者而言，正是由于对前话语“主我”的可行性的信仰，才构成了主体性问题。在电视研究中采纳巴特勒的理论或与其相似的理论以后，我们讨论一个人，一个行动者，他具有思维和行动的能力，因此也具有实践的能力，把这样的人看作是独立于话语的，这样的讨论将是困难的。但我不能肯定巴特勒对本质论的批评是否切合戈夫曼的情况。由于这个原因，我也怀疑关于理解的这种观念能否与关于话语、权力和实践的观念结合起来，从而在研究发生于收视文化中的现象的过程中，超越这些概念架构的局限性。
能动性（agency）——不管它是被称作认同、自由的主体性、意义实践、表演还是表演性——既是由话语，也是由社会建构的。话语当然能够创造能动性，甚至是创造能动的可能性，但它却不能创造所有的能动性。巴特勒理论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她的许多关于意义实践的洞察一般是置于假设之中的。她经常这样说，“如果话语被认为如何如何，那么实践就可以被认为如何如何”，等等。这是一种可能性的语言，这意味着，实践并非全部是话语的，超越概念架构是可能的。
福柯（1985，1986）同样认识到实践超越话语的可能性。在《愉悦的功效》（The Use of Pleasure）和《自我的关怀》（The Care of the Self）中，他以自由人在其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种种知识和实践理解，说明了古希腊和希腊—罗马时期的“自我构造”问题。在《愉悦的功效》中，福柯说自我构造的实践不能与希腊社会和文化的宏观话语规则相分离。自我的这种创造是非常个人和私有的人与其自身的关系领域，同时，它也是人们最为公共的道德与伦理行动的组成部分。讨论自我构造的话语，就是讨论私有和公共领域的不可分割性，因为在这个时候，福柯说，在自我构造的过程中，存在着已经存在着的为人所同意的规范性秩序在起作用。
在《自我的关怀》中，福柯转而研究希腊古典时期与后来的西腊—罗马时期自我构造转变情况。在希腊—罗马文化中，由于种种原因，自我构造实践中的公共和私有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了问题，对福柯而言，这意味着个体并不那么多地把握和理解作为行动基础的社会道德与伦理标准问题。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与自我的关系，不再彻底地与各种规范性指导原则融合为一，这种融合在古典时期构成了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在希腊—罗马时期，自我构造的实践越来越变得独立于支配性的规范性指导原则，而这种原则在以前却有助于把个体整合进公共生活中去。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社会性及其主体问题（4）
如果接受他有关自我构造的变化的论述，判断福柯是否仅仅指称话语转向，还是他试图确立和揭示在话语和社会之间作出区分，有时是很困难的。有时，他说的是自我构造的语言，而这种构造更多地是话语的，个体层次上自我构造实践的转变似乎记录和复制了宏观社会和文化中重要的话语转变。此时，自我构造似乎随着话语的转变而转变，表明了自我构造私有的个人的模式是在话语中被构造的，尽管这种构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各有不同的。有时，他又使用表现内在性的术语——人们的判断、监测和评价——说明当他们在话语中把自己建构成为主体时，个体会做什么。另外的某些时候，特别是在《自我的关怀》中，福柯的自我构造包含了相当多的关于内在性的观念，但同时又包含了人们行动的反思性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从总体上来说，在他的理论中是最相对缺乏的。此时，他似乎不仅仅认为人们在平常际遇到的和必须应付的图像面前能够作出反思性判断，而且认为他们应该这么做，因为这种反思性对人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使人们知道他们是谁，如何在社会中分布，以及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确定他们自己的位置。
福柯理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在于他记录了话语规则作用的重大差别、变化和转变。但在他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区分了话语的作用和社会性的作用——社会性被首先理解为个体以持续的方式投入其自身生活的方式。福柯所讨论的是一种发生实践活动的特殊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话语当然是存在着的，它为各种形式的自我理解提供了规范性指导原则。但与巴特勒不同，福柯的语言并不是简单的就是话语或抽象的意义系统，他的语言同样是思维和符号化的语言，这种语言涉及到人们作出判断和反思性思维的能力——反思话语和社会事物。我的理解是，他所讨论的是人们理智行动的能力——智力、判断和反思性，等等——就存在于话语规则之中，它们同样也是人们日常实践的构成部分。这的确是一种关于自我的语言，福柯用它来表明实践的一个特殊方面，在这种实践中，人们根据社会条件来思维和行动，我认为这意味着，人们的思维与行动不能被简单地归结在话语权力和抵抗的标签之下。
巴特勒的抽象的、假设性的术语和福柯的转变性语言都突出了文化研究关于实践的论说中的一个更为一般性的问题：在讨论实践过程中，分析人员应该如何区分话语的内容和话语中遗漏的，或不适应话语表达的内容？我们能不能说实践中的某些内容不是话语——而且同样也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也同样认为，文化研究分析人员由于如此地依附于他们的话语概念架构，以致于他们丧失了把人视为社会成员的能力，包括这样的事实，即作为社会成员，人们在其生活过程中的确能够发展其思维和行动的能力。因此，分析人员往往不能认识到，在解读或诠释文本，或在表演或实践的表演性中的确存在着某种社会性的东西，如果他们试图以在经验和理论上都令人信服的方式讨论权力问题，那么他们就必须说明这种社会性。
所以，“话语”与“社会性”在什么地方相交，从概念上说，的确是一个十分模糊的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分析人员可以，而且的确使用了以话语为基础的概念架构，以及以社会性为基础的概念架构，来解释生成中的公共和私有的、有意识与无意识的，以及被思想、被体验的事物的综合现象。在电视使用研究中情况就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