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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共同观看电视节目。访谈结束后，当我告诉他们我观察的兴趣，他们中有一些人会邀请我到他们家中，然后就像在第一阶段那样，在晚上的黄金时段，我们一起看电视、交谈；或者静坐下来把频道调到一些比赛节目和白天的肥皂剧，当然这要取决于不同的情况。
在参与性观察后的第一阶段所得到的理解，让我决定采用开放结果的访谈形式。起初的访谈集中于像人们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人们如何区分“好”的和“坏”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构成了“好”电视或“坏”电视、节目的不同特点，如故事线索、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场景、风格等方面之间的相关性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讲，人们可以自由地在任何他们所希望的地方接受采访。当他们思考并阐明关于他们收视习惯方面的想法时，我就能够同时根据他们的陈述提出一些新问题，以便于引出他们对当前问题的看法。这种形式的确让我取得了根本没想到的重大发现。
除了以上方法外，还有一小部分人以“日志”陈述的形式向我提供了他们关于电视使用的更为个人和私下的情况。在我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中，我大多采用随机提问的方式，了解他们的收视习惯。我的对于收视关系的再建构就是在这种多样的经验性描述基础上完成的。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合理性（1）
看电视的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对节目的合理性作出判断。如果他们认为某些东西是合理的，这通常意味着其中的某一方面恰好符合他们的切身经历或体验，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节目也通常会引起他们更持久的关注。这种有关合理性的判断表明了人们观看电视节目活动的意义所在，当它与节目中的话语意义产生共鸣的时候，预先存在的节目符号就向人们日常生活中实践和意义方面转化。
在区分合理性节目与非合理性节目时，人们通常会把他们电视上所看到的与他们自己生活中的某个方面，或在其它地方的所见所闻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他们都会为电视话语提供参照体系。所以，尽管当人们发现他们所认为的合理性节目时，人们经常会让自己，至少是思维自觉地投入电视节目的表象世界的话语结构中去，但他们同时也在电视世界和他们自己的世界之间建构起了一种联系，以便使这种话语富有意义。即使看电视收视者在此过程中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明他们把自己归入了电视话语中，但他们同时作出合理性判断这一事实又表明了他们对电视所提供给他们的内容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在作出这种判断时，收视者从一系列节目中选择他们想收看的节目，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活动是具有思维自觉性的，而这种思维自觉性并不仅仅建立在对话语的简单接受基础上。
当人们界定合理的节目时，实际上，他们在说他们知道电视里的世界本质上是虚构的，然而他们仍然选择自觉地投入到图像中去。因此，他们的收视并不取向于他们对自身真实生活的逃避思想。人们的访谈陈述及评论表明，当人们寻找合理性节目时，他们的头脑中具有这样的理解：他所收看的内容或许是真实的。对绝大数人来说，给他们观看的某些节目贴上“合理”的标签也就意味着这些节目非常贴近真实生活，足以引起他们长久的关注。收看的确是真实的节目，或只是为了它的娱乐价值而收看节目，是否真实可信并不重要，这两者之间有很大不同。给节目贴上“合理”或“可信”的标签是为了给人们的行为进行定性，从而使得符号系统的逻辑扩展到真实世界。
大量事实说明，电视收视者并非仅仅简单地接受电视节目并把它视为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在我访谈之初，人们都会告诉我他们知道电视所反映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这表明收视者和电视节目所展现的社会世界之间的一种心灵与情感的距离。这或许是对一般人认为的看电视是浪费时间这一观点的一种辩护。然而同是这些收视者，他们又很快承认，电视确实是一种低成本而又方便的娱乐资源，使他们每天都能在充满激情地、想像性地参与他们自身之外的世界。毕竟，不管电视批评家怎么说，在闲暇时间可以用电视来放松和娱乐或许是媒体使用理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事实之一。
从最近对观众的分析中，我了解到观众所持有的节目“不真实”这种观点往往与解释电视使用的仪式性的程式架构有关，尤其是与人们从观看电视节目中所获得的乐趣紧密相关（Ang 1985；Fiske 1987；Radway 1984）。反复观看这些实际上是惊人相似的节目，它们的人物塑造及故事线索都具有可预测性，构成了电视的趣味。从这一点来看，那些受人喜欢的电视节目是紧密地和电视节目的真实性观点相关的。
程式及其愉悦的观念说明电视节目吸引观众的许多原因，但是还不够。然而通过分析收视者的合理性的判断，我们就能理解——而且是比以上方法更清晰地理解——当他们试图分辨“真实”与“不真实”时所涉及的思维自觉性与情感过程。
对许多人来说，当他们投身电视时，仍然倾向于反映真实生活的节目，虽然他们很明白各种媒体及其节目制作是脱离现实的。这种脱离现实的性质也就是人们所理解的电视的娱乐基础所在。尽管人们对电视的非现实性有自身的实践认识，但仍会转而投向它，以求从中能获得一些比单纯的娱乐更多的东西。那些我曾访谈并与之一起观看电视节目的收视者对这种娱乐体验进行了区分，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不断寻找那些在某些方面能与他们的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体验相通的节目；这个世界指的是他们与别的家庭、朋友、同事所共有的一个世界。
本书用“合理性”这个术语来解释人们选择节目的标准，人们总会选择那些他们认为足够真实的，或者那些接近于他们的亲身经历的节目，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参与这些节目并且坚持观看下去。这种合理性可分为三个方面：人物塑造的合理性；背景和故事线索的合理性；故事线索的不可预见性之合理性。
