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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我的过失：长期来，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但保留中国的气质，可我哪能料到，这两样东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
我让她学习适应美国的环境。什么叫美国的环境？假如你在美国出生贫穷，这并不是什么永世不得翻身的耻辱，你可以先争取到个奖学金。如果你让哪片屋瓦砸破头，不必为你的晦气而哭泣，你可以去控告屋主……在美国，反正你可以任意改变你处身的境地。
她很快就学会了这一切。可我却教不会她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容易的东西都不值得去追求，要认清自己的真正价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
她才不听这一套呢，在我苦口婆心给她讲这些时，她只顾嚼口香糖，巴嗒巴嗒的，然后吹起一只比她自己脸颊还大的泡泡。
“喝干你的咖啡杯，”昨天我对她说，“不要剩下一点，罪过的。”
“又来了，妈，你别这样老派，”她咕咚一口喝完了杯中的咖啡，“别再对我管头管脚了，我是我自己的。”
她怎么可能只是她自己的？我何时放弃过她？
二
女儿又要结婚了，因此特地要我去她常光顾的那家美容院，去请教她那有名的劳雷先生。我知道她的用意：她对我的打扮不满意，觉得有失她的面子，在她丈夫、公婆和律师及诸亲友前不好交代：人们会想，薇弗莱的母亲怎么如此老式如此土气呀！
“我可以让安梅姨帮我做头发。”我说。
“可劳雷却是著名的理发师，他的头发做得极好！”女儿似没听见我说的；自顾滔滔地说开。
我只好坐上劳雷先生的理发椅，然后女儿开始在一边指手画脚地评判着我的头发，好像我是个木头人似的。“看，怎么都扁平了，波纹都直掉了。”她批评了一通，“她需要剪一剪烫一烫。她以前一直是自己做头发的，从没进过美容院。”
她从镜里看着劳雷先生，劳雷先生则从镜子里打量我，一种职业性的打量。
“她要做什么式样？”劳雷先生问，他以为我不懂英语，说着，捏捏我的头发。
“妈，你要做怎样的式样？”我不明白为什么，她突然给我做起翻译了，未及我开口，她又自作主张地对劳雷说：“她想隐隐有一曲波浪，但不要剪削得太短，否则待举行婚礼时，头发会蓬松起来。她不喜欢烫得太卷曲，也不喜欢太古怪。”
然后，她又回头大声对我翻译著：“是吗，妈？是不是不要烫得太卷曲？”
我笑了笑，一种挺美国式的微笑，但在美国人看来，这还是一张中国脸孔，一张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中国脸孔。可我心里泛起的，却是一股羞愧。我之所以羞愧，是因为她，我女儿为我觉得羞愧，可我一直却是，为有这么个女儿而骄傲的。但她并不因为我是她母亲而觉得骄傲。
劳雷先生继续摆弄了一番我的头发，然后他看看我，又看看我女儿，说了一番实在令我女儿很沮丧的话：“哎唷，真是不可思议，你俩长得多像！”
我笑了，这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微笑，可我女儿的笑容，却显得十分勉强。只见劳雷先生叭嗒一下捻了个响指：“洗头！给龚太太洗头。”
当椅子边只有我女儿一人时，只见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皱皱眉，说：
“脸颊是一样的，”她指指我的脸颊，又晃晃她自己的，然后再撮起嘴唇，将自己两边脸颊深深凹进去，再次端详着镜中的自己，与我比较着。
“一张脸的长相，可揣摸出人的气质性格，还可以推测未来。”我随口说。
“什么意思？”她问。
该轮到我说了。瞧这两张脸，那么相像！这么说，连同快乐、悲忧、好运和过失，都会十分相像了。
我想到自己的母亲，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时。
