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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继卫赌下一颗子弹-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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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反击战以及中东战争中的以军、马岛战争中的英军的同类救治成功率……”
  傅潮声一连报出了20多组数据,会议秘书连记录都来不及,这不得不使大家佩服他的记忆力。也许有人以为他为此专门准备过,但实际上这些数字全是他平时阅读资料时记住的。搞科研的本来对数字就有职业上的敏感,更不要说像傅潮声这种勤奋和有心之人了。他注意到专家教授们在这一串数字攻击下有的张口结舌,有的频频点头,总的看注意力都相当集中,心中暗想往往最简单的是最雄辩的,最枯燥的是最生动的,不禁有种越战越勇的气势。
  “大家可以看出,军事医学向着战场化、综合化和高技术方向迅猛发展。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的边境反击作战是一场局部规模的常规战争,我们在座的好几位专家都曾带医疗队上过前线,可颅脑伤外科救治率和抗美援朝期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尽管说受到‘十年动乱’的破坏,但这和国内整体神经外科发展势头相比,仍有鲜明反差。而国外那时的水平就比我们高得多,更不要说近期的几场高技术战争了。这就说明,在临床医学快速发展,已与国际水准接近或持平的同时,军事医学,包括组织理论、救治技术、保障条件等进展缓慢,制约了卫勤保障效能的发挥。军事医学建设是个系统工程,一项一项一流技术的组合,并不意味着整体效能的提高。军事医学必须遵循自身规律加速建设,才不致在关键时刻拖其他学科的后腿。”
  傅潮声略作停顿,第二轮语言轰炸又跟了上来。
  “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上科技、资讯出现国际化倾向,我们的通用学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借鉴吸收和交流合作机遇,这些学科建设的战略重点,应适时向交流化、国际化调整,纳入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当中去。而军事医学相对来说,对外交流是困难的,要使之同步发展,必须予以较大的政策倾斜,这与当年的神经外科面临的情形相似,需要给予优先考虑。而且这与主干学科的发展不仅不矛盾,并且存在更强的互促关系和双赢关系。在通用医学为军事医学提供有力支持的同时,军事医学也能够为之提供一个发挥优势的平台,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傅潮声讲这番话的时候,一直小心地斟酌着词句。讲完后正待观察一下大家的反应,那边病理学的郝院士咳嗽两声,发话了。
  “刚才傅老说过,发展军事医学谁都没有意见。这种发展应该是重在学术水平、科学技术上的发展,可是为什么说到建设就要盖房子?面积两万,资金上亿,军事医学不像医院,是个非赢利性的领域。这么巨大的一笔资金,要是用在仪器设备上和人才引进上,效果将是何等惊人?我们教研室用的还是1958年盖的房子,我并不觉得会影响出人才出成果。国外许多大学研究所照样拥挤不堪,甚至在楼道里办公。我们基础学科这些年日子过得特别艰苦,我倒要呼吁一下,有那么多经费去增砖添瓦,还不如先救济救济我们吧!”
