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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这种历史还包括人们对于所见所闻的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判断，其中包括我说过的对具体刻画的合理性的质疑，以及对人们所发现的更普遍的不合理性模式的批判。
然而，在我访谈过并与之一起看过电视的某些人中产生了另外一种批评。他们在描述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时，经常运用诸如“程式”、“可预测性”之类的术语；他们有时会认定一个并非是某个特定节目创造者的“他们”，但是他们相信这个“他们”的利益更为广泛地影响了节目。或者他们会用“事物”这一词来指称电视的内容，不是用来详细地描述他们在电视中看到或听到的具体内容，而是用来指称在不同节目中反复出现的内容。通过这些方法，人们形成了一种比先前提到的在作出其他种类的批判时典型被使用的语言，更抽象并具包容性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使用，不仅在他们自己头脑中，而且也在与别人的交谈中，构成了一种看待电视节目不合理性的独特的方法。这一点在许多访谈陈述的评论中表现得很明显。
例如，一位收视者说，他过去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收看《60分钟》这个节目，但现在“节目太相似了”，一个接一个都是相同的东西。几乎同样的，一位收视者说出的下面这段话也代表了其他收视者的心声：“大多数时候，当你还有一英里远时，基本上你就能知道将有何事会发生了，因为它太容易预言了。”接下来的仍然是其他收视者关于在收视文化中对程式认识的评论样本：
大多数节目是围绕程式制造出来的，我们很清楚，不久，当我们对程式很熟悉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产生厌倦的时候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表演型节目的原因，因为你不会知道下次会发生什么。
在电视里有些被操纵的东西，但我对此并无厌恶的意思，像搞笑的把戏。如果有些有趣的事情，他们告诉你，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以别的方式你根本就认识不到这种可笑的东西，因为它根本就没什么可令人笑的。我不喜欢被人以这种方法侮辱。在节目中几乎没有智慧可言，或者几乎没有令人感兴趣的东西，还有些戏剧中合理的成份少得可怜，程式像是一直在盯着你的脸。
大多数电视剧都太程式僵化了。我曾看过几次《艾尔斯威尔大街》及《山街警察》之类的东西，它就像是那种你能预料到的戏剧，一个情节发生之后，接下来的四个情节……是完全能被料知的。
我看过《西蒙和西蒙》和《玛格那姆》，它们如果没有那些演员的话，它们简直就是太普通的节目了。如果他们换两个别的人扮演西蒙和西蒙，或者把汤姆·塞尔莱科（Tom Selleck）从《玛格那姆》中撤走，它就只是一种程式性节目了，还是让我们收看《神探亨特》并先个吃三明治吧。
如果你看看许多节目，就会发现所有的都是一个东西，特别是那些警察类节目。他们只不过把别的片子换成了《休斯顿的晚上》（Houston Nights）而已。我只看看电视指南中的广告就想，又是一种《迈阿密的罪恶》，而《迈阿密的罪恶》又是另一部《山街警察》。其中充斥的只不过是大量的噪音和枪杀……。它只不过是同一种东西的重复而已。其中的情节没有改变，噪音的水平也没有改变。他们都是可以预言的——你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现在演的东西都是些垃圾。我不再看一般的电视——电视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其中都是些荒唐的可预言的东西。看着《干杯》我就能在演员说话之前告诉你他们想说什么。电视太无聊了，我已对它失去兴趣。
我们一眨不眨地看着它（《花边》这一短剧）。它是那样的可以预见。我的意思是……它太不恰当了。没有能长那么个小点点（笑声）……它是可预见的，刻板的，并且是程式化的。我们都知道将会有某种致命的缺陷，像暴躁的脾气之类的，我们也会知道她会和一个对她不好的男人堕入爱河。这就是程式。
总的说来，在我已经讨论的以叙述为基础的收视和两种批判性的收视活动中，收视者都假设，故事和对话、视觉形象的展示或创作人员在创作电视节目时所采取的其他方式，都是传达意义的。至于这种意义是否出于自觉的目的，和它的确得以传递的事实相比，就已显得微不足道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观众是把节目理解为一种对现实的表现的，当他们认识到程式时，观众实际上就能认识到由作家、演员、导演、编剧等人所创造出来的作品是如何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的，因此，流行的节目也就是有利可图的节目。换言之，他们认为在组织节目时，对商业效益的关注所导致的结果是缺乏合理性的。一些认识到了程式的人比其它人更明确地把合理性的缺乏与作为商品而进行的节目制作联系起来。有时，他们的语言传达了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商业化的电视经常远离对于现实性、真实性、审美甚至政治的关注，为了维持扩大的市场份额而在大量的节目中呈现一种可预知性。对于观众而言，说电视的大多节目都是“无聊的娱乐项目”，这些节目“没有价值”因为“它们都太有预知性了”这样的话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一位收视者就指出她不再“有耐心观看日常电视了”，因为“电视节目毫无新义”，都“荒唐的并可被预知的”并且目标都是“低水准的”。另一观众简洁地陈述了他对于程式化节目与商业网络电视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在很大程度上，我发现大多数电视上的东西都缺乏创造……它仅有的目的就是出售产品——它是一个能使商界通过它卖掉产品的资本集中的媒体。那些节目本身完全不是为了娱乐而制作，而首先是出售产品的工具，当然了，它们会使自己看起来很吸引人，以便于人们都来收看。最终，相对于游说观众收看广告片而言，他们不再关注内容以及内容或节目的价值。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识别程式（2）
我偶尔会看一些网络节目……＇但是＇因为它们本身都是毒品贩子——低目标，可预见，所以我不会花费两三个小时收看电视上播放的电影的。其倾向就是播放时别出乱子；即使是一个有关社会问题的节目，它们也总是趋向于回避评述。