三
我的母亲——你的外婆，一次曾专门为我看了相。那晚正是大年夜，过了年我将是十岁了，这在中国是一个大生日。或许正看在这一点上，她没有讲太多批评我的话。
“你很有福气，”她说着捏捏我耳垂，“瞧这对又肥又厚的耳垂子，就像我的一样。耳垂子边薄的，生来就是穷命。你长着一对好福气的耳朵，但你必须不放过任何机会。”
然后她又轻轻拍拍我下巴：“下巴正好，不长不短，说明你的寿数恰到好处。寿命太长也不好，变成一种负担了。”
至于鼻子，你外婆说：“你的鼻子也像我，鼻孔不太大，因此守得住钱财，鼻子挺直，也是个好相，鼻子不正的女孩，运气总不好。”
然后她又掰开我的头发：“我们的额头也很像，或许你的前额比我更宽，因此你比我更聪明。而你的发鬓长得比我低，这说明你在年轻时，生活上会有些坎坷……眼睛也很好，是诚实热情的，你会成为个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媳妇。”
当时我还很小，我很希望长得更像母亲一点，因此，不觉时时模仿她的表情和举止。
我变得和她越来越像了。可一次洪水，却让我和母亲分开了。我的第一个婆家把我撵出来了，然后又是一场战争，接着过了一个大洋，把我带到新的国度。妈再也不会知道，这些年来，我的脸相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的嘴角开始者往两边耷拉，而我的眼睛，也开始很美国化地左顾右盼，而在旧金山一辆拥挤的电车上，一个急刹车，把我的鼻子撞歪了，那正好是在我们去教堂的路上。
在美国，要想保持一张不变的中国脸孔，那是很困难的。甚至在我还未去美国以前，在北京，我就特地花钱请了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小姐，让她教我该如何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
她曾经如此对我说过：“在美国，你万万不能对人说，你要永远留在美国。如果你是个中国人，你一定得说你羡慕美国的教育及他们的思维方式，你必得向他们表示，你要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然后把学到的本领献给中国人民。”
“那……如果他们问我，我想学哪一门专业，我该怎么说？”
“宗教，你一定得说，你要学习宗教。”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如此教导我，“美国人对宗教，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人的想法，各有不同。因此在这方面，无所谓对与不对。你只要对他们说：‘我是为上帝而赴美深造’，他们立时会十分敬仰你。”
然后，这女孩子代我填写了一份表格，我再把她所写的抄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完全能默写下来为止。在姓名一栏上，我填上琳达·孙，生辰日期：1918年5月11日，出生地：中国太原。而在职业一栏，我写上神学院的学生。
最后，在接受了我更多的钱之后，那女孩子又给了我一个忠告：“首先，你必须找个丈夫，最好是找美国公民做丈夫。”
大约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她很快又补充着：“当然，美国公民也有中国人。‘公民’并不一定指高鼻子外国人，但如果你丈夫不是美国公民，那你还得做第二件事，就是生个孩子。是男孩或女孩在美国倒问题不大，反正他们都不会给你养老送终的，你说呢？”我们哈哈大笑。
“不过，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小心，”她对我说，“如果移民局问你有几个小孩，或者你想要几个孩子，你必须回答吓，你还没结婚呢。’语气要诚恳虔诚，表情要真挚坦然。”
当时的我，一定显出一种困惑的表情，因此她马上接下去解释着：“要知道，你一旦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他可以让母亲也作为美国公民留下，懂不懂？”