  郝院士边说,边用两个指头点击着桌面。
  病理学属整个医学体系当中的基础部分,一个医学生今后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从很大意义上说,取决于他对医学基础理论掌握和感悟到什么程度。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中实用主义的风行,就像一度造原子弹的不如煮茶叶蛋的一样,由于医学体系各部分与社会和经济直接接触距离与效果的不同,效益、社会关系、知名度也各不相同,便有了“床边(临床)比床腿(基础)吃香、床面儿(外科)比床里儿(内科)来钱”的区分。基础医学和军事医学一样,是属于嘴上重要、手里没钱的领域。所以郝院士的困恼多半是2M型的:Money(缺钱)和Men(缺人),是基础领域“红心向党(红眼病、嫉妒心,向党要钱要翻身)”的首席发言人。
  因为他反映的是整个基础学科经费不足的问题,引来好几位教授的赞同声。
  等着大家发完牢骚,傅潮声笑笑说:“1958年的房子不一定就不好啊,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就是1958年盖的,现在不也挺好用的吗?”见大家没什么反应,知道这一“幽默”有点不合时宜,就自己干咳了一声,“事实上,当时的基础部大楼,还真被评为本市的十大建筑之一。我上大学的时候,郝院士那里是比较宽敞的,记得乒乓球室就有两个,现在是全堆满设备了,如果当年没有点超前思想,它也早就不够用了。基础学科的硬件建设,包括用房和设备,政委我们反复议过,必须加强,但这里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
  “如果从房子说起的话,军事医学的用房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迫切地步。各位专家算一算,大学基础、临床、药学、军事几大块,临床不必说,财大气粗,有几十万平方米的用房,基础粗算接近十万,而军事这块也有二十六个教研室啊,可总共只有万把平方米,还包括教室。因为军事医学建设得较晚,这些年又发展得较快,这些用房中有三分之一属寄人篱下,东占一块儿,西借一块儿,有房子漏水的,有干脆没水的,有的一个教研室分三下里,相距八百米,他们多么期盼早日完成统一大业呢。可以说,这是学校欠他们的。如果把学校比作一只鼎,谁也不愿看到有一条腿是小儿麻痹的吧?不仅如此,为了今后的发展,我们还必须慎重地适度地超前建设,形成规模优势。”
  何懔越来越感到担心,这个会开得太不协调了。本来是座谈会,现在成了辩论会了;本来是征求意见听取建议,现在成了忙于解释疲于应付了。傅潮声太着急,也太丁是丁、卯是卯了。的确,专家们提到的多是涉及军事医学发展的基本原则问题,必须讲清楚说明白,但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往往不是一朝一夕、三言两语就能完成的。傅潮声的许多想法曾向他谈过,他也没有彻底理解和认同,凡事总有个消化过程。虽说在座的都是些大教授名专家,可他们也是普通人——有弱点、有私心、有倔脾气。对待他们,有时可以借鉴幼儿园教师怎样对待孩子:哄、逗、夸、奖并用,讲道理未必是最佳办法。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情况正好相反。这些管理艺术往往是傅潮声这种专业技术领导想不到做不到的。
  看到专家教授们气势渐盛,何懔想替傅潮声解释几句,细想又提醒自己过早过浅表白观点乃是当领导的一忌,便侧过头去,低声对旁边的林副校长开玩笑说;“我倒想起我们家乡有句土话:一套犁耙,先耕张家,后耕李家。哼哼。”
  虽说何懔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题外话,林副校长却领悟了他的意图,略一踌躇,待傅潮声说完,马上接着说道:
  “郝院士,经费的问题,有的是分期付款,有的是预先垫支;还有军事医学本身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或是以前争取到实验室建设经费而没动用,自身节省的;各医院也大力援助,学校准备再向上级要一些,这样就尽可能化解了经济上的压力。且不说军事医学是军医大学存在的前提条件这类大话,就算是个人购买经济适用房,找父母和兄弟姐妹赞助一下,也是常情呢。对基础医学的建设也要走这条路,校党委已列入议事日程,下一步加紧论证。”
  又有几位专家发了言。因为大家的疑惑、不满都是针对学校军事医学方向调整的,所以仍旧只有傅潮声最有条件解答沟通。
  这时,一个声如洪钟的声音在会场中炸响:“投入要看产出,办大学也应该遵循一点经济规律!我们看到的是军事医学摊子越铺越大,成果越来越小,他们能保证有了大楼就有大奖吗?”