像这样的观点在其他收视者的头脑中也有。例如一位妇女就认为，“大多数电视节目太小心谨慎了，因为它们是在出卖自己的产品，它们不愿意冒被遗弃的风险。但如果他们真敢冒险，那会给我更多刺激，而我也会因之而对节目感兴趣得多。”另一位收视者评论说，他在70到80年代的网络电视中看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他说“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现在电视连续剧并不想名垂青史——如果你不喜欢可以马上关掉。因此在电视剧系列中，你就不会投入太多的思考和关注。它只是一种可以随手处置的商品而已。”这种电视的生产和分配的商业要求在过去的至少10年中已侵蚀了节目的质量，这一观点也成为贯穿其他收视者的一个主题。一位收视者这样清楚地陈述道：
在最近10年中，我对电视的收看急剧下降……那是因为……我憎恶市场化运作的泛滥。我所能看到的都是些耸人听闻的事，正如在孩子们喜欢的《夜行猫》（Night Rider）、《堕落男孩》（Fall Guy）这些动作片中描写的都是这样的事。它们说的太匪夷所思了，以至于孩子们根本无法看到一个好的剧中人物。他们也看不到故事和其中的问题——情节都被处理掉了，问题也都已被一一解决了。他们看到的是转来转去的大货车，是正在燃烧的房屋。这的确很有趣，但问题是整个市场上都充斥着这样的东西，整个电视产业中都充斥着这样的东西……。尽管这样，人们需要这样的节目，这种节目花了大把大把的钱，我讨厌这些种动不动就花大钱的作法。用这些钱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 实际上，很多收视者认为，讨论收视活动细节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喜爱的节目，相对于糟糕节目的好节目等等——如果不首先把注意力引向整体节目的程式性质的话。
当收视者对某种具体刻画的合理性进行质疑，或当他们形成了一种对合理性更为普遍的批判时，那么不论从心灵还是情感上讲他们都真正地使自己与那种通过叙事传统传递的意义保持距离。然而，当他们认识到了程式，他们就会对电视社会现实的刻画的合理性或是不合理性进行思考。并且他们是通过把节目符号化为一种商品形式来做到这一点的——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程式、可预见性，等等。在这种收视关系中，无论电视对现实的展现被认为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电视节目都意味着比叙事传统套路本身所传达的内容更多。收视者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接受节目所刻画的现实，通过在交谈中对它们进行批判，通过把节目与其自身的真实经历相比较，或将节目与其他电视节目、电视、报纸或杂志中描绘的事实作比较这种狭小的范围内来创造意义了。当观众认识到了程式性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节目所描绘的现实中摆脱出来，而代之以另外一种参照点，那就是：商品化——一种重要的干预节目制作并能拥有或携带意义的过程。
这种识别程式的思维自觉的特征，包括对文本的摆脱，被一位自称是“终生电视收视者”的女士很好地再建构了起来。她是这样说的：
自我还是个孩子起，我就收看电视，电视节目中始终都存在一种程式。在程式中，英雄是不会被杀死的，因为下个星期他还得出来。某些事情必须根据这种程式来解决，而且，必须在30分钟内解决。因此他们自己设定了问题，之后人们把问题给解决了，节目也就完了。这种节目没有深度。节目老是在原班角色解决老一套的问题中落下帷幕。你能预测到会发生什么。你能认识到这种程式，你能看到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也就不会再去投入了。
有趣的是，这种对程式的认识并没有使人们对文本的解读产生“抵制”或“对立”的情况，至少没有像文化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明显地出现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与之交谈的收视者在谈论他们所看到或听到的电视节目时，他们不仅仅是在说明一种观点。有时，可能更多地是一种例外，而不是规律。收视者自身深层持有的一些东西，即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能够进入到人们对合理性的批判中去，不管是对具体刻画的批判，还是一般化的批判。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批判性收视活动就真正的和文化研究分析人员所说的与人们的自我统一性作用相联系的抵制性或对立性的解读策略有些相似了。一位妇女道出了她对于《迈阿密的罪恶》的女性主义的批评，这个节目是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经常观看的：
《迈阿密的罪恶》使我很不安。克罗凯特（Crockett）和托布斯（Tubbs）每一集都换一个性感的女孩。我认为这一点不可思议。这也是人们为何收看它的原因……一遍遍地观看性爱镜头。但我不相信他们和本周的一个姑娘打的火热的时候还会在乎上周那一个。我对这一点感到愤恨。
同样的，另一位收视者利用他的工人阶级的背景对在“考思比秀”以及《家庭纽带》中有关家庭生活的描述进行了批评，他指出：
“考思比秀”和《家庭纽带》中的家庭都很富裕。但对我来说，我无法想象他们是中产阶级。在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医生还有个律师……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需的一切。这对我而言都显得不真实。我没有成为他们那样子的奢望。
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批判被另一个人以稍微有些不同的方法表达了出来，在论及《我的孩子们》这部他最喜欢的肥皂剧时他说：“你永远不会过上那种日子，但我想每个美国人都想拥有一些那样的东西。但既然你永远不可能拥有它，自然当你收看这种东西的时候，它对你只是一种幻想。”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识别程式（3）
通过比较，人们在认识程式时，开始卷入一种明显不同的文化实践形式。像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他们毫无疑问已摆脱了文本，并且以这种方式偏离了叙事传统套路中那种为人所偏好的意义。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会通过提供一种替代性的——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他们自身的话语——与统治性话语发生抵制和对立，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