但令我困惑的不是这，而是为什么她说我应该语气要诚恳，难道平时的我，给人的印象还不够诚恳坦直吗？
我女儿总跟人家说，我是从中国经过一段长途颠簸才来到美国的。这话是不对的。我并不是那样穷。我是乘飞机，而不是坐船来的。我的第一个婆家给了我一笔钱，然后我做了十二年的电话接线员，也积了一笔钱，因此我并不穷。但我乘的那班飞机，却飞了三个星期：它在香港、越南、菲律宾、夏威夷等地都要停留，因此待最后抵达美国时，我再也扮不出一副真诚快乐的表情了。
女儿，你还者要跟别人说：我是在“中国屋”餐馆遇到你父亲的，说是我有一次从甜饼馅里吃出一张命运纸，上面写着，我将嫁给一个黑黑的漂亮男人，我刚把那张纸放下，那个饭店侍应生就冲着我笑，后来，我就嫁给他了。你真会胡开玩笑。你父亲根本从未当过侍应生，我也从不上这餐馆吃饭。从来只有美国人才爱上“中国屋”吃中国菜。如今这家“中国屋”餐馆已拆掉了，在原址上造起一家麦唐纳餐馆，而中国招牌上则写着“麦东楼”三个字。这简直在胡搞，什么“麦东楼”！唉，你呀，你们呀，都被那种假中国化迷惑住了。让我把一切都如实告诉你吧。
我刚到时，海关处并没人问过我什么刁难的问题，他们核对了我的证件后，就让我进关了。我决定先去找那个北京女孩提供给我的地址。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来到加利福尼亚街，看见一幢高耸的大厦，这是老圣玛利亚教堂，布告栏上写着：上午七时到八时三十分，中国礼拜。我默记着这个时间表，以防万一移民局问我在哪里做礼拜，我就可以对答如流了。随后我穿过马路，对面是一幢普通楼房，只见墙面漆着这样的字样：今天的得救为了明天的安宁①——美国国家银行。当时我就想，噢，那就是美国人做礼拜的地方。今天，那个圣玛利亚教堂还在，可当年那幢低矮的银行已拆掉了，竖起一幢五十层楼的大厦，就是现在，你与你的未婚夫在那儿供职，盛气凌人地应付每个纳税人的地方。
当女儿听到这里，总会乐得哈哈大笑。看不出吧，老朽的母亲也会讲几句笑话的。
我继续沿着小坡路往上走，街道变得越来越狭窄、阴暗和肮脏，虽然一路上能不时看看各种有中国特点的装饰，却都是粗糙蹩脚得很，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要把中国风味中最落后的部分作为特色来点缀？他们为什么不建造些庭园或水池之类？
①英语得救与储蓄为同一词，琳达在这里搅混了。——译者注
我终于按地址找到了那个北京女孩提供我的地方，尽管我早对此不抱太高的希望，但那个吵闹肮脏的环境，还是令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是一幢绿色大楼，一大群孩子老鼠样在楼道上窜蹦着。在402号，一个老太太出来了，她一开口就抱怨着，她足足等了我一个礼拜。然后，她又很快就写下几个地址给我，随后她向我摊开她的手，我给了她一美元，她不屑地瞄了眼，说：“小姐，”她用汉语说，“这里是美国，哪怕一个叫花子，一美元也打发不了的。”我又给了她一美元，她说：“唷，你以为我这个咨询如此廉价呀！”我只好再给她一美元，她这才不吭声了。
我按照这个老太太提供的地址，在华盛顿街找到一个廉价公寓安下身。这种廉价公寓，通常都位于一家小店楼上，然后，又根据那花了三美元才获得的咨询名单上，我找到一个每小时有七十五美分的工作。那可是个可怕的工作。本来我希望能做个售货员，但我的英语不行。而这个工作，是为外国男人做按摩。我马上知道，这种行当，犹如中国的四等妓女无疑，因此我马上辞掉了，并用黑墨水把那个地址涂掉了。而其他职业，大多由广东人和台山人垄断着，这些南方人世世代代在这里，打下了根基，发了洋财，由他们的重孙或玄孙掌握着整个华人区的命脉。
由此想到母亲曾对我说过：“我早年的生活是坎坷颠簸的，这很有道理。后来，我就在一家甜饼工场做事。我们坐在机器边的高凳上，机器上不断运送出滚烫的小煎饼，而我要做的，则是抓起那滚烫的金黄色的煎饼，嵌进一张命运条，然后趁着煎饼尚未变硬时，把它们对折。这工作看着简单，却十分辛苦。你如果下手太快，会让烫黏的面团灼痛手指，落手太慢，甜饼就会变硬，那就无