  这个声高气壮的是龙教授,四十开外年纪,发黑密,面如柚,精力充沛,虎步鹰视。他是药理学专家,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何梁何利大奖获得者,也是学校下一步最有希望的院士候选人。
  “龙教授,我以为,军事医学作为学科建设,首先应该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前面也有大嗓门说话的,那是因为人家听力不好,怕大家听不清,可年富力强的龙教授不是这样。当地有句方言叫作“马倒”,或称“马干吃尽”,可以作为龙教授为人处事的注解。“马”在这里的意思,类似于《说文·马部》“马,武也”,即强迫欺压之意,有一次经他“马倒”了,就有可能一直被他压着一头,直至“马干吃尽”。前任校领导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傅潮声也陡然提高了声音。他注意到莫主任在向他微微摇头,但他坚持认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偏颇的观点就是不能纵容妥协。
  龙教授是从地方医科大学以30万年薪,外带一套房子引进的,聪明能干。他在新药的研制、设计和开发上颇有一套,手里光国家一类新药的研究项目就有两三个,并且均与国内大型集团企业谈判联合开发,引进资金近亿元。投资公司为了鼓励他加快研究步伐,不惜以可观的奖金及高级轿车相赠。他的办公室、轿车的豪华程度及个人支配的资金力度,就是校长也望尘莫及。可以说他们是医学行当与市场关系最为密切、最先富裕起来的部分之一。
  医学教授可以粗略分成这样几类:
  有理论型学者。例如郝院士,擅长逻辑思维,总能够在他人看似平常的地方,总结归纳出经典论断,著述等身,就像论文印刷机。
  有技术型学者。集科学家的严谨和艺术家的天赋于一身,普普通通的技术方法一经他的手,便可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活,就像精密车床,张主任就是杰出代表。
  有公关型学者。科学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而研究越是深入,回报的难度就越大,适时以适量的成就交际于学术圈子之间,以关系挣头衔,以头衔求地位,以地位揽成就,可提前超额进入省时省力的良性循环,就像蜘蛛轻盈而致密的大网。
  有求索型学者。如莫行健之流,智慧多到不知怎样使用的地步,一般情况下不愿多踩前人一步脚印,就像挑战自我的攀岩。有这样一个笑话描述他们的特征:世界医学大会上,甲上台介绍断头移植,赢得一片掌声;乙推出头颅再生技术,满堂叫好;丙要谈一谈切除扁桃腺,差一点儿被轰下台来,只见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切扁桃腺无血无痛,且从肛门进刀,顿时全场震惊。
  还有一种教授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敢于冲浪的财富型学者。他们就像一把量金的魔尺,以知识的眼光瞄准社会需求和经济效益,又以市场的规律内窥医学增长点,往往成为商与医的双料英雄。
  当然,以这些学术“老总”们的品性和动机也有一辨:他们有的可称为泰斗,有的可称为学霸;有的可称之为鼻祖,有的可称之为帮闲;有的可称之为创业者,有的可称之为投机者。
  龙教授走出了一条市场医学的成功之路,可就是做人太过圆滑,因而是傅潮声个人感觉中不大喜欢的一位。可以这样判断,他的调入,主要是看中了军医大学的品牌效应,也不无想走入选院士的捷径的私念。他原来工作的医科大学是市属院校,现在没有院士,近期争取也难,而江山军医大学有4位院士,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大得多,至少这4票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刚来时,他弄不清傅家父子的矛盾关系,对傅潮声这个普通的学科主任友好得不行,无非是想拉傅院士的关系。后来明白了这爷俩儿真是水火难容,立刻偏向傅院士的阵营,对傅潮声极尽攻击之能事。现在,看到傅老爷子作为资深院士,没有投票权了,来往上也明显地降了温。
  院士是一个国家最高学术水平的象征,是学术界最高且终身荣誉享有者,也是国家与民族科学风尚的引领者和规范者。院士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很高的政治和工作待遇外,还得到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如傅老爷子他们除固定领取工资奖金以外,所得到的军队及地方政府月经济补贴均在万元以上,一些学科的院士因学术知名度,所获得的诸如评审、讲学、咨询、顾问等酬劳也是相当可观的。在科技起步较晚的中国厚待院士,本是可贵和必要的,但此种名利诱惑引发的学术腐败现象也应运而生,使得在科学以外投机钻营的花样开始繁多起来,世俗的技巧再加上科学的创新,成为科学界新生的恶疾。
  这让傅潮声尤其反感。
  对龙教授提出的问题,回答要比承认容易,说到底,是国家对成果认可的机制。许多发达国家并没有从国家到军队到省部到基层层层设奖,原子弹、航天飞机、隐形轰炸机也没听说拿过什么大奖,可谁也不能说那不是科技成果。傅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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