我的研究表明，合理性判断最通常表现为：人们渴望电视节目为他们提供“有人性的”或是“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与收视者收看电视的同时所进行的访谈和交谈中，人们用不同的措辞表达了基本上一样的观点：所观看电视节目中的人物形象应当始终如一地展现真实人物的情感特征。例如，有一位收视者认为，当电视能够表达你所能发现的存在于人类之中错综复杂的情结/情感时，节目才算具有合理性。其它还有些人认为那些“有感情的”、“脆弱的”形象比那些没有此类品质的人物形象更具有合理性。更有一些人认为人物形象的“三维性”是合理性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因为这意味着此类人物形象能够表达人们希望能够在现实人物身上发现的“某些深层的感情”。这一种人物塑造的特征，我们可以从一位出版社的邮件收发员口中更清晰地得以认识，他讨论了电视《迈克·哈默》（Mike Hammer）中的主角迈克·哈默：
迈克·哈默是一系列高贵品质的化身——对朋友的忠诚，为受迫害者挺身而出……作为上班一族的成员，我并不信任那些经济上富有的人物形象，而迈克使那些人不再嚣张……在某种程度上讲，那的确是一种粗暴的态度。但是你能够理解并同情他。处于劣势群体却对朋友如此忠诚，这种品质在物欲横流的80年代的社会中已丧失殆尽，所以每当一看到它，我都会感到一种温暖。虽然剧本有些肤浅，但你仍能感觉到存在于他和他的警察朋友之间以及他和他的秘书之间的某种特殊的感情。在那儿你能找到温暖，找到理解，找到忠实，所以从中你能学到某些优秀的品质。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合理性（2）
与此类似，有一位“考思比秀”（The Cosby Show）的忠实观众，她和丈夫一直持续观看这一非常特别的节目，因为：
在许多电视剧中父母和孩子的角色都作了装饰，所以对其中的大多数家庭来讲，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然而考思比（Cosby）和他的妻子之间的行为恰恰是我和丈夫所经历的。相对于我的经历来讲，我们确实感到它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节目之一，因为其中存在着一种人性的东西促使我们思考，并且使我们乐观地对待所面临的境况。目前，这种具有人性的人物塑造的电视节目并不多，所以比较而言，我们当然会选择这个节目。
正如以上观众所说，有关人物塑造的合理性判断，与伊恩·安格（1985∶41— 47）在《收看达拉斯》（Watching Dallas）一剧中所指的电视通俗剧的“情感现实主义”非常相似。《达拉斯》（Dallas）的影迷写信给安格，正如我所访谈过的观众一样，他们能够分辨出剧中人物扮演角色的老套模式以及其不真实的一面，然后他们就自觉地把注意力转向了通过人物行为及互动所表现出来的情感真实性上。
人们确认合理性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他们对于所描写的故事背景及故事内容是否确实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来判断的。这是我所发现的有关合理性判断的最直接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方面。在我的采访中，经常收看日间肥皂剧的人们指出剧中叙述的内容与他们认识的某些人所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当然有关合理性的这一方面并不只是局限于日间剧场。例如，有一位“考思比秀”的观众谈到：
我喜欢“考思比秀”，因为……他们在幽默中表现了真实的自我。当剧中的一个小孩讲话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年仅12岁的妹妹说：“这真有趣。”这也正是我想说的，但却被她说了，所以令我大为光火。
另一位“考思比秀”的剧迷也有同感，他说：“他们所描绘的画面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我指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情况——太接近了。上周四有这样一幕，就是儿子打算去剃头加入摇滚乐队——那正是我弟弟原来要去做的。”类似的，一位《阳光女孩》（The Golden Girls）的忠实观众发表评论说：
那些人物形象都太有趣了，因为她们都是那么的真实，现实中确实有像那三个女孩和她们的妈妈那样的女人，也有像她们那般的境遇。虽然她们有些有点夸张，但他们（指剧中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此剧有趣的原因。她们虽然是剧中人物，但却被描绘的如此清晰，而恰恰我与她们有着一样的境遇——未婚，未找理想的男孩，彼此相处，诸如此类的东西。
类似的说法也可以适应于极富戏剧性的节目和动作惊险节目，例如像《麦克吉威尔》（MacGyver）和《奇才》。在此类节目中，男主人公有着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本领，一周接一周地，他们从逼近的危险或灾难中敏捷地逃脱，而人们依然认为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观众本身往往具备足够的有关机械或电力设备的操作知识，这使得他们认为剧中人物所做的，他们自身或他们所认识的人在相同情况下也能够做到或也将这样去做。例如：有一位观众连续观看了《奇才》的大部分内容，因为他喜欢这样的事实：
剧中他提出的那些小发明确实是可信的，因为它们正符合当时的情况。他喜欢用一些遥控的机器人、飞机之类的东西，任何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它很真实，它能够给人一种想法，如果让我进入一个摇控的世界中，我就知道应当如何去做。等我的小儿子再长大一点，我就打算给他买一辆摇控的沙滩车。
合理性的第三个方面与剧中人物的活动或者故事情节中的社会活动的展开并无多少关系；相反的，它是以人们所认为的节目的不可预见性为基础的。对许多人来讲，不知道剧中的社会活动将如何进行，或者不知道剧情的结果如何，这正与他们自己所处的境况相符，他们自己的行为或其他人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不可预料的。不知道事情的后果比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更具有合理性。正是合理性判断的这一方面，使得用另一种方式看可能会呈现出“程式化”的节目也被看作是合理性的了。
这种不可预见性的品质贯穿了电视节目的各种类型。不论是在肥皂剧（不管白